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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寧的心目中，俄國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是為達到世界革命——可是這場世界革命，始終沒有發生。可憐的蘇維埃俄國，卻因此走上一代貧窮落後的孤立；未來的發展方向，也在當時就被命定了，至少被狹窄地限定了（見第十三章與第十六章）。不過十月革命之後，緊接的兩年之間，革命浪潮的確席捲了全球。對隨時準備作戰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來說，他們對世界革命的希望似乎並非不切實際。德文國際歌中的第一句，就是「全世界的人民，聽到了信號聲。」而這個號聲，便響自彼得格勒——自1918年俄國遷都，移到戰略地點比較安全的莫斯科之後，又從莫斯科傳來。革命的號聲，洪亮清晰，聲聲可聞。不論何處，只要有勞工及社會主義的運動，不論其意識形態如何，都可以聽到革命的號角。而且號聲所傳到之處，無論遠近，不只限於勞工及社會主義的陣營，如古巴的煙草工人，也成立了「蘇維埃」式的會議，雖然在古巴境內，恐怕沒有幾個人知道俄羅斯在海角天涯的哪一方。至於1917年以後的兩年時光，在西班牙史上素有「布爾什維克二年時期」之名，其實當地鬧事的左派分子，屬於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與列寧的主張南轅北轍。1919年在中國北京，1918年在阿根廷科爾多瓦（Cordoba），也分別爆發了學生革命運動。革命的大風，不久便漫及整個拉丁美洲，當地各類馬克思主義者及黨派在這時誕生。國際共產主義革命旋風橫掃之下，主張印第安民族運動的墨西哥強硬好戰人士洛伊（M．N．Roy）的聲勢大跌，因為1917年，當地革命正值最為激烈時，自然不談民族感情，反而與革命俄國認同：馬克思、列寧的畫像，開始與本土阿茲提克帝國（Aztec）的皇帝莫克特蘇馬（Moctezuma）、墨西哥的農民革命領袖薩帕塔（Emiliano Zapata），以及各式各樣印第安族人的像並列，變成當地革命分子崇拜的肖像。這些人物畫像，至今仍可在官方畫家所繪的大型壁畫上見到。其後不出數月，洛伊來到莫斯科，為新成立的共產國際（unist Iional）策劃，在其解放殖民地的政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印尼民族解放運動中主要的群眾組織——回教聯盟（Sarekat Islam），也立即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部分是通過當地的荷蘭社會主義者史尼維勒特（HenkSneevliet）引介之故。土耳其一家地方報紙則寫道：「俄國人民的壯舉，有朝一日，必將成為燦爛的太陽照耀全人類。」居住在澳大利亞遙遠內陸的那些剪羊毛的工人（多數是愛爾蘭天主教徒），對政治理論顯然毫無興趣，卻也為蘇維埃成為工人國家而歡呼。在美國，長久以來強烈堅持社會主義的芬蘭移民（Finns），也成批地皈依為共產主義信徒。這些芬蘭裔的工人，在明尼蘇達凄清蕭瑟的礦區小鎮頻頻聚會，會中往往充滿宗教氣氛：「只要列寧的名字一被提到，立刻心跳加快，熱血沸騰……在神秘的靜默里，洋溢著宗教式的狂喜迷醉，我們崇拜著俄國來的每一件事物。」（Koivisto，1983）簡單地說，世界各地都將十月革命視作震撼全球的大事。
通常與革命有過親身接觸的人，比較不容易產生宗教式的狂信，可是照樣還是有一大批人因此皈依共產主義。其中有回鄉的戰犯，不但成為布爾什維克的忠實信徒，後來還成為祖國的共產黨領袖。這樣的例子有克羅埃西亞的機械工人布洛茲（Josef Broz），也就是後來南斯拉夫的共產黨首腦鐵托元帥（Tito）。也有訪問革命俄國的新聞從業人員，像《曼徹斯特衛報》的藍山姆（Arthur Ransome）。藍氏雖不是出名的政治人物，卻是個素負盛名的兒童讀物作家，一腔對航海的熱情，常在其迷人的作品中流露。還有一位受到革命鼓舞的人物，布爾什維克的色彩更少，也就是日後寫出偉大文學名作《好兵帥克》（The Adventures of the Good Soldier Schwejr）的捷克親共作家哈謝克（Jaroslav Hasek）——哈氏發現，破天荒頭一遭，自己竟會為了一個理想而戰。聽說更令他驚高的是，醉生夢死了一輩子，竟從此醒來，再也不沾杯中物。俄國內戰時期，哈謝克加入紅軍，擔任人民委員。可是戰後回到布拉格，卻再度沉迷醉鄉，重新回到以往無政府主義暨波希米亞式的生活。他的理由是革命後的蘇維埃俄羅斯，不合他的口味。然而革命，卻的確曾是他想追求的理想。
