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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的情況一塌糊塗，不但革命時機成熟，大戰中也打得精疲力竭，隨時在敗亡的邊緣上。俄國最後終於倒了下來，成為東歐及中歐地區，第一個在一次大戰壓力下崩潰的國家。最後的爆炸遲早都會發生，人人心裡有數，只是不知道爆炸的
導火線會在何時以及何種情況之下引燃。其實一直到二月革命爆發之前的幾周，連當時流亡在瑞士的列寧，都不敢確定今生自己能否親眼看到革命成功。到了最後關頭，造成沙皇政權垮台的導火事件，系由一群女工的示威引起（示威之日，就是社會主義運動後來的三八婦女節）。另有普提洛夫（Putilov）鐵廠的工人，向以立場強硬出名，因與資方發生糾紛，被廠方勒令停工。於是他們與女工聯合，發起一場總罷工，示威遊行的隊伍，越過冰凍的河面，一直向首都中心進發。可憐他們所求無多，也不過就是麵包罷了。沙皇的部隊起初躊躇不願動手，最後不但拒絕了鎮壓群眾的命令，還與民眾保持著友好的氣氛，甚至連一向對沙皇忠心耿耿的哥薩克衛戍部隊，也不肯向民眾開火。沙皇政權的脆弱，此時完全暴露無遺。混亂了4天之後，軍隊終於嘩變，沙皇退位，由一個自由派的「臨時政府」暫時接管。當時與俄國協約的西方諸國，對沙皇退位難免表示同情，甚而伸出援手——因為它們擔心，沙皇政權走投無路之下，可能會退出大戰，進而與德國單獨簽定和約。這一場街頭混亂，無人策劃領導，純屬偶發事件，短短4天，卻結束了一個老大帝國。更精彩的在後頭：革命之於俄國，恰如水到渠成，彼得格勒的民眾竟然立刻宣稱，沙皇的傾覆等於全世界自由平等和直接民主的到來。而列寧最大的作為，就是扭轉了這個無法控制的局面，將群情澎湃的無政府狀態一轉而為布爾什維克的勢力所利用。
取沙皇政權代之的俄國新政權，並不是一個親西方的自由憲政政體，更無心與德國作戰。當時存在的其實是革命的真空狀態：一邊是毫無實權的「臨時政府」；另一邊則是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地紛紛成立的「基層群眾」性地方會議[亦即蘇維埃（Soviet），會議之意]。這些「基層群眾」政治組織握有相當的實權，至少擁有否決大權——可是對於這個權力有何妙用，以及如何使用這個權力，或是應該怎麼發揮，卻一竅不通。各個不同的革命黨派組織也紛紛出現——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有兩派：布爾什維克（Bolshevik，俄文即「大」之意，意譯為「多數派」，主張無產階級專政——譯者注）。孟什維克（Menshevik，俄文即「小」之意，意譯為「少數派」，主張與資產階級聯手，進行自由化改革——譯者注），此外還有社會革命黨（Social Revolutionaries，主張土地國有，以暗殺為革命手段——譯者注），以及其他無數的左派小團體，一一抖落原先非法的身份，從地下現身——這些黨派團體，極力爭取各地蘇維埃，以圖擴大自己的陣營。但是一開始，眾人之中只有列寧有灼見。他指出，各地的蘇維埃，可作為政府的另一途徑（列寧曾有名言：「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但是沙皇政權甫落，大大小小各種名目的革命黨團林立，老百姓根本搞不清楚這些林林總總的名號，到底代表著什麼意思；就算知道，也不辨其中異同。他們只明白一件事，就是從今以後，再也不用聽命於權威了——甚至連那些自以為見識高過他們一等的革命權威，也用不著去理會。
城內的貧民只有一樣要求，就是麵包。至於其中的工人，則希望待遇改善、工時減少。而其他的俄國老百姓，80％都靠務農為生，他們的要求，無非是土地而已。此外不分工農，眾人都一致希望趕快停戰。但是一開始，以農民為主體的軍隊倒不反對這場戰爭，他們反對的只是過嚴的軍紀，以及上級給予下級軍士的惡劣待遇。於是提出「麵包！和平！土地！」這些口號的團體，很快便獲得民眾極大的支持。其中最有效果者，要數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從1917年3月間幾千人的小團體，不到同年夏初，便迅速成長為25萬黨員的大黨。冷戰時期，西方曾對列寧有過一種錯覺，以為他最擅長的手法乃組織突襲。殊不知列寧及布爾什維克黨人唯一的真正財產，在於能認識及把握群眾的需要，並能追隨群眾，進而領導群眾。舉例來說：列寧發現，小農心中想要的東西，其實和社會主義的計畫相反——不是土地共有，而是土地分配給個別家庭農場經營。一旦認識這個事實，列寧毫不猶疑，立刻認定，布爾什維克的任務，便是實現這種經濟上的個人主義。
