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對出生於19世紀的前朝遺老而言，20世紀災難時代的種種變化發展之中，最使他們深受震撼的就是人類自由文明價值和制度的解體。多少年來，起碼在所謂的「先進」或「進步中」的地區，生活在19世紀的人，已經將自由文明的進步視為理所當然。自由文明的價值觀，不信任專制獨裁；誓行憲政，經由自由大選選出政府及代議議會以確保法治社會；主張一套眾所公認的國民權利，包括言論、出版及集會的自由。不論國家社會，均應知曉理性、公共辯論、教育、科學之價值，以及人類向善的天性（雖然不一定能夠完美）。而這些價值觀點，在整個19世紀內，顯然在不斷地進步；觀其情況，也勢將一直發展下去。不是嗎？到1914年時，連歐洲碩果僅存的最後兩家專制政權——俄羅斯和土耳其——也都開始讓步，先後走上立憲之路；伊朗甚至還向比利時借了一套憲法使用。1914年以前，唯一能向這套價值觀挑戰的只有三股力量：其一是傳統的勢力如羅馬天主教會，借教義設下障礙採取守勢，防範優越的現代精神。其二是一小群知識分子，向既有勢力挑戰，並預言傳統必亡。這些人多半出身「名門」，來自傳統文化勢力的中心，他們挑戰的對象，其實有一部分就是自己曾在其中的舊文明。其三即是民主力量。總體說來這是一股使人煩神的新現象（見《帝國的年代》）。一些既無知又落後的群眾，確應對其抱有戒心。他們一心想靠社會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再加上人類潛在的缺乏理性，恐怕極易為人煽動利用。但在事實上，不論是新興的群眾民主運動，還是社會主義的勞工運動，連其中最最狂熱危險的分子，也對理性、科學、進步、教育，與個人自由的信條，有著同樣的熱情，不管在理論上還是行動上，他們熱烈的程度絕不亞於任何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五一勞動紀念章（May Day），一面是馬克思的肖像，另一面是自由女神像。社會主義運動挑戰的對象，乃是經濟制度，而非憲政及文明教化，當時以倍倍爾等為首的法德等國的社會民主黨派，即使組成政府，也絕不會是「人類已有文明」的斷送者。當時，斷送文明的政府還遙遠得很。
從政治層面來看，自由民主的制度其實已經大有進展。1914－1918年間，世界雖然爆發了那場野蠻的戰爭，民主卻因而更前進。除了蘇聯是個例外，大戰後冒出來的國家，不分新舊，基本上都成立了代議國會性質的政權，甚至連土耳其也不例外。從蘇聯邊界以西，1920年的歐洲舉目皆是實行代議制的國家。自由立憲政府的基本建制，乃是經由選舉產生代議議會及（或）國家元首。當時凡是獨立國家，一律採用此制。不過有一點我們必須記住，兩次大戰之間，全球雖說共有65個獨立國家，絕大多數卻均位於歐美兩洲。而當時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還在殖民統治之下。獨立國當中，1919－1947年間，只有5國從未舉行過選舉。而這5國都是些孤立的政治化石，包括衣索比亞、蒙古、尼泊爾（Nepal）、沙烏地阿拉伯（Saudia Arabia）以及葉門（Yemen）。在這段時間裡面，另5國則有過一回選舉，對自由民主政治的態度，顯然不太友善，分別是阿富汗（Afghanistan）、國民黨執政的中國、瓜地馬拉（Guatemala）、巴拉圭（Paraguay），以及當時仍稱為暹羅的泰國。不過話又得說回來，能有選舉存在，足以表明自由政治思想——至少在理論上如此——滲透之強之廣了。同樣，選舉的存在和次數也只是表面現象，我們不能由此便斷定一國是否有真正民主。1930年以還，伊朗曾有過6次選舉，伊拉克則有過3次。而這兩國無論哪一個都算不得民主國家。
不過，選舉式的代議政權在當時的確相當普遍。然而，從墨索里尼所謂的「進軍羅馬」開始，一直到二戰期間軸心勢力達於巔峰的20年間，自由政治制度的盛況卻發生災變，開始快速地消退。
1918－1920年間，歐洲有兩國的立法議會遭到解散，或不再行使職權。到了20年代，這個數字變成6國；30年代變為9國。到了二戰期間，德國佔領之下，又有5國憲政宣告倒閉。簡單地說，兩戰之間的年代裡，唯一不曾間斷，並有效行使民主政治的歐洲國家，只有英國、芬蘭（勉強而已）、愛爾蘭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瑞典和瑞士而已。
