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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般都有一個觀念，以為現代戰爭一向都影響國內每一名男女老少的生活，並動員絕大多數國民；我們總認為，現代戰爭使用的武器數量驚人，一向都得將整個經濟投入生產；我們又認為，現代戰爭的武器一向都造成難以形容的大量傷亡，徹底地主宰並改變了交戰國的面貌。殊不知，這些現象其實只有在20世紀以後方才發生。不錯，過去的確也有過悲劇性的毀滅戰爭，也有過預示現代式可怕戰爭的前例，比方大革命時期的法國即為一例。一直到今天為止，美國史上最慘烈的戰爭還要算為時4年的南北戰爭（1861年-1865年），死亡男子無數，比美國後來參與的所有戰爭死亡總數還多，其中包括兩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越戰。但在20世紀以前，影響一般社會生活的戰爭往往屬於例外。拿破崙四處征伐歐洲的年代裡，簡·奧斯汀（Jane Austen）可以安坐家中寫她的小說。對不清楚時代背景的讀者來說，肯定猜不出當時是這樣一個烽火連天的時代，我們從她的小說里嗅不出一絲戰爭的氣息。但在事實上，出現在奧斯汀筆下的年輕男子，某些人一定參與了當時的戰事。進入20世紀，我們實在難以想像有哪一位小說家曾用這種筆法描寫20世紀戰火下的英國。
雖說20世紀總體戰（total war）這個怪物，並非一開始就成龐然大物，不過從1914年開始，總體戰的形態便已成形，這一點絕對正確。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英國就已動員了12．5％的男子入伍，德國動員了15．4％，法國動員人數幾乎達17％。到了二戰，一般來說，各國積極從事軍事任務的動員人數，平均約為20％左右（Milward，1979，P．216）。我們可順便提一下，像這樣大規模的長期總動員，得靠兩種力量才能維持：一靠現代化高生產力的工業經濟，二靠大部分經濟活動掌握在非戰鬥人口的手裡。在傳統的農業經濟里，除了偶爾季節性的徵用以外，就沒有能力供應如此眾多兵源，至少在溫帶氣候區如此。因為到了農忙時節（比方說收穫季節），全民都得出動幫助農事。其實就算在工業化的社會，長期挪用如此大量的人口，對勞動力也是一項極大的負擔。這也就是現代大規模戰爭之下，有組織的勞工力量因而加強的原因。女子也因此走出家庭，進入社會，造成女性就業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女性就業還只是暫時情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成為永久性的社會現象了。
20世紀的戰爭是大規模的戰爭。人類在這些戰爭里使用和毀滅的東西，數量之高，已達前人不能想像的地步。因此德文用Materialschlacht——也就是物資戰，形容1914－1918年的西線戰爭。拿破崙當年運氣好，當時法國工業生產規模小，他卻還能在1806年以全部不過1500發的彈藥，打垮了普魯士的軍隊，贏得耶拿會戰（Battle of Jena）。可是後來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法國的軍用生產計畫一天就是1萬到1．2萬發。到了戰爭末期，甚至高達每日20萬發之數。連沙俄也能夠日產15萬發，等於一個月450萬發。規模如此龐大，難怪工廠里的機械工程作業徹底革新了。至於其他比較不屬於破壞性質的物資生產，讓我們回憶一下，二戰期間，美國陸軍一共訂製了5．19億餘雙襪子和2.19億餘條褲子。而德國部隊呢，在其繁文縟節的官僚傳統之下，單單一年之內（1943年），就造了440萬把剪刀，以及620萬個印盒，以供軍事單位蓋章所需（Milward，1979，P．68）。大規模的戰爭，需要大量的生產配合。
可是生產也需要有組織、有管理——即使其目的是為了理性冷靜地殺人，是為了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毀滅人命，依然需要組織管理，像德國的死亡集中營那樣。總而言之，總體戰可說是人類所知規模最為龐大的產業，需要眾人有意識地去組織、去管理。
這種現象，也引起了前所未見的新課題。自從17世紀政府接管永久部隊（常備軍），不再向戰爭販子租用兵力以來，軍事已經變成政府的職責。事實上，軍隊與作戰，很快就變成一種「產業」，或所謂的經濟聯合，規模遠比私有產業大得多。因此19世紀工業時代興起的大規模民間產業，如像鐵道及港口的興建工程往往需要借重軍方的專業及管理人才。政府各個部門，幾乎都投入武器及各種戰爭物質的生產。一直到19世紀末期，才逐漸由政府與專業的民間軍火工業合作，形成某種共生的產業聯合，尤以一些需要高科技的部門為最，如大炮及海軍裝備的研究生產等等。這就是現在我們大家都知道的所謂「軍事工業聯合」的前身（見《帝國的年代》第十三章）。不過從法國大革命時期一直到1914年之間，每有戰爭，除了某些工業難免受到波及之外——比方說制農業就得擴大生產供應軍衣——基本上，戰時經濟也只是平時經濟的擴展而已（所謂一切「照常營業」也）。
