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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不曾討論戰火連綿的大時代對人類本身的衝擊，人類究竟為這兩場大戰付出幾許代價？我們前面雖然提過大量的死傷數字，但那只是其中一部分代價而已。說也奇怪，一戰的傷亡雖然不及二戰慘重，在當時卻更受世人重視，不但各地紀念碑林立，每年更虔誠地大事紀念停戰日。俄國因為革命的關係，特別重視第一次世界大戰，自然情有可原；可是這種現象不獨蘇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可與上一次大戰「無名英雄碑」媲美的紀念舉措；到了二戰之後，每年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休戰紀念日」（1918年11月11日）的氣氛，也每況愈下，逐漸失去當年神聖嚴肅的意義。探其因由，也許早在上一次大戰之際，世人原不知道犧牲會如此慘重；而到二戰，大家都心裡有數。所以前者1000萬人死亡帶來的驚嚇，要比後者的5400萬更令人傷痛。
大戰本身的全面性，兩方不計代價、不擇手段誓死戰到底的決心，都對世人心理產生重大影響。否則，我們又如何解釋種種不人道的殘酷行為在20世紀愈演愈烈的現象呢？1914年之後，戰爭行為越發殘忍野蠻，事實俱在，想否認都不行。本來到了20世紀初年，強暴凌辱的人類災難已在西歐正式絕跡。但自1945年以降，我們卻又開始視種種殘暴不仁的現象為家常便飯，對於聯合國三分之一會員國（其中包括某些最古老、最文明的國家）陷入人間地獄的慘狀也無動於衷（Peters，1985）。
然而，殘暴程度的提高，主要不是因為人類潛在的獸性被戰爭激發併合理化了。當然這種現象，也的確在某些第一次世界大戰老兵身上出現，尤以那些出身極右派國家主義陣營的武夫者流，如狙殺小隊、「義勇軍」（Freec Corps）分子等。他們自己有過殺人的經驗，又曾親見袍澤慘死，在正義的大旗之下，虐待擊殺幾個敵人，又算什麼值得躊躇猶疑的大事呢？
但是世界越來越殘酷的真正原因，主要在於戰爭「民主化」的奇怪現象。全面性的衝突轉變成「人民的戰爭」，老百姓已經變成戰略的主體，有時甚至成為主要的目標。現代所謂的民主化戰爭，跟民主政治一樣，競爭雙方往往將對手醜化，使其成為人民憎惡，至少也是恥笑的對象。過去由專業人士或專家進行的戰鬥，彼此之間都還存有一分敬意，也比較遵守遊戲規則，甚至還保有幾分騎士精神，如果雙方社會地位相類，更是如此。過去雙方動武，往往也有其一定的規則，在兩次大戰戰鬥機駕駛員的身上，我們依稀可見這種古風。法國導演雷諾阿（Jean Renoir）那部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反戰影片《大幻影》（La Grande Illusion），就曾對此現象多有著墨。而且，除非受到選民或報界壓力的束縛，政治外交的專業人士往往可以心平氣和地與敵方宣戰、媾和；正如拳擊手在開打前相互握手，拳戰後共同暢飲一般。但到了我們這一個世紀的總體戰，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俾斯麥時代，或18世紀戰爭的模式已經蕩然無存。像現在這種需要鼓動舉國同仇敵忔的戰爭，已經不能再像過去貴族式戰爭那般有規有矩。因此我們必須強調，二戰期間，希特勒政權的所作所為，以及包括非納粹德國軍隊在內的德國人，他們在東歐地區的種種作風固然可鄙，但也都是出於現代戰爭必須將敵人形象惡魔化的合理需要。
戰爭變得愈加殘忍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戰爭本身的非人化。血淋淋的殺人行動，如今變成一個按鈕或開關即可解決的遙遠事件。科技手段之下，死亡犧牲都不再活生生於眼前發生，這與傳統戰鬥里，親手用刺刀剜出敵人的臟腑，從準星中瞄見敵人的身影倒下，有著多麼巨大的不同。戰線上死命瞄準的槍口下，射倒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串統計數字——甚至連這個數字也不真實，只是假設的統計而已，正如當年美國在越戰中對敵人死亡人數的估計一樣。從高高的轟炸機看下去，地面上的一切不再是活生生的人和物，而變成一個個無生命的投彈目標。性情和善的年輕男子，平常做夢也不會把刺刀插進任何鄉下孕婦的肚子；一旦駕起飛機，卻可以輕而易舉，便對著倫敦或柏林的滿城人口按鈕投下炸彈，或在長崎投下末日的原子彈。那些工作勤奮的德國科員，若命他們親自將猶太人載到鐵絲網纏繞的死亡集中營，絕對千萬個不願意；可是坐在辦公室里，卻可以不帶私人感情，日復一日安排火車時刻，固定往波蘭的屠場開出一班班死亡列車。這真是我們這個世紀最殘忍的事情，可以完全不涉個人感情，全然組織化、例行化，在遠處執行殘忍的暴行，有時候甚至可以解釋成不得已而出的下策，此情此心，實在可痛復可哀。
