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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動員抵抗法西斯——即德國陣營——的號召，需要三方面的響應。其一，凡在對抗軸心勢力一事上具有共同利害關係的政治力量，必須聯合起來。其二，擬定一套實際可行的抗敵方針。其三，各國政府作好準備，徹底實行這一套抗敵方針。而在事實上，這項動員計畫一共花了8年工夫才大功告成——如果我們把全速邁向世界大戰的起點從1931年算起，前後甚至有10年之久——然而，當時眾人對這三項號召的反應，常常猶疑遲鈍、混淆不一。
聯合一致對抗法西斯。基本上，這第一項呼聲比較有可能贏得大多數的立即響應。因為法西斯對異己者「一視同仁」，無論是各門各派的自由主義分子、社會主義者、共產黨，還是任何一種形式的民主或蘇維埃式政權，一律被其視為大敵，務必摧毀。套句英國老話，大家若不想被個別「絞死」，那就最好彼此「絞在一起」合力對敵。當時，在「啟蒙左派」（Enlighte Left）的陣營里，共產黨原是最具分裂性質的一支政治勢力。它們的炮火（攻擊鬥爭，不幸正是政治激進分子的特色）往往不打向那最明顯的敵人，反而集中全力攻打身邊的頭號競爭對手——社會民主黨。可是希特勒奪權之後，18個月間，共產黨的方針便有了180度的大轉變，一舉成為反抗法西斯聯合陣營當中最有組織、也最有效率（一向如此）的鬥士。共產黨的轉變，根除了妨礙左翼陣營內部攜手合作的最大阻力。不過，左翼內部彼此之間那種根深蒂固的懷疑心態，卻依然縈繞不去。
共產國際提出的策略，本質上屬於一種同心圓式的圍堵（與斯大林共同提出）。當時共產國際已經選出保加利亞籍的季米特洛夫（Gei Dimitrov）為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曾在1933年德國國會縱火案的審判中，公開向納粹當局勇敢挑戰，激起各地反法西斯的洪流。於是以勞工階級聯合勢力組成的「聯合陣線」（United Front）為基礎，共產黨開始與民主分子及自由人士組成的「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攜手合作，形成廣大的選民及政治聯盟。除此之外，隨著德國力量的挺進，共產黨更進一步擬出策略，將前述兩陣線擴大成為「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全國上下，不分意識形態、政治信仰，一律以法西斯（或軸心勢力）為眾人的頭號敵人。這項由左而中而右，超越政治路線的反法西斯合作主張——法國共產黨「向天主教徒伸出友誼之手」，英國共產黨擁抱一向「聲名狼藉」、專門對付共產黨的丘吉爾——卻較不為傳統左派所接受。一直到了戰爭迫在眉睫，實在不得不出此下策之際，後者方才勉力相從。然而中間路線與左派人士相結合，在政治上的確有其道理存在。於是「人民陣線」分別在法國與西班牙兩地穩住陣腳（法國是最先試用此策的國家），一舉鎮住國內的右派勢力，在選舉中獲得戲劇性的大勝（西班牙於1936年2月，法國於同年5月）。
中左派聯手在選舉中獲得重大勝利，證明以往分裂不和的不明智。左派陣營內部的人心，更開始顯著地向共產黨轉移——尤其以法國為著，然而，共產黨的政治基礎雖然擴大，反法西斯的力量卻不曾真正受惠。事實上，法國人民陣線雖然在選舉中得到多數支持，並選出法國有史以來首次由一名社會主義人士——知識分子布魯姆（Leon Blum，1872－1950）領導的政府，可是激進派、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三方結合獲得的實際票數，卻只不過比三者於1932年的選票總和多出1％而已。西班牙人民陣線領先對手的差距雖然比此稍大，新政府卻面對幾乎達半數依然反對它的選民（西班牙左派的力量，比前還更強盛）。但是儘管現實不盡理想，勝利的果實畢竟甜美，不但為當地的勞工及社會主義運動激出了希望，更帶來了陶醉的喜悅。但在事實上，當時英國工黨的境遇極慘，先有經濟蕭條，後有1931年的政治危機——議席一潰而為只佔50席的慘況——4年之後，票數雖有上升，卻始終不曾恢複蕭條前的盛況，其議席儀略多於1929年的半數。1931－1935年間的保守黨票數雖有減少，也僅從61％左右略降為54％。1937年起由張伯倫領導的所謂英國「國民」政府（其名日後成為姑息希特勒的代名詞），事實上擁有雄厚的多數民意基礎。如若1939年的戰事不曾爆發，英國必於1940年舉行大選，相信保守黨必能再度輕騎過關。其實，除了斯堪的那維亞的社會民主黨派甚有所獲是為例外之外，西歐各國在30年代的選舉結果，並沒有大規模向左轉移的跡象。反之在東歐和東南歐選舉依然倖存的地區，卻有相當大的選票流向右翼。但是新舊大陸之間的政治氣象則截然不同。1932年美國大選，民主黨的選票由1500～1600萬票驟升，幾乎高達2800萬票。4年後的1936年，羅斯福再度獲勝，此番贏得的選票比前稍少（此事除了選民之外，人人跌破眼鏡）。不過就選舉意義而言，羅斯福政治生涯的高峰已於1932年度過。