至於囊括了另一群獨立國的美洲地區，情況則比較不一致，但與民主制度的進展也絕對相去甚遠，能夠一貫維持憲政體制非獨裁國家的名單極短，只有加拿大、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Costa Rica）、美國，以及經常被眾人忘掉的「南美瑞士」暨南美唯一真正的民主國家——烏拉圭（Uruguay）。我們最多只能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開始，一直到二戰完畢，南美的政局忽而向左，忽而往右。除此之外，全球其他地區多為殖民世界，因此根本就不算自由主義的政權，即使以前曾經有過自由主義意識的憲法，如今也日益遠去了。1930－1931年間，日本政權從自由派手中，拱手讓給軍國主義勢力。泰國則試驗性地邁出步伐，往立憲之路小試幾步。20年代初期，土耳其政權落入新派軍事強人凱末爾的手中，凱未爾力倡現代化，卻絕不容任何選舉影響他的大業。總而言之，橫貫亞、非、大洋洲三個大陸，只有澳大利亞與紐西蘭始終一貫民主。至於位於非洲的南非，由於絕大多數民眾都被排除在白人憲政之外，故也算不得真正民主。
簡單地說，縱貫整個大災難的時代，政治自由主義在各地面臨大撤退，到1933年希特勒登上德國總理寶座之際，自由陣營敗退之勢更加劇了。1920年時，全世界原本一共約有35國擁有民選的立憲政體（至於確切數字，得依拉丁美洲那幾個共和國的定義而定）。到了1938年，卻只剩下17國左右了。再到1944年，全球64個國家當中，恐怕僅餘12個民主憲政。大勢所趨實在再為明顯不過。
共產主義，往往被視作1945－1989年間對自由政體最大的威脅。基於這項假定，我們便有必要提醒自己，回到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自由政體的大敵，其實卻是右派的政治勢力。所謂「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一詞，原本是用來形容義大利法西斯政權，或起源於該黨的自白。這個名詞，一直到1945年以前，都只限用在法西斯式政權身上。當時的蘇俄與世隔絕（1922年起，改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USSR），根本無能向外擴展共產主義。斯大林當政之後，蘇聯更無意向外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列寧主義派（或其他任何派別）領導的社會革命一陣短暫弄潮，隨即銷聲匿跡。而（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運動則搖身一變，從顛覆勢力轉而
成為維持國家的力量，其心向民主，實在無可懷疑。在許多國家的勞工運動裡面，共產黨員都居於少數地位。難得有幾個勢力強大的，卻往往難逃被鎮壓的命運。社會革命的力量的確可畏，共產黨在社會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也令人疑懼，二戰期間及戰後掀起的革命風暴，都證實這種擔憂絕非過慮。可是回到兩次大戰之間自由主義大撤退的20年間，但凡可以算作自由民主的政權，沒有一個是被左派推翻的。這段時間，最大的危險純粹來自右派。而當時的右派，不但危及立憲代議制的政體，更在思想意識上，對民主自由所依存的自由文明構
成莫大威脅。其甚囂塵上之勢，極有發展成世界性政治運動的潛力。僅用「法西斯」一詞，已經不足以概括這股風潮。但若說法西斯與其無關，卻也又不盡然。
法西斯不足以概括這股風潮，因為當時起而傾覆自由派政權者流並非均屬法西斯一派。法西斯脫不了關係，則因為不論首創名號的義大利式法西斯，或後來沿襲法西斯作風的德國式國社黨，都對其他反自由的勢力造成起而效尤的刺激作用。意德兩國的法西斯黨派政權，不但支持各國的極右派，更為國際右派帶來一股歷史的自豪感：30年代右派之盛，看來顯然就是人類未來希望所寄。某位政治學泰斗說得好：「東歐的獨裁君主、官吏、軍人，還有（西班牙的）佛朗哥，紛紛以法西斯為師……實在事出有因，絕非偶然啊。」（Linz，1975，P．206）
拉丁美洲的軍事政變，屬於比較傳統的顛覆形式。走馬換將，接班上台之人，往往是不具特定政治主張的獨裁者或軍事強人。將此除外，當時推翻自由民主政權的勢力，一共可分三類。這三類勢力，一律反對社會革命，而它們之所以興起，實在歸因於對1917－1920年摧毀舊社會之風潮的反動。這三股勢力也全屬獨裁統治，對自由政體懷有極大敵意，不過某些時候，其動機所在，往往出自實際的考慮，而非原則的歧異。老派的反動人士，雖然會出面禁止某些黨派的活動，尤其是共產黨的組織，但通常不會將所有黨派一律趕盡殺絕。1919年，匈牙利的蘇維埃式共和國曇花一現，很快告終，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