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前述各類運動的興起，正是災難大時代自由主義衰亡現象的一部分。雖然自由陣營的敗退，以至於法西斯主義出現為其最戲劇性的高潮。但若完全用法西斯來解釋自由主義的衰亡，這種看法，即使用在30年代也值得商榷。因此，在本章結束之前，我們必須為自由主義的衰落找出真正的原因。不過先得澄清一個經常為人混淆的觀點：那就是把法西斯主義誤認為國家主義。
法西斯主義往往迎合國家主義者追求的熱情及偏見，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但仔細計較起來，屬於半法西斯的統合國家，如葡萄牙和奧地利（1934－1938年），雖然其主要靈感源自羅馬天主教會，卻不得不對其他異族或無神的國家民族稍加提及。更進一步來看，對德意兩國佔領地的法西斯活動而言，原始的國家主義很難推行。用到那些靠外人征服本國，而發賣國財之人的身上，國家主義自然更行不通了。條件若適合，這些國家有人還能跟德國認同，彼此同在大條頓民族的旗幟之下（如比利時的弗蘭德斯地區、荷蘭、北歐諸國）。可是站在法西斯立場上，有著另一個更為方便得力的觀點[此說曾由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Goebbels）大力宣傳]，卻是與國家主義矛盾的「國際主義」之說。在國際主義的觀點下，德國被看作未來歐洲秩序（European order）的核心，更是此秩序唯一的保證力量。當然其中更不可少查理曼（Charlemagne）光榮，以及反共產主義的要求。在歐洲一系列觀念建立發展的過程中，所謂「歐洲秩序」，曾沾染過濃厚的法西斯氣味。難怪到了戰後，歐盟的史學家們對這個名詞都不大喜歡多費筆墨。而二戰中曾在德國旗幟下作戰的非德國部隊往往也以超國際的成分為借口。
從另一角度來看，國家主義者也一律支持法西斯。希特勒野心勃勃（墨索里尼多少也可以算在內），不由令人起戒心，這當然是一個原因（如波蘭、捷克）。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在第五章將會看見，多國反法西斯的運動，往往也造成一股主張愛國主義的左派勢力。尤其是大戰期間，地下抗敵的組織多數由「民族陣線」或政府領導，這股對抗軸心的力量，深入政治系統的各個層面，卻獨缺法西斯主義之徒及其同路人。廣義而言，各地國家主義是否倒向法西斯陣營，其中最大的決定因素，完全看其本身在軸心勢力佔上風時得失的輕重。此外，也得看他們對他國他族（如猶太人，塞爾維亞族）的仇視深淺，是否更勝於他們討厭德國或義大利的程度。因此，波蘭人雖然極其厭惡俄國人和猶太人，可是鑒於立陶宛與烏克蘭部分地區（1939－1941年間被蘇聯佔領）的所作所為，卻始終與納粹德國不大搭界。
那麼，為什麼自由主義曾在兩次大戰之間花果飄零，銷聲匿跡，甚至在不曾接受法西斯思想的國度也不例外？西方國家中，親歷過這段時間的極端分子、社會主義者，以及共產黨人，都將之視作資本主義垂死掙扎之兆。他們認為，建築在個人自由之上，並透過國會民主實行的政治制度，資本主義已經再也負擔不起了。因為無意中的巧合是，各種自由權利同時也為溫和改革派的勞工運動建立了強大的群眾基礎。面對著無法解決的經濟難題，再加上日益強盛的革命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只會回到舊路，使出高壓的手段，也就是說，訴諸某種類似法西斯路線的辦法。
1945年開始，資本主義與民主自由重新恢複生機，再度蓬勃發展。勝利的光環下，世人往往忘卻當年灰暗的論調裡面，煽動性的言辭固然不少，但依然有幾分道理存在。一國之內，對於國家及社會制度的可接受性，國民若缺乏基本的共識，民主政治勢必難以發揮真正的功效。至少在國民之間，應該對社會方向具有磋商協議的共識及準備。而共識與準備，卻需要先有了經濟繁榮才能實現。直截了當地說，1918年後到二戰之間的歐洲，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當時的歐洲，一場社會激變，不是迫在眉睫，就是已經臨頭。眾人對革命恐懼之極，整個東歐和東南歐地區，加上部分地中海地區，共產黨連合法地位都難於取得，左右兩派在思想意識上鴻溝之深，右派跟溫和左派之間也無法溝通，1930－1934年間，奧地利的民主政治因此受到嚴重打擊而垮台。不過從1945年至今，與當年同樣的兩黨系統——羅馬天主教徒與社會主義者——卻使奧地利的民主開出了燦爛的花朵（SetonWatson，1962，p．184）。西班牙的民主政權，也在30年代受到同樣的壓力。相形之下，到了70年代，西班牙竟然能夠經磋商協談，便將佛朗哥遺下的獨裁統治和平轉變為多元的民主政體，不能不令人驚嘆。