兩相比較，臨時政府卻只知道一味頒布法令，根本看不出自己毫無約束國人服從的能力。革命之後，俄國的資本家、經理人，曾試圖恢複勞工秩序，卻招眾怒，反刺激工人走向更極端。1917年6月，臨時政府堅持發動另一次軍事攻擊。部隊實在受夠了，於是小農出身的士兵紛紛開小差，擅自返家與鄉人一道分田去了。返鄉的火車開到哪裡，革命的火焰也就蔓延到哪裡。臨時政府垮台的時機，雖然一時尚未來到，可是從夏天開始，激進的腳步卻在軍隊和城市不斷加速，形勢對布爾什維克黨越來越為有利。立場激烈的社會革命黨，作為民粹派（Narodiks）的繼承者，獲得小農階級民眾壓倒性的支持（見《資本的年代》第九章），愈發助長極左派的出現。結果社會革命黨與布爾什維克黨人越走越近，十月革命後曾有一段短時期共同執政。
於是布爾什維克——究其性質，實屬工人政黨——在俄國各大城市成為多數大黨，在首都彼得格勒和大城市莫斯科兩地，聲勢尤其浩大，在軍中的影響力也迅速擴張。在布爾什維克強大壓力之下，臨時政府的存在愈發暗淡。8月間，一位保皇派將軍發起反革命政變，政府還得求助於首都的革命勢力以對付，於是地位更顯不保。布爾什維克黨的支持者，情緒愈發激動極端，奪權之勢終不可免。最後的關頭來臨，與其說是奪權，倒不如說布爾什維克把現成權力撿起來更為貼切。1917年11月7日，布爾什維克黨輕易地奪取冬宮（WinterPalace），這就是十月革命。對於當天這段經過，有人曾說，日後俄國大導演愛森斯坦（Eisenstein）拍名片《十月》（October）之時（1927年10月），拍攝現場的受傷人數，恐怕比真正十月革命的傷亡還要多。那時，臨時政府彷彿一下子便消失得無影無蹤，連半個留守抵抗的人也沒有。
從臨時政府註定垮台的敗跡出現開始，一直到今天，人們對十月革命的看法始終爭執不下，其實其中多數意見都具有誤導的意味。反共派的歷史學家往往認為，此事根本就是列寧一手策劃的暴動或政變，以實行其反民主的基本立場。但問題的關鍵所在，並不在誰導演了臨時政府的垮台；乃在臨時政府下台之後，該由何方何人接替。或者說，何方何人有此能耐，可以勝任接手的工作。早在9月，列寧就不斷地說服黨內的猶疑分子，他表示，時機稍縱即逝，權力送上門時，若不好好把握，必將從此與我們黨無緣——程度同樣緊急的，是另外一
個問題，列寧問自己，也問大家：一旦掌權，「布爾什維克有能力繼續維持這份權力嗎？」事實上，任誰想要統治這個火山爆發般的革命俄國，到底又能有什麼妙計可施呢？除了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沒有一個黨敢單獨地正視這個重任——列寧在他撰寫的宣傳小冊里指出，甚至連黨內，也不是人人有他這番決心魄力。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北方軍中，形勢一片看好，到底該圖一時之便，此時此刻立即奪權好呢；還是應該靜觀其變，視情勢發展成熟再定？這實在是個舉棋不定，難以回答的大問題。可是德軍已經兵臨城下，正逼近今日愛沙尼亞所在的北方邊界，離俄國首都只有數里之遙。而那個臨時政府，情急之際，肯定不會將政權交予蘇維埃，反而極有可能向德軍棄城投降。列寧行事，一向做最壞的打算，他認為，如果布爾什維克不把握這一時機，「那真正無政府主義的聲浪，可能會比本黨的氣勢還要更旺。」列寧條分縷析，最後提出一個大道理，他的同志不能不服：作為一個革命黨，如果不理睬群眾與時機共同要求我們奪權的呼聲，那麼我們與不革命的人又有何不同呢？
因此，奪權一事，其本身無可辯論，問題則出在長期的展望上面。就算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與莫斯科兩地的權力，能延伸到俄國全境，並得以在各地穩住政權，進而打擊無政府及反革命勢力，長期的做法，又該如何？列寧本人，一心以「轉變俄羅斯共和國為社會主義國家」，作為蘇維埃新政府的第一任務（所謂蘇維埃，主要就是指布爾什維克）。他這番打算，其實是一個賭注，希望可以利用俄國革命，進而在全世界，至少在歐洲地區，造成革命。他經常表示：「除非把俄國與歐洲的資產階級完全毀滅……社會主義的勝利，怎麼能夠到來？」現階段，布爾什維克的主要任務，其實也就是它的唯一任務，就是將到手的權力好好掌下去。於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