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大蕭條實在太嚴重了，致使社會大眾無論是知識分子、活動分子，還是普通老百姓，都深信：這個世界一定從根本上出了什麼大毛病。有誰知道有什麼辦法可以治理嗎？當權主政者顯然束手無策，而那些一味相信19世紀傳統自由主義老方子的傢伙看來也不中用，已經沒有人再聽信他們了。至於那些了不起的經濟學家，他們再聰明，還能值得我們幾分信任？稍早之前，他們還在大吹法螺，口口聲聲主張一個運作得當的自由市場社會，絕不可能發生大蕭條了。因為在市場功能自我調整的機制之下，生產如果過量，必定很快就會（根據19世紀早期一位法國人提出的經濟法則）進行自行調整。然而言猶在耳，他們自己已經同大夥一道陷身大蕭條的亂流。古典經濟學說認為，消費需求下降，連帶使得實際消費減少，此時利率必將隨之以同等比例降低，剛好滿足了刺激投資之所需。因此，因消費需求減少而留下來的空缺，正好可以由投資方面的增加而補足。可是到了1933年，經濟上的現實，實在很難令人繼續相信這種理論了。失業率直線上升，自由派經濟的舊論卻認為，興建公共工程，並不能真正提高就業的比率（英國財政部即持此論）。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投資額只有一筆，公共工程的經費不過是私人工程的轉移。如果把同樣這筆錢花在後者身上，照樣可以製造同額的就業。可是，現在這番話似乎說不通了。也有經濟學家主張，任由經濟自行發展，干涉越少越好。有的政府則直覺以為，除了緊縮通貨以求力保金本位制外，上上策就是堅守正統的財政手段，平衡預算，縮減支出。這些做法，顯然也無濟於事。事實上，蕭條持續之下，另有許多學者——包括當時即大力抗辯，並在日後40年中影響最大的一代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內——都認為傳統的放任政策，只會使情況愈加惡化。對我們這一代親身經歷大蕭條時期的人來說，當時純自由市場的正統學說顯然已經名譽掃地，卻居然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的全球不景氣中，再度死灰復燃，成為主導的思想，真令人不可思議。這個奇異的健忘現象，正好證實並提醒了歷史一項主要的特徵：不論是提出經濟理論的學者，還是從事經濟實務的執行者，兩者的記憶都很差，太難令人置信。他們的健忘，也活生生地闡明一樁事實：社會的確需要史學家，唯有史學家，才是專業的歷史社會記憶人，替國民同胞記住大家恨不得統統忘掉的憾事。
而且不管怎麼說，一旦社會經濟越來越受大型企業控制，「完全競爭」已經完全失去意義。甚至連一向反對馬克思學說的經濟學者，都不得不承認，馬克思的理論畢竟不錯，而他的資本集中的預言，尤為準確。到了這個地步，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還能成個玩意兒嗎（Leontiev，1977，p．78）？一個人不必是馬克思主義者，也無須對馬克思發生興趣，就可以看出，兩次大戰之間的資本主義與19世紀的自由競爭經濟多麼不同。事實上，早在華爾街股市大崩潰以前，瑞士就有位銀行家睿智地指出，經濟自由主義不再是普世準則的失敗現象（1917年以前的社會主義亦然），正好解釋了迫使各國轉趨獨裁式經濟制度——如法西斯、共產主義，以及不顧投資人利益自行其事的大公司企業等——的緣由（Somary 1929 PP．174－193）。到了30年代末葉，傳統自由主義主張的自由開放型市場競爭，已經飄然遠去，全球經濟形態只剩下呈鼎足並立之勢的三頭狀態：一是市場式的經濟，一是由政府對政府來往交易的經濟（如日本、土耳其、德國及蘇聯，均由政府計畫或統治經濟方面的活動），以及由國際公共社會或半公共組織（如國際必需品大宗物資協會等）管制下的部分經濟活動（Staley 1939，P．231）。
在這種情況及氣氛之下，難怪大蕭條對政治及民眾觀念的影響至深至速。當時的政府，不分左右，如右有美國胡佛政府（1928-1932年），左有英奧兩國的工黨政府，都只好怪它們運氣不佳，為何剛巧在這個大亂當頭的年代在位，於是只有紛紛下台。不過其中變化，還都不像拉丁美洲地區那般劇烈：當地政府或政權更迭之速，1930－1931年兩年之內，共有12國改朝換代，其中10國是以軍事政變的手段更變政府。南美以外的地區變化雖然沒有這麼激烈，但總的來說，到30年代中期，恐怕找不出幾國政府未改頭換面。各國的政局，也都與股市大崩潰以前大不相同。歐洲和日本開始急速向右轉，唯一的例外，只有北歐的瑞典和南歐的西班牙。前者於1932年邁入其半世紀社會民主統治的時代；後者的波旁（Bourbon）王朝在1931年讓位給一個不幸且短命的共和國。這段歷史，我們在下一章有更多的探討。在這裡先就德日兩國幾乎同時興起的軍國主義政權作一些論述（日本於1931年，德國於1933年）。國家主義和好戰風氣在德日兩個主要軍事強國的出現，不啻為經濟大蕭條為政治所帶來的最深遠最邪惡的後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柵門，在1931年就打開了。