但回到當年種種政權之下，又有哪一處能夠穩如泰山，安然躲過經濟大蕭條的襲擊呢？德意志的魏瑪共和國之所以不能支撐，原因是大蕭條衝擊之下，共和國再也無法繼續它與僱主及組織工人力量之間一向所維持的默契了。而這種默契，卻正是十多年共和國所以維生，不致沉淪的主要原因啊。蕭條大風一起，工業界與政府無計可施，只有實行經濟社會縮減的下策，隨之而來的，自然便是大量的失業。到了1932年中期，單憑國社黨及共產黨兩黨之力，便奪去了德國全部選票的絕大多數。而支持共和國立場的其他黨派，則一落而為只有比三分之一略強的選票。相反地，二戰之後各國民主政權的繁榮，無可否認，主要是建立在這些年來經濟奇蹟的繁榮之上，戰後新興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當然也不例外（見第九章）。只要政府有足夠的能力，能夠分配滿足各方的需求；同時多數國民的生活水準也一直在穩定上升，民主政治的溫度就會保留在溫和的度數，而不會冒升到了熱點。在這種情況之下，一般都願意妥協讓步，在意見上取得一致。甚至連最熱烈相信非推翻資本主義不可的革命戰士，恐怕也覺得就實際而言，維持現狀並不如理論上那麼難以忍受。而資本主義大本營中最頑固的分子，在為其信仰追求之餘，應該也認同社會安全體制的必要性，認為工會與僱主定期談判調整工資福利，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吧。
然而，大蕭條本身種種跡象顯示，它也只是自由主義敗潰的其中一個原因而已。因為同樣的狀況——組織性工人拒絕接受蕭條造成的裁員，在德國導致國會政府垮台，最終促成希特勒被提名主政；在英國，卻只不過使國家由工黨政府一個大急轉，倒向了一個（保守派）「國家主義政府」而已。可是這項轉變，卻依然在英國原有的政治體系，一個穩定到簡直難以動搖的國會體制裡面運作。可見蕭條並不會自動造成代議民主體制的中止或流產。美國及北歐國家為適應蕭條而生的政治情況，也同樣證實這一論點（美國有羅斯福的新政，北歐則有社會民主派的勝利）。只有在拉丁美洲，政府財政的極大部分是靠一兩項主要產品出口的收入，一旦蕭條的無情魔掌將其價格打入無底深淵（見第三章），不論當地政府採取何種形態存在——絕大多數是軍事統治——便馬上紛紛自動倒台。同樣地，智利和哥倫比亞兩國的政局，也走上了與之前完全相反的路。
歸根結底，自由式的政治是有其弱點存在。因為其中的政府組織，代儀式的民主政體，根本上並不是一直具有說服力的治國方式。而大災難時代各國的經濟社會情況，連保證自由民主政體存活的條件都嫌不夠，更不要說讓其發生功效了。
民主政治的首要條件，在於公認的合法地位。民主雖然建立在這項公認的基礎之上，民主自己卻無法製造這項公認。唯一的例外，是在根基穩固的民主國家裡面，經常性投票行為的本身已經授予其選民——甚至包括勢力很小的團體在內——一種「選舉就是予以當選政府合法化地位過程」的意識。可是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裡，很少有幾個民主政體根深蒂固，事實上，直到20世紀初期，美法兩國以外，世界上根本還找不出幾個民主國家（見《帝國的年代》第四章）。再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歐洲至少有十個國家不是方才成立，就是剛重新建立。因此對居民來說，這些政權都沒有特定的合法地位。至於穩定的民主政權，更如鳳毛鱗角。總之，大災難的年代裡，各國的政治狀況通常都危機四伏。
民主政治的第二項重要條件，在於各種成分的選民（thepeople）中，擁有相當程度的相容性。選民的選票，將決定眾人普選共有的政府。自由資本主義的理論，其實並不把「選民」看作個別不同的群體、社區，及各式擁有特定興趣利益的集團。雖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和參與實際政治之人，看法完全相反。照自由主義的正式講法，「選民」屬於一種理論的概念，而非由真人結合組成的實體。這些自足完備的個人，形成人民大會的總體。他們投下的選票，加起來便決定了代議政治里的多數與少數，多數作為政府，少數則有反對黨的身份。一國的民主選舉，若能超越不同人口之間的分野，或至少可以協調溝通彼此之間的衝突，這個民主便具有存活的條件了。可是回到革命激變的年代，階級鬥爭，而非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