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文藝和學術界人士對20世紀的看法：
哲學家伯林（Lsaiah Berlin）：「我的一生——我一定得這麼說一句——歷經20世紀，卻不曾遭逢個人苦難。然而在我的記憶之中，它卻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個世紀。」
西班牙人類學家巴諾哈（Julio Caro Baroja）：「在一個人的個人經歷——安安靜靜地生、幼、老、死，走過一生，沒有任何重大冒險患難——與20世紀的真實事迹……人類經歷的種種恐怖事件之間，有著極為強烈顯著的矛盾對比。」
義大利作家李威（Primo Levi）：「我們僥倖能活過集中營的這些人，其實並不是真正的見證人。這種感想，固然令人不甚自在，卻是在我讀了許多受難餘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內所寫的各種記載之後，才慢慢領悟。多年以後，我曾重讀自己的手記，發現我們這一批殘存的生還者，不但人數極為稀少，而且根本屬於常態之外。也許是運氣，也許是技巧，靠著躲藏逃避，我們其實並未陷落地獄底層。那些真正掉入底層的人，那些親見蛇蠍惡魔之人，不是沒能生還，就是從此啞然無言。」
法國農藝學家暨生態學家迪蒙（ReneDumont）：「我看20世紀，只把它看作一個屠殺、戰亂不停的時代。」
諾貝爾獎得主、義大利科學家蒙塔琪尼（RitaLevi Montali）：「儘管發生了種種事情，這個世紀畢竟發生了幾項革命，是往好的方向走去……如第四階級的興起，以及女人在數百年橫遭壓制之後得以嶄露頭角。」
諾貝爾獎得主、英國作家戈爾丁（WilliamGolding）：「我只是止不住地想，這真是人類史上最血腥動蕩的一個世紀。」
英國藝術史學者岡貝克（Er Gombrich）：「20世紀的最大特徵，就是世界人口繁殖增長的可怕速度。這是個大災難，是場大禍。我們根本不知道對此如何是好。」
英國音樂家梅紐因（Yehudi Menuhin）：「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話為20世紀做個總結，我會說，它為人類興起了所能想像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時卻也摧毀了所有的幻想與理想。」
諾貝爾獎得主、西班牙科學家奧喬亞（SeveroOchoa）：「最根本的事項，便是科學的進步，成就實在不凡……是我們這個世紀的最大特色。」
英國人類學家弗思（Raymond Firth）：「就科技而言，我認為電子學是20世紀最重大的一項發展。至於思想觀念，可能則由一個原本相當富於理性與科學精神的觀點，轉變成一個非理性、也比較不科學的心態。」
義大利史學家瓦利安尼（Leo Valiani）：「我們這個世紀，證實了所謂正義、公理、平等等種種理想的勝利，不過是短暫的曇花一現。但在同時，只要我們有辦法將『自由』繼續存留，還是可以從頭再來……不必灰心，甚至在最絕望的情況下也不要喪志。」
義大利史學家文圖裡（Franco Venturi）：「歷史學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對我來說，20世紀沒有別的，只需要我們不斷地重新去了解它。」
（Agosti and Bese，1992，PP．42，210，154，76，4，8，204，2，62，80，14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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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6月28日，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itterrand）事先未經宣布，突然造訪戰火中的薩拉熱窩（Sarajevo）。當日的此城，已是一場巴爾幹半島戰事的中心焦點，到這年年底，這場戰事的犧牲代價將高達15萬條人命。密特朗此行的目的，就是為了提醒國際輿論，有關波斯尼亞（Bosnia）危機的嚴重性。的確，看著這位年邁體衰的貴客，在槍林彈雨中來到此地，真是一個令人注目和感佩的鏡頭。但是密氏之訪，卻有一層完全為人忽略的理由，雖然這正是此行的中心關鍵：即他的造訪日期。為什麼這位法國總統，要特別選在這一天前往薩拉熱窩？