發生在俄國的大事，不只激勵了各地的革命分子；更有甚者，是在各地掀起了革命的浪潮。1918年1月，奪取冬宮數周后，新政府正拚命設法，想與不斷挺進的德軍媾和。正在此時，一股大規模的政治罷工及反戰示威，卻開始橫掃中歐各地。革命的浪頭，首先打向維也納，然後經過布達佩斯與捷克一帶，一路蔓延到了德國，最後在奧匈帝國亞德里亞海軍事變中達到高潮。同盟國的大勢已去，其陸軍部隊也迅即解體。9月間，保加利亞農兵歸鄉，宣布成立共和國，直向首都索非亞（Sofia）進發；但在德方協助之下，叛軍的武裝終遭解除。10月里，哈布斯堡的君王在義大利前線打了最後一場敗仗，從此下台。各個新興的民族國家，仗著一線希望，紛紛宣告成立。它們的想法是，比起危險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想來勝利的協約國總該比較歡迎它們的出現吧（這個想法倒也沒錯）。事實上，蘇俄呼籲人民群眾停戰媾和，西方國家早就擔心不已——更何況布爾什維克黨人還公布了盟國秘密瓜分歐洲的戰時協定。盟國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的十四點和平計畫。計畫中玩起民族主義牌，對抗列寧關於各國人民聯合的呼聲。此外，將由許多小型民族國家合成一道長牆，共同圍堵紅色病毒。同年11月初，德國各地陸海軍士兵紛紛叛亂，由基爾的海軍基地開始，革命風潮傳遍德國。共和國宣布成立，皇帝老爺退位逃往荷蘭，代之而起成為國家元首之人，是一位馬具工出身的社會民主黨員。
於是東起符拉迪沃斯托克，西到萊茵河，各地一片革命怒潮。但這是一股以反戰為中心的革命旋風，社會革命的色彩其實很淡。因此大戰結束，和平來到，革命的爆炸力便和緩許多。對哈布斯堡、羅曼諾夫、奧斯曼，以及東南歐小國的農民士兵及其家人來說，革命的內容不外有四：土地、對城市的疑懼、對陌生人（尤其是猶太人）的擔心，以及對政府的疑懼。因此小農們雖然起來革命，卻並不帶布爾什維克的性質。這種情況，在奧地利、波蘭部分地區、德國的巴伐利亞，以及中歐南歐的絕大部分地區，皆是如此。農民的不滿，必須經由土地改革的手段方能安撫，甚至連一些保守反革命的國家，如羅馬尼亞和芬蘭也不例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農民既占人口的絕大多數，社會主義黨派鐵定無法在民主式普選中獲勝，布爾什維克出頭的機會更為渺茫。不支持社會主義，並不表示農民在政治上偏向保守派，可是這種心態對民主性質的社會主義當然極為不利。在蘇維埃的俄羅斯等地，選舉式的民主政體甚至因而完全廢止。布爾什維克黨原本召開了一個立憲會議（stituent Assembly，這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來即一直沿有的革命傳統），可是10月之後不到幾周，卻馬上把它解散了；其中原因正在於此。至於照威爾遜的主張設立的一連串小民族國家，雖然內部的民族衝突並未就此消失，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活動餘地卻從此大為減縮。這項發展，正中盟國和會人員的下懷。
但是俄國革命，對於1918－1919年間歐洲騷亂的影響實在太深，因為這個原因，對於世界革命的前途，莫斯科當局難免懷抱著十足的信心。即使對我這樣的歷史學者，依照當時情況看，似乎只有德皇治下的德國，能夠倖免革命浪潮的席捲——即使德國當地的革命分子，恐怕也這樣看。不論在社會和政治上，德國都相當穩定，工人階級運動的聲浪雖強，立場卻極為溫和，要不是大戰之故，武裝革命根本不可能在德國發生。德國不像沙皇俄國，不像搖搖欲墜隨時會倒塌的奧匈帝國，也不像所謂「歐洲病夫」的土耳其，更沒有歐陸東南山區那些使槍弄棒、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野性山民。總而言之，德國根本就不像一個會發生大動亂的國家。跟戰敗的俄羅斯以及奧匈帝國兩地貨真價實的革命比起來，德國絕大多數的革命戰士與工人，不但守法，也相當溫和。德國人的性情，就跟俄國革命黨挪揄他們的笑話一模一樣——不過這笑話可能是捏造的：如果告示禁止公眾踐踏草地，德國造反者們也會自然遵命改走人行道。
然而，卻在這樣的一個國家裡，水兵起來革命，將蘇維埃的旗幟帶到全國各地。就在這裡，一個由柏林工人和士兵組成的蘇維埃，任命了社會主義德國政府負責人。俄國的二次革命，在德國一氣呵成，似乎一次就達成了：皇帝一下台，首都政權馬上落入激進分子手裡。不過德國的動亂，其實只是一時的。在戰敗與革命的雙重打擊之下，舊有的部隊、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