因此，傳統右派的眾家對頭，雖然在反法西斯的呼聲之下組織起來，其支持人數卻不曾因此而有所增加。總的來說，反法西斯比較能夠動員政治上的少數分子，遠勝其對主流多數的影響。而在非主流的少數當中，又以知識分子及關心藝術的人士最具接受其觀點的開放心靈。因為國家社會主義高高在上的姿態，以及其對既有文明價值觀的侵略敵意，文學藝術人士對此首當其衝，感受最為敏銳（至於另一批受到國家主義暨反民主思潮鼓動而興起的國際文學流派，則不在此類人士之列，見第六章）。於是納粹種族主義立即採取行動，造成散佈於這些尚存寬容氣氛的園地里的猶太及左翼學者大批流亡。納粹分子敵視知識自由的心態，立刻使得德國各大學幾乎三分之一的師資遭到被逐的命運。希特勒上台的同時，便是納粹版「焚書坑儒」的開始：「現代派」文化受到猛烈攻擊，凡屬猶太及其他不合納粹心意的書籍均遭焚燒。令人感到沉痛的是，對於排猶一事，除了某些確屬倒行逆施的作為之外——如納粹集中營，以及剝奪猶太裔德國人的權利、令其離群索居、貶為下等人等等（根據當時的標準，只要內外祖父中有一位猶太血統便被判為猶太人）——當時一般民眾並不以此為意，充其量視為一時有限度地脫離常軌罷了。因為說起來，集中營也不是什麼新玩意，向來不都是恐嚇共產黨的法寶，以及專門用來關顛覆分子的牢獄嘛。老派保守分子對此還頗具好感呢。而大戰爆發之際，各集中營里一共只有8000餘名犯人（這一類監獄，後來轉變成數十萬人，甚或數百萬人遭受恐怖酷刑的死亡集中營，則是在戰爭進行當中才發生的演變），直到戰爭開始之前，不論納粹當局對猶太人何等野蠻、何等兇殘，其對於猶太人的「最終解決」，似乎也僅限於集體逐出，而非集體屠殺。何況若從政治以外的角度看，當時的德國雖有不甚可喜之處，卻是一個國勢安定、經濟繁榮的國家，並擁有一個頗受人民愛戴的平民政府。但在貌似正常的表象之下，有心人卻可以從當時出版的書籍之中——包括「領袖」本人所著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發現一個事實：即在種種挑動種族情緒、充滿嗜殺口吻的言詞背後，以及達豪（Dachau）、布痕瓦爾德（Buwald）等地集中營里發生的殘酷謀殺裡面，還潛藏著一個處心積慮、意圖將現有文明完全翻轉顛覆的世界。因此，30年代第一批大規模起來反對法西斯的社會人士，即屬西方的知識分子階層（他們當時雖只是少數學生，多數卻出身「人人敬重」的中產家庭，其本身在未來也將躋入中產階級之列）。這批人的實際人數雖然少，影響力卻極為可觀，當然也是因為其中包括新聞從業人員在內之故。後者頻頻向西方非法西斯國家保守的讀者群及決策人士發出警訊，提醒他們注意國家社會主義背後真正的本質。在這一方面，新聞界人士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至於如何抵製法西斯陣營的興起，實際的方針在紙面上看來既簡單又合理。各國應該聯合起來，共同抵禦侵略者的行為（國際聯盟的存在，就為這個目標提供了一個可以大有作為的運作架構）。對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也絕不可有任何妥協讓步。並有威脅恫嚇的手段——必要時採取共同行動，付諸實施——以嚇退或擊敗侵略者的意圖及行動。蘇聯外長李維諾夫（Maxim Litvinov，1876－1952），便自命為這項「集體共同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防禦體系的發言人。但是說來容易做來難，妨礙眾人合作的最大難處，在於其心不一。當時（於今猶然），各國就算對侵略者同具疑懼之心；彼此之間，卻也有其他現實的利害衝突，以致意見不和行動不一。
雙方之間最明顯的隔閡，在於蘇聯與西方世界的對抗。一邊是處心積慮、一心以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並最終建立遍布全球之帝國為已任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一邊則是洞悉蘇聯心意、視其為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