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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風起雲湧的年代，基本上只有大英帝國本身受到震撼。可是1929－1933年之際的經濟大恐慌，卻整個地搖動了居於依附地位的世界。因為就實際情況而言，這些地區在帝國主義時代一直有持續的增長，甚至連大戰也不曾中斷這種繁榮，因為它們絕大多數都與大戰地區距離遙遠。而當時許多殖民地的人民，與擴張中的世界經濟自然也尚未發生任何關係，更不覺得自己遭受到任何與以前不同的新影響。對於那些自古以來就胼手胝足，辛苦挖掘運送的黎民男女來說，自己日夜從事的勞動，究竟是在哪一種全球性的環境之下付出，又有什麼相干，有什麼不同呢？不過儘管如此，帝國式的經濟，畢竟給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帶來相當影響，在以出口為生產重心的地區，情況尤其顯著。有些時候，這些改變甚至早已以某種為當地民眾或外來統治者認知的政治形態浮現。1900年至30年代，秘魯的農莊田園開始轉型，變成了沿海的製糖工廠，或內陸高地的商業性牧羊場。於是印第安族勞工原本向海邊城市移民的涓滴，開始匯變為一股洪流，新思想隨之向傳統的內地逐漸滲透。因此到30年代，一個位於安第斯山脈（Andes）3700米之上，外人極難到達，「極為遙遠」的小村落瓦斯坎卡（Huasicha），卻已經在辯論到底哪一個全國性黨派最能代表它的利益了（Smith 1989，esp．P．175）。不過絕大多數時候，除了當地人之外，外人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這些小村落已經發生了多少改變。
比方說，對於一個幾乎從來不曾用過金錢，或僅在有限用途上使用金錢的經濟社會而言，一旦進入一個以金錢為唯一交換標準的經濟世界裡，意味著什麼樣的變化？那些位於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眾多島嶼，即是一例。財貨、勞務，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交易，都發生了根本改變。原有的社會價值，事實上甚至連原有的社會分配形式，也都因此發生變化。對於以產米為主，遵奉母系社會，位於馬來西亞的森美蘭州（NegriSembilan）農民來說，祖宗傳下的土地，一向是由女人擔負主要的耕種責任，而且也只能經由女子繼承。至於叢林之間，新近由男人清理開墾出來用以種植次要作物的土地，卻可以直接留傳給男性。但是隨著橡膠價格的上漲，其利潤比稻米為高，兩性之間原有的平衡便開始改變，由男性相傳承的家產分量愈形加重。這項轉變，加強了傳統伊斯蘭教派領袖的地位。他們一心以父系威權為主，自然無時無刻，不想把他們的「道統」觀點強加於當地的風俗習慣之上。更不要說當地的統治者及其家族，也是該區普遍母系社會當中唯一實行父系社會的例外（Firth 1954）。依賴性的經濟社會，便充滿了諸如此類的改變與轉型。但是生活於其中的各個社群，與外界的直接接觸卻很少——就馬來社會的例子而言，也許只是經由一名中國貿易商人的中介。而商人本人呢，最常見的情況，恐怕原來是一名來自中國福建的農民或工匠。母國的文化傳統，使其習慣於勤儉維生，尤有甚者，使其深諳金錢奧秘複雜的功用。但是，除了這兩項不同的特點之外，這位出身寒微的中國商人的天地，距亨利·福特及通用汽車現代世界的距離同樣甚為遙遠。
儘管殖民世界產生了這些變化，世界性的經濟看來卻依然遙遠，因為它帶來的立即性及可辨識的衝擊力，基本上並無巨變性的影響力。不過在印度和中國等地，卻有一些孤立的工業地區出現，它們成長快速，勞力低廉。因此1919年以來，勞工階級的衝突鬥爭便開始不斷蔓延，其中甚至不乏以西方模式為師的勞工組織。此外，並出現一些大型港口和工業城市，以此為據點，依賴性經濟的世界便與操縱其命運的外在世界經濟相互往來。如孟買、上海（其人口總數由19世紀中期的20萬人，一躍而為20世紀30年代的350萬）、布宜諾斯艾利斯，以及規模較小的卡薩布蘭卡（Cassblanca）。卡薩布蘭卡的人口自開埠成為現代港市之後不到30年的時光里，便增長為25萬人之眾（Bairoch，1985，pp．527 525）。