政府方面主要的問題，著眼於財政上的考慮：如何應付戰爭的支出。該靠貸款，還是直接徵稅呢？不論貸款還是徵稅，又該怎麼做才好？在籌措經費挂帥之下，國庫或財政單位自然就變成了戰時經濟真正的司令官。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打就是這麼久，遠遠超過政府當初預期；人員軍火消耗如此驚人，「照常營業」的如意算盤當然打不下去，財政官員也無力繼續主導了。政客不計代價一心只想謀勝，國庫人員只有大搖其頭（年輕的凱恩斯當時即在英國國庫任職）。凱恩斯等人的看法自然沒有錯，英國實在力不足負兩次大戰的重擔，該國經濟也因此受到長遠的負面影響。然而，如果現代式的大戰實在無可迴避，大家就應該對成本、生產——甚至整個經濟——好好地仔細籌劃管理不可。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政府一面打，一面才學到這方面的經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事先仔細研究過上次大戰得來的教訓，於是一開始，大家就學乖了。可是現代戰爭打到一個地步，政府必須全面接管經濟，各種計畫及物資的分配也必須極為詳密具體（跟平時的經濟機制完全兩樣）。雖說政府已有戰時經濟的心理準備，但直到好一陣子之後，眾人才慢慢體會其中深入的程度。二戰初起，各國之中，只有蘇聯和納粹德國擁有某種程度具體控制經濟活動的方式。這自然是因為蘇聯的計畫經濟，多少師法德國在1914－1918年期間實行的戰時計畫經濟（見第十三章）。至於其他國家，尤其是英美兩國，這方面的組織渠道根本就不存在。
奇怪的是，儘管德國有開明專制官僚行政系統的傳統及理論基礎，兩次總體大戰打下來，在政府主導的戰時經濟上面，德國的表現卻還不及西方民主國家——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英法兩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英美兩國（有關蘇聯式的計畫，詳見第十三章）。其中原因到底何在，我們只能臆測，不過優劣事實俱在，卻不容人置疑。德國方面，在動員物資全面支援戰爭上的組織力、效率都不行——不過一開始，德國原打算速戰速決，自然不需要全面性的動員——對於平民經濟需要的照顧也不夠周全。相反，僥倖活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法兩國人民，戰後的情況卻遠比戰前要好上一些，就算感覺上比較窮苦，英國工人的實際收入反而增加了。可是德國人卻較前飢貧，實際工資也較前為低。至於二戰的數字比較難對照，尤其因為第一，法國一下子就投降了；第二，美國比大家都富有，所受的壓力也小得多；第三，蘇聯則比較貧困，壓力則大得太多。基本上，德國的戰時經濟，等於有全歐洲供其剝削利用。但到戰事完畢，德國各方面的實質損失卻遠超過西方其他交戰國家。大致總合一下，英國的財力雖然比較差，到了1943年，平民消費甚至降低了20％以上。及至最後大戰結束，英國老百姓的伙食和健康卻比別人都好，這都多虧該國戰時經濟能夠有系統、有計畫地公平分配整體資源，不致過度犧牲社會中任何一部分。德國的做法剛好相反，完全基於不平等的原則。德國不但全力剝削它佔領下的歐洲人力資源，對非本族更視為劣等民族。極端到——比方對波蘭人、俄國人，還有猶太人——甚至根本把他們當作隨時可以犧牲，生命如草芥的奴工。到1944年時，德國境內的外國勞工，已高達其總勞動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軍火業便佔去了30％。德國本國的勞工也好不到哪裡去，最多只能說，他們起碼還保留著1938年的實際收入水準。此外，戰爭期間，英國兒童的死亡和生病率不斷下降。反觀一向以糧產豐富聞名的法國，自1940年被德國佔領統治之後，境內雖不再有過戰火，法國人各年齡層的平均體重卻減輕了，健康普遍衰退了。
總體戰在管理上造成的革命，自是不容置疑。對於科技和生產是否也有革命性的影響呢？換句話說，總體戰到底是促進了、還是妨礙了經濟的發展。簡單的回答，總體戰使得科技更為進步發達，因為先進的交戰國不但在軍事上求勝，更需要在技術上競爭，才能發展出更精良更有效的武器裝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