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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經濟大恐慌不曾發生，法西斯主義在歷史意義上還會佔有一席之地嗎？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光靠義大利單打獨鬥，缺乏震撼世界的條件。義大利之外，20年代的歐洲，另外也沒有什麼前途看好的極右派反革命運動，當時極右派欲振乏力，而主張起義的共產主義社會革命也好不到哪裡去。原因不是別的：1917年後掀起的革命激情已經逐漸消退。世界經濟局勢也正日漸好轉。十一月革命之後，德國的極右派狂人，以及他們組成的非正規軍雖然也曾受到德意志帝國時代社會的中堅：軍事將領、公務人員等輩的支持，但可想而知，後者的著眼點，主要在於確保新生的共和國能夠守住保守和反革命的立場。更重要的是，維持德國在國際間的地位，保持活動的餘地。因此支持歸支持，遇到緊要關頭非作選擇不可的時候，保守集團毫不猶疑，還是會回頭力保現狀。1920年右派發動的卡普叛變（Kapp Putsch），及1923年慕尼黑暴動即是二例——也就在慕尼黑的暴動中，希特勒頭一回上了報紙的頭條。然而一旦經濟情況好轉（1924年），國社黨的勢力立刻一落千丈，變成了微不足道的殘餘小黨。1928年的大選中，國社黨敬陪末座，只得到2．5％～3％的選票，僅為共產黨得票率的五分之一強，更不及社會民主黨的十分之一。票數之低，甚至還比不上當時德國最小的黨派——斯文溫和的德國民主黨（German Democratic Party），只有後者的半數多一點。然而兩年之後，國社黨卻躍升為德國第二大黨，一舉攻下18％的選票。4年之後，1932年夏，更登上德國第一大黨的寶座，席捲了全部選票的37％。但是在真正民主式選舉進行的期間，國社黨就沒有這麼威風了。希特勒現象之所以能從一種偏激的邊緣政治，地位一再躍升，最終成為國家命運的主宰，顯然都是大蕭條所賜。
然而，儘管經濟大蕭條是促成法西斯得勢的一大原因，若沒有德國湊上一腳，法西斯主義也不可能在30年代一發不可收拾，變成力量如此龐大，影響如此深重的狂潮。論面積、論經濟、論軍事潛力，更不要說其地理位置，德國都是歐洲數一數二的國家，不管由哪一類型的政府執政，都不會影響其政治地位的重要。請看兩次世界大戰的慘敗，卻都不曾打垮德國深厚的實力，即可見一斑。20世紀即將結束，德意志畢竟仍是歐洲大陸的第一大國。德意志之於法西斯，正如蘇聯之於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分子，為左派奪下了世界上土地面積最大的國家（「足足佔有全球六分之一的陸地」——共產黨人在兩次大戰之間常常喜歡這麼誇口），使得共產主義在國際上嶄露頭角，揚眉吐氣。即使共產黨勢力在蘇聯境外勢消力弱之際，其重要性也一樣不容忽視。同樣地，希特勒奪得德國政權，足以證明墨索里尼在義大利的成功，從此法西斯加足馬力，一舉登上國際政治舞台的中心。以後的10年里，德意兩國同樣推行軍事擴張，大逞其狼子野心（見第五章）——又有亞洲的日本隔洋助陣，聲勢更見強大——東西攜手，共同決定了國際政治的動向。如此一來水到渠成，其他一些條件合適的國家或運動，自然也深受法西斯主張的吸引，紛紛尋求德國和義大利的庇護——而德意兩國野心勃勃，正中下懷，自然欣然接納它們的投靠。
在歐洲地區，這一類投入法西斯懷抱的運動多屬政治上的右派，其中道理自然不言而喻。在猶太復國運動的陣營里，有義大利法西斯傾向的一派，傑保汀斯基率領的「修正路線」，顯然就自居為右派。對於復國運動組織中占絕大多數、主張社會主義和自由派的左翼團體，傑派採取對立的立場。不過，法西斯之所以能在30年代在國際社會甚囂塵上，單靠德意兩大強國推波助瀾，就足見其功了。其實在歐洲地區以外，其他各國幾乎不具備任何促使法西斯思想誕生的條件。因此，若連這些國家也出現法西斯分子，或出現受法西斯影響的運動風潮，其政治意義，不論就位置還是作用而言，法西斯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就更值得玩味了。