從此，世界便習慣這種前所未有、以天文數字論的萬民輾轉流離與屠殺死亡，人類甚至需要創造新辭彙來描述這種現象：「無國之民」、「集體滅種」。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土耳其會殺害不計其數的亞美尼亞人——一般估計為150萬人左右——這可算是人類史上第一個有計畫集體消滅整個人口的事例。第二次再度發生，便是比較為人所知的納粹殺害猶太人的事件了，一共約害死了500萬名——各界對這個數字仍有爭議（Hilbergg 1985）。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大革命期間，幾百萬人流離失所成為難民，又有幾百萬人在強迫「交換原籍人口」名義下，被迫遠離家園。原住在土耳其的130萬希臘裔人，被遣返希臘。40萬土耳其人，也被「親愛的祖國」勒令召回。20餘萬保加利亞人，搬到與他們民族同名，版圖卻已縮小的地方。150萬到200萬名俄國人，有的從俄國大革命逃離出來，有的則是革命內戰中戰敗逃亡的一方，現在都無家可歸。為了這一批俄籍流浪人，以及32萬名逃離土耳其滅種屠殺的亞美尼亞人（前者是主要對象），國際聯盟特別簽發一種新文件，也就是所謂的南森護照（Nansen passport），專門發給無家可歸的失去國籍的人使用。在這個行政體系日益複雜的世界裡，這些可憐人卻沒有身份，在任何國家的行政體系中都不存在。南森護照之名源於北極大探險家挪威的南森（Fridtjof Nansen）之姓而定。南氏除了探險之外，平生致力幫助孤苦無援之人，曾主持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難民救濟計畫，於192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根據粗略估計，1914－1922年之間，世界一共製造出400萬到500萬難民。
但是和二戰相比，第一批大量人口流離失所的數字可算小巫見大巫了。二戰期間，難民的悲慘境遇前所罕見。據估計，1945年5月以前，歐洲大概已經有4050萬人被迫連根拔起，這還不包括被迫往德國的外籍勞工，以及在蘇軍到達之前逃走的德國人（Kulischer，1948，pp．253-73）。德國失敗以後，一部分領土被波蘭與俄國瓜分并吞，從這一帶，還有從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南歐原有的德國人居住區，一共逃出了1300萬名德國人（Holborn，p．363）。這些難民最後都由新成立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收納。任何回歸新聯邦的子民，都可以在那兒得到公民身份，建起新的家園。同樣地，新成立的以色列，也賦予地上每一個猶太人「歸國權」。但是，除了在這種大流離的年代，有哪個國家會認真提出這種慷慨的建議？1945年，盟軍勝利部隊在德國一共發現了1133．27萬名各種不同種族國籍的「戰爭難民」，其中1000萬人迅即被遣回原籍——可是有一半人卻是在違反本人意願之下，被強迫送回的（Jaeyer，1986）。
以上只是歐洲的難民。1947年印度殖民地恢複獨立，造成1500萬名難民流離於印巴之間，這還不包括後來在內部衝突中死亡的200萬人在內。二戰引起的另一副作用——朝鮮戰爭，害得500萬韓國百姓變成難民。以色列人在中東建國——這是大戰引起的又一後續影響——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作署（UNWPA）的難民冊上，又增加130萬名巴勒斯坦難民。與巴勒斯坦難民潮行相反方向的隊伍，則是60年代120萬猶太人回歸以色列，其中絕大多數原本都是難民。簡而言之，二戰掀起的戰禍，在人類歷史上可謂空前絕後。每一天，千千萬萬的人在受苦、在流離、甚至死去。更可悲的是，人類已經學會苟活於這悲慘的天地之間，再也不覺得這種現象有什麼奇怪之處了。
回頭看看，由奧地利大公王儲夫婦在薩拉熱窩被刺開始，一直到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31年的動亂時光，就好比17世紀德國史上30年戰爭的翻版。薩拉熱窩事件——當年的第一次薩城事件——不啻划下一個天下大亂時代的開始。其中經歷的變亂與危機，就是本章和以下四章討論的內容。但是對1945年以後的時代而言，20世紀發生的31年戰爭，在人們腦海里留下的印象，卻跟17世紀那一場30年戰爭不同。
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於本世紀的31年戰亂，之所以被劃分成一個單一的年代，主要是從史家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