經濟大蕭條的出現，卻改變了一切。依賴地區與通都大埠，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社會的利益，一下子猛烈交疊，衝擊力之大明顯可見。單就農產品價格一項，便足以造成這種強烈的效果。一向為第三世界經濟賴以生存的農產品價格慘跌，遠低於他們向西方購進的成品的價格（見第三章）。於是殖民主義與經濟依賴的狀態，甚至對那些曾由其中受惠的人而言，也變得無法接受了。「開羅、仰光、雅加達——即荷屬時期舊稱的巴達維亞（Batavia）——各地學生紛紛動亂。並不是由於政治的希望渺茫，而是因為眼前的蕭條，已經將以往支持殖民主義的心態一掃而空，其父母一代對殖民主義的接受度至此蕩然無存。」（Holland 1985，p．12）其實其中原因不止於此：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也第一次感受到天災以外的大震撼（戰爭時期除外）。這種災害，非祈禱可以解決，只有抗議一條路。於是，政治動員的廣大基礎自此成形，在農民生活廣受世界市場經濟體系擺布的地區里尤其如此，如西非沿海，以及東南亞一帶均是。與此同時，大蕭條也將依賴地區的國內外政局，造成極不穩定的狀態。
因此20世紀30年代是第三世界關鍵性的10年。主要原因，並不全在蕭條導致政治走上激進的方向。卻更在蕭條為政治化的少數人與本國一般人民之間建立了共同的接觸面。這種情況，在印度等地已經有民族主義運動動員民眾的國家也不例外。30年代初期，印度再度掀起廣大的不合作運動浪潮，英國政府最後讓步，同意頒布一部妥協性的憲法。1937年，印度各地首次舉行省級選舉，國大黨獲得全國性的支持。在心臟地區恆河（Gange）一地，其黨員人數便由1935年的6萬餘人，暴增為30年代末期的150餘萬（Tomlinson，1976，P．86）。這種現象，在迄今尚未如此廣大動員過的國家裡更為顯著。未來時代群眾政治的輪廓，不論模糊或清晰，從此開始逐漸現形。如拉丁美洲的民粹主張，便以具有極權性格的領袖為基礎，開始尋求都市工人的支持。加勒比海等地的工會組織，進行了大規模的政治動員；他們的領導人，日後都有成為黨派要人的可能。風塵僕僕往來於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工人移民，成為該國革命運動的強大基礎。而在越南等地，則出現了一個與小農有強烈聯繫，以共產黨人為基礎的全國性抵抗運動。凡此種種，不勝枚舉。至少在馬來亞一地，蕭條的年月從此打斷了殖民統治當局與小農大眾的結合力量，為未來的政治發展，挪出一片空間。
到30年代結束，殖民主義的危機，已經延伸至其他各大帝國。雖然其中的義大利和日本二國，當時仍在不斷擴張之中（前者剛侵佔了衣索比亞，後者則正力圖征服中國）——不過它們的好日子也不長久。至於1935年時頒布的印度新憲法，原為英方殖民政府勉強與勢力甚囂塵上的印度民族主義妥協的產物，此時卻因國大黨在各地選舉中的全面勝利，成為英國向印度民族主義一大讓步的象徵。在法屬北非地區，嚴肅的政治運動首次在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等地興起——甚至連摩洛哥也發生了零星的衝突事件——而法屬的印度支那，在正統的共產黨鼓動之下的群眾運動第一次變得嚴重。在印尼，荷蘭也力圖維持控制，而印尼「對於近年來發生於東方各種運動的感應，一向與其他國家不同。」（Van Asbeck1939）其不同之處，倒不在它比別人格外安靜；而在當地各種的反抗勢力——伊斯蘭、共產黨，以及世俗的民族主義運動——不但內部分歧不斷，彼此之間也衝突頻頻。甚至在一向被殖民當局看作昏昏欲睡的加勒比海地區，特利尼達（Trinidad）的油田地帶也興起了一連串的罷工事件。而牙買加的農林墾殖區及城市，也於1935-1938年間轉變為暴亂不斷遍及全島的衝突之地，暴露出這以前從未見過的民眾不滿情緒。
在這段騷動不安的年月里，只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陸一片死寂。然而在1935年後，蕭條的年月卻也為這片沉默不語的大地帶來了罷工。罷工的怒火，由中非的產銅帶點燃。倫敦當局從中認識到一個事實：農村男子由鄉間大量移往礦區的情況，對社會、對政治，都有著不安定的破壞力量。於是，它呼籲殖民政府改革現狀，要他們籌設勞工部門，著手改良工人的工作環境及條件，以穩定勞工階級。1935年至40年代興起的罷工風浪，遍及全非洲，可是基本上卻不具任何反對殖民統治的政治意味。除非我們把當時以黑人為對象的非洲教會及預言家迅速擴張的現象，以及如產銅帶興起的千禧年瞭望運動（Watchtower，源自美國）等反對世俗政府運動的流行，也算作政治性的產物。殖民政府開始首次尋思反省，反省經濟變化對非洲農業社會帶來的不安後果——事實上當時非洲社會正度過一段相當繁榮的增長時期——並且開始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