當然話說回來，歐式法西斯在海外，的確也有其迴響存在。耶路撒冷的伊斯蘭教首領穆夫提（mufti），以及其他各地反對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猶太人有英方作後台），自然覺得希特勒的反猶太意識跟自己意氣相投。雖然在傳統上，伊斯蘭教始終與各種異教徒並居並存。至於所謂「雅利安種」（Aryans）的印度教（Hindu）徒，則自以為血統高人一等，是真正原版的阿利安人，瞧不起同居印度次大陸的膚色較深的其他民族。這種心態，與現代斯里蘭卡（Sri Lanka）島上的僧伽羅（Sinhalese）極端分子相同。而南非荷蘭後裔的布爾人，二戰期間曾被加入盟國的南非政府拘留。戰後南非實行種族隔離（1948年），領導這項政策的一些人便是當年關在拘留營里的布爾人。他們的心態意識，自然與希特勒有幾分淵源——一是對種族思想深信不移；二是受盛行於尼德蘭低地一帶的加爾文教義影響，具有超右派的氣質。但若因此便說法西斯不同於共產黨，根本不曾存在於亞非地區（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在歐洲移民當中），因為它似乎與當地政治沒關係。這種說法卻不能成立。
就廣義而言，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二戰期間，日本與德意聯盟，在一條陣線上共同作戰。日本國內的政治，更全為右派把持。東西之間，軸心國家真是心神交會，意氣相投。日本人種族意識之強，舉世無出其右，他們自認為是全球最優秀的民族。為了維護種族的純正及優越，在軍事上，日本人深信自我犧牲、絕對服從、禁慾自製是必要的美德。武士道的精神，也必然衷心信服希特勒親衛隊（SS）的精神標語（『MeineEhre ist Treue』最貼切的翻譯，恐怕就是「榮譽，即盲目的服從」）。當時的日本社會階級制度謹嚴分明，個人則全然奉獻於國家和天皇，對於自由平等博愛，更是絕對的排斥。瓦格納歌劇里蠻族世界的眾神，神聖純潔的中古騎士，尤其是日耳曼山林的自然風光，充斥著德國民族主義（volkisch）的夢幻，種種神話傳說，日本人心領神會，接納吸收毫無困難。日德兩民族都具有同樣的特質，可以在野蠻的行為里揉進纖細精緻的美感：集中營里殘忍的屠夫劊子手，卻喜好舒伯特的四重奏。如果法西斯思想可以移譯為禪家偈語，日本人八成也會趨之若鶩，迎之唯恐不及吧。但是他們自家的「精神糧食」已經夠用，不需要法西斯再來錦上添花。不過，卻也有部分日本人士看出東西法西斯精神的共同點，大力鼓吹日本加強與歐洲法西斯的認同。這些人士包括日本駐歐洲法西斯國家的駐外人員。但主張最賣力者，則是專門暗殺政壇人物的超國家主義恐怖團體，誰若被它們認為愛國不力，勢必難逃毒手。此外，尚有聲名狼藉的日本關東軍，在中國燒殺擄掠，無所不為。
但是，歐洲法西斯運動風潮涵義重大，並非區區東方式封建思想外帶帝國式國家使命所可包含。法西斯興起於民主的時代，屬於黎民百姓出頭的世紀。單單就廣大群眾動員起來，形成一股「運動」潮流，眾人從自己中間選出領袖，進而以前所未有的革命為目標的意義而言，對裕仁天皇治下的日本，根本就是匪夷所思格格不入的觀念。日本相中的德國事物，是普魯士的陸軍及傳統，只有這兩樣事物，才正合日人的胃口。簡單地說，日本的軍國主義雖然與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貌似神近，骨子裡面日本人卻絕對不能算作真正的法西斯。至於日本人跟義大利人之間的精神接攘，其間的距離，就更為遙遠了。
再論其他那些希冀德意援手的國家。尤其在二戰初期，一時之間，軸心勢力似乎勝券在握，那陣紛紛來投奔法西斯的諸國，思想意識的認同，更不是它們主要的動機。雖然在表面上，如克羅埃西亞烏斯達莎等奉行國家主義的小國，由於其一線生存完全靠德國，因此毫不躊躇地便大肆臉上貼金，吹捧自己比希特勒的親衛軍還要納粹。此外，兩次大戰之中，爭取愛爾蘭統一的愛爾蘭共和軍，以及以柏林為基地的印度國家主義分子，也都有人向德國謀求合作，我們若因此便將它們當作「法西斯」，那可是大錯特錯。因為它們的動機乃是建立在「敵人之敵，便是吾友」負負得正的原則之上。事實上，當年愛爾蘭共和軍的首領芮恩（Frank Ryan），就曾經與德方有過合作協議。可是芮恩其人，卻是法西斯思想的反對者。反對之強烈，甚至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加入國際旅（IionalBrigade），大戰佛朗哥，最後被佛朗哥軍俘獲送交德國。像這樣一類的例子，應該不至於影響我們的判斷。
看過歐亞非三洲之後，還剩下另一大洲。在這片大陸之上，不可否認的，歐洲法西斯的思想確曾發揮過不可忽視的衝擊力。那就是美洲大陸。
在北美地區，歐洲風雲激起的反響，主要局限在特定的移民群內。這些來自歐洲的人，帶著故國舊有的思想移居新大陸，比方遷自北歐及猶太的移民，就具有一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