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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激進右派的呼聲之所以甚囂塵上，總的來看，毫無疑問，是對社會革命以及工人階級勢力的危險性——事實上，也是真實性——的反動。就個別而言，右派針對的目標，自然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和列寧領導的共產主義。若沒有以上這個新勢力新現象的出現，世間也就不會有法西斯的存在了。雖說自19世紀末期以來，那些替極端右派思想煽風點火的宣傳家，就已經在歐洲多國政壇上野心勃勃地大聲疾呼，但是直到1914年以前，他們的行動一律都在相當的控制之下。就這個觀點而言，一些專為法西斯辯護說項者的看法也許沒有錯：都是因為先有了列寧，而後才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但若要說法西斯本身的野蠻行為無罪卻是完全站不住腳的謬論。80年代某些德國歷史學家，就企圖為法西斯開脫罪責，他們認為，都是先有俄國革命開了野蠻的先例，才有法西斯受其惑動起而模仿（Nolte，1987）。
然而，若要肯定「右派基本上是對革命左派的反座力」的說法，必須先提出兩項重要的補充條件。首先，我們不可忽略，第一次世界大戰本身，對一組重要的社會階層產生了極大的衝擊，也就是以中產和中低人士為主、信仰國家主義的士兵階級。這一群德國青年男子，在1918年11月俄國因革命退出戰爭之後，痛失殺敵立功的良機，對人生英雄歲月的不再，大感悵惘。所謂的「第一線戰士」（front-line soldier frontsoldat）日後在極右派的運動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希特勒本人，就是其中一員——他們當年來不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顯身手，創立功業，此時卻成為第一批極端國家主義陣營暴力部隊的主要成員，義大利的戰鬥團（squadristi），德國的義勇軍（freikorps）皆是。1919年初，密謀殺害了德國共產黨領導人李卜克內西與羅莎·盧森堡的德國軍官，即屬這一類人。早期義大利法西斯成員當中，更有57％是上次大戰的退伍戰士。我們在前面已經看見，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部殘殺強暴世界的機器，而這些人的獸性，雖在當時不得抒發，日後卻因終能得逞而沾沾自喜。
同時在左派鼓吹下，從自由派人士開始，一直到反戰、反軍事的各種運動，世人對大戰的大量屠殺嫌惡已極，普遍希望和平，卻忽略了一小撮好戰人士的出現。他們的人數，在比例上雖然極小，實際數目卻不可低估。1914－1918年間的戰事雖然可怖，對這些人來說，卻是一場重要的經驗，帶給他們無比激勵。軍服、紀律、犧牲——不管是自我還是他人的犧牲——以及鮮血和權力，這才是男子漢大丈夫活在世上的意義[除了其中一兩位之外（尤以德國為最），這些勇夫不曾對戰爭出版過任何著作]。他們是當代的「蘭博」（Rambo），自然成為極右派爭取的當然目標。
我們要補充的第二點是，右派反動的風潮，並非只針對布爾什維克黨人而發，右派反對的是所有類此的運動，特別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工人階級運動，不僅威脅到既有的社會秩序，根本就是傳統秩序解體的罪魁禍首。列寧其人，與其說是「真正的威脅」，不如視為「威脅的象徵」更為貼切。在許多政客眼中，社會主義的勞工黨派並不可畏，它們的領導人其實相當溫和。可怕的是工人階級顯示的勢力、信心，及其極端的走向，舊有的社會主義黨派，在此衝擊之下，煥然一新，變成一股嶄新的政治力量，進而成為自由主義國家不可或缺的後盾。難怪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自1889年以來，即為社會主義宣傳家大聲疾呼的中心要求——一天工作八小時的要求——馬上在歐洲各國讓步之下獲得實現。
勞工階級的潛在力量如此強大，保守派觀之思之，不覺膽