革命左派的大失敗，重新加強了極右派的力量，至少在大蕭條最惡劣的年頭是如此。蕭條一開始，粉碎了共產國際在各地重燃社會革命戰火的希望；共產主義運動非但不能向蘇聯以外地區擴展，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衰落狀態。究其原因，共產國際的自殺政策實難推卸責任。共產國際不但大意地小覷了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的危險性；並且一意追求無異於小宗派自絕他人的隔離政策，將社會民主黨派及勞工政黨發起的組織性群眾勞工運動，視為其最大敵人（它們甚至稱勞工政黨為「社會主義法西斯」）。現在看起來，這種褊狹的路線實在令人詫異地不敢相信。到1934年，原為莫斯科世界革命希望所寄、並且是共產國際中成長最快最大的德國共產黨（KPD），已遭希特勒一手摧毀。至此，組織性的國際革命運動，包括非法性與合法性的在內，都告勢衰力微。當時，連中國共產黨也不過是一支殘敗的隊伍，被國民黨從鄉村游擊地區清剿，踏上萬里長途的跋涉，一路流亡到邊區去。1934年的歐洲，只剩下法國共產黨尚未從政壇消失。至於法西斯治下的義大利，此時距「羅馬大遊行」（Mar Rome）已有10年，而且正陷入國際大蕭條最艱苦的時期。墨索里尼躊躇滿志，對共產黨已不再存有戒心，那一年為慶祝羅馬遊行十周年紀念，竟將數名共產黨員由獄中釋放（Spriano，1969，p．397）。可是不幾年間，這一切又將改變（見第五章）。但當時的情況很顯明，大蕭條造成的直接衝擊，與社會革命分子的期望完全相反，最起碼在歐洲地區絕對如此。
左派勢力的衰退並不限於共產黨派。希特勒奪權成功，德國社會民主黨也從政局裡消失了。一年之後，在短暫的武裝抵抗之後，奧地利社會民主主義政權也告垮台。至於英國的工黨，早就在1931年成為大蕭條的犧牲者（或許是因為堅信19世紀正統經濟教條而把自己給害了吧）。工黨領導的行業工會，自1920年以來會員人數損失過半，此時自然勢力大減，甚至連1913年的情況還不如，總之，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者都陷入了山窮水盡的境地。
歐洲地區以外，情況卻大不相同。北美地區正迅速向左轉，美國在新上任的總統羅斯福執政之下（1933－1945年），開始實驗一連串相當激進的新政措施。墨西哥則在總統卡德納斯（Lazaro Cardenas）領導下（1934－1940年），重新恢複早年墨西哥革命的生氣，尤以在農村土地改革方面最為顯著。加拿大飽受蕭條打擊的大草原上，也掀起一片強大的社會政治運動之風。其中包括主張平分社會權益，以達公平分配購買力的「社會信用黨」（Social Credit Party），以及今天新民主黨（New Democratic Party）的前身「平民合作聯盟」（Cooperative oh Federation）。依照30年代的標準，兩者都可以列入左翼陣營。
至於拉丁美洲一帶，大蕭條引起的政治衝擊就更一言難盡了。當地重要出口產品的價格，在世界市場一瀉千里，各國財政破產，政府及執政黨派便像九柱戲的木柱一般，此起彼落，倒得一地都是。可是它們倒落的方向，卻不一定相同。不過倒向左派的，即使短暫，也遠比右派為多。阿根廷在長期文人統治之後，從此進入軍政府時期。雖然法西斯氣質的右派首領，如烏裡布魯（Uriburu）將軍不久便靠邊站（1930-1932年），阿根廷當局的路線，仍然很明顯地傾向右派，即使它可能是屬於傳統式的右派。而智利在皮諾切特將軍（Pi）統治之前，原來很少有軍人專政，這時也推翻了該國少有的軍人獨裁總統伊瓦涅斯（Carlos Ibanez，1927－1931），馬上以暴風之勢迅速地向左轉。1932年，在葛洛夫上校（MarmadukeGrove）率領之下，該國甚至通過成立了一個短命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