顫心驚，深受威脅。眼看那些雄辯的反對黨頭目、工會領袖搖身一變，紛紛上台成為政府官員。看在眼裡，滋味自然不好受。但是比較起來，更令人心驚之事，卻是這股新興力量蘊涵的威脅意味。算起來，這夥人不都屬於左派嗎？回到當年社會紊亂不安的年代，實在很難劃分他們跟布爾什維克有何不同。老實說，大戰剛結束的那幾年，要不是共產黨拒絕接受，許多社會主義黨派早就欣然投入其懷抱了。「前進羅馬」之後，墨索里尼刺殺的那個傢伙馬泰奧蒂（Matteotti）並不是什麼共產黨頭目，其實只是個社會主義分子。傳統的右派，恐怕把堅持無神論的俄羅斯看成了全世界罪惡的淵藪。可是1936年間的騷動，表面看來好像是以共產黨為目標——對共產黨開刀，唯一的原因只是它是人民陣線成員當中最弱小的一環罷了（見第五章）——事實上，它們所要對付的對象，卻是當時風起雲湧，甚受動蕩民情偏好的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思想：而後者的氣勢，一直到內戰時期才結束。列寧和斯大林之所以成為法西斯反動思想興起的起因，其實完全是事後找的借口。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右派反彈，為什麼往往以法西斯的形式佔得上風？這一點也需要進一步的解釋。其實激進性質的右派，在1914年以前就已存在——它們的特性，是普遍患了歇斯底里的國家主義及恐外症，將戰爭及暴力予以理想化、思想偏狹，傾心高壓統治，狂熱地反自由主義、反民主、反無產階級、反社會主義、反理性、重血統、貴身份、戀土地，一心想要重回已經被現代世界破壞了的舊價值體系。在右派自己的圈子中，以及某些知識分子、極端分子雖有政治影響力，卻始終不曾佔有任何支配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激進分子的機會卻來了。舊政權紛紛倒台，隨之而去的是原有的統治階級，以及為其發揮權力、影響、霸權的整套體系。但凡是舊系統依然運作良好的地方，法西斯之流毫無動彈餘地。比方在英國，雖然曾造起一時的小小騷動（如前所提），卻一點進展也沒有，傳統的保守右派始終掌握全局。至於在法國方面，一直到1940年敗於德國之前，法西斯派也沒有多大成就。法國雖有傳統的極右派——主張君主制的法蘭西行動派（A Francaise），以及拉羅克上校（La Rocque）率領的火十字團（Croix de Feu，FieryCross）——它們雖然急於痛擊左派，卻算不上法西斯黨。事實上，其中有些人甚至還參加了左派地下抗敵組織。
此外，在新興的獨立國家裡面，若有新起的國家主義階級或團體執政，往往也無須法西斯主義效勞。新興的統治階級，立場也許反動，手段極可能專制，但若論起其法西斯的性質，往往言過於實。兩次大戰之間的歐洲反民主右派集團，通常只是在嘴皮子上與法西斯認同，骨子裡卻完全是兩家人。新復國的波蘭在集權好戰者統治之下；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部分則屬於民主政權；兩者卻均不見有分量的法西斯運動發展。此外，法西斯的勢力，同樣不見於塞爾維亞部族在新成立南斯拉夫聚居地。即使在法西斯或類似運動侵入的國家，如匈牙利、羅馬尼亞、芬蘭，甚至包括佛朗哥的西班牙——雖然佛朗哥本人不是法西斯——領導人本身也許是老牌的右翼或反動分子，但除非萬不得已，屈服在德國壓力之下（如1944年的匈牙利），通常都將法西斯勢力控制得相當牢固。當然，在這些少數國家主義者當權的新舊國家裡面，法西斯自有其不可忽視的魅力，至少看在可以藉此向義大利以及德國（1933年之後）索取某些財源及政治幫助的份兒上，向法西斯靠攏不是傻事。比方當年的（比屬）弗蘭德斯、斯洛伐克、以及克羅埃西亞等國就是打的這個主意。
能夠讓超右派瘋狂分子得勢的條件有幾個：國家老大，統治機制沒什麼作用；百姓人心渙散，茫然不知所從，對國家局勢極度不滿，不知道到底應該跟從何人的腳步；社會主義運動甚囂塵上，大有社會革命一發不可收拾之跡象，事實上卻又缺乏革命的條件；國家主義興起，對1918－1920年間制定的和約極端憎恨。只有各種狀況齊集之下，原有的統治特權階級束手無策，對極右派的主張難免心動，不得不向其求援。1920－1922年，義大利的自由主義政府之求於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1932－1933年，德國保守派之求於希特勒的國社黨，便都是勢窮力竭而出的下策。同理，極端右派的運動組成了龐大的組織力量，有時甚而組成穿著制服的非正規部隊（墨索里尼的戰鬥團）。經濟大蕭條期間，極右派並在德國組成大規模的投票部隊。然而，德意兩國雖然成為法西斯國家，法西斯黨卻不是靠「奪權」上台。無論法西斯分子如何喜歡吹噓自己「佔得街頭」和「進軍羅馬」的輝煌戰績，法西斯之所以登上德意兩國的政壇，卻是在原有政權的許可之下實現的（在義大利，甚至是出於原政權的主動）。也就是說，它們是以「憲政合法更替」的形式發生。
法西斯黨真正的新計謀，是一旦登台稱王，就再也不肯遵守舊有的政治規則。只要是它有辦法控制的地方，不論大小，法西斯一律全盤吃掉。所謂權力完全轉移，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