因為6月28日，正是當年奧匈帝國的王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於1914年在薩城被刺身亡的日子。不過數周時間，這起暗殺事件就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凡是密特朗這個年紀的歐洲人，只要讀過幾年書，此時、此地，與當年那場由政治錯誤與失算導致的歷史性大災難，其間的種種糾纏、關聯，一定會立刻浮上心頭，再度閃現眼前。今日的波斯尼亞，又一次陷入危急關頭，還有什麼行動，能比選上這樣一個富有象徵意義的日子來訪，更具有高度的戲劇性，更令人正視這場危機的涵義呢？可是除了少數幾名專業史學家和年紀很大的人以外，一般都未能明白其中這層強烈的暗示意義。歷史的記憶，已經死去。
過去的一切，或者說那個將一個人的當代經驗與前代人經驗承傳相連的社會機制，如今已經完全毀滅不存。這種與過去割裂斷絕的現象，可說是20世紀末期最大也最怪異的特色之一。許許多多身處世紀末的青年男女，他們的成長背景，似乎是一種永遠的現在，與這個時代的眾人的共同過去，缺乏任何有機的聯繫。因此在這個兩千年紀元將盡之際，歷史學者的地位遂愈發比以前重要；因為他們的任務，便是記住已經為其他人所忘懷的歷史經驗。基於同樣的理由，他們的角色也應該比以前擴大，不再只是單純地作為一名記年記事、搜集資料的人，雖然這些也是他們的必要功能。回到1989年際，如果能舉辦一場國際研討會，回顧一下兩次大戰後實行的和平解決方案，相信各國政府、尤其是高級外交官，必能由此獲益匪淺。他們當中的多數人，顯然都早已忘記當年是怎麼一回事了。
本書討論的主題，是1914－1991年間的「短促二十世紀」；不過本書的目的，並不在回述發生於這段時期的往事。當然，任何一個被他的學生問過下面這樣一個問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有關當年的一些基本常識，在今天也不能視作理所當然了。我的一位聰明的美國弟子問道，既然有所謂「二次大戰」，是否表示從前還有過一場「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是本人寫作本書的宗旨，是為求了解、闡釋為什麼事情會如此發展，以及彼此之間有何意義關聯可言。而對於一輩子走過「短促二十世紀」年月，如我這般年齡的人來說，本書不免亦有一種自傳性的意味。我們等於是在敘述、詳談（以及在糾正）我們自己記憶中的往事啊。而且，我們是以男女演員的身份——不論我們的角色是多麼渺小，不管我們是如何得到這份角色——回溯在那個特定的時空里，在那個大時代歷史舞台之上演的一齣戲劇。而同時呢，我們也如同在觀察自己的這個時代；更有甚者，我們對這個世紀持有的觀點，正是受到那些被我們視為關鍵時刻的影響所形成的。我們的一生，是這個世紀的一部分；而這個世紀，也是我們人生的一部分。凡屬於另一個時代的讀者，比如在本書寫作之際才進入大學求學的學子，請不要忘記這個重點。對各位來說，甚至連越戰也是古老的史前事情了。
可是對於我這一代，以及具有以上這種背景的歷史學者來說，過去永遠不能抹去。因為我們所屬的時代，是一個依然以公眾人物或公眾事件為街道及公共場所命名的年月（如戰前布拉格的威爾遜車站，以及巴黎的斯大林格勒地鐵站）。那個時候，和約書上依然有人簽字，因此也得有個名字以供辨認（如《凡爾賽和約》；那時候的戰爭紀念碑，也仍舊令人懷想起過去的年月。因為當其時也，公眾事件仍然是我們生活肌理中緊密的一部分，而非僅是我們私人生活里畫下的一個記號而已。它們左右了我們的人生，於公、於私，都塑造了我們生活的內容。對於作者本人來說，1933年的1月30日，當希特勒登上德國總理寶座的那一天，並不單純是日曆上的隨便哪個日子。而是柏林的一個冬日午後，一個15歲的少年，在威爾默斯多夫（Wilmersdorf，西柏林一個區）附近的學校放學之後，正與他的妹妹一起往哈倫塞（Halensee）回家途中，看到了這個頭條消息。即使到現在，我還可以想見這則新聞，彷彿夢境一般。
可是擁有這一段成為今生永不可分離的過去的人們，並不僅限於這位執筆作書的老邁史者。在廣大無垠的地表之上，但凡有一定年紀之人，無論個人背景或人生經歷如何，都嘗過這同樣一段重要經驗。它為我們全體戴上標記，就某種程度而言，更出以同樣方式。80年代末裂作數片的世界，其實正是1917年俄國革命衝擊之下造成的同一世界。我們眾人身上，都因此留下痕迹；只是我們都習慣用二元對立思考，將現代工業經濟分成「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兩種不能並存、相互排斥的絕對選擇，才能想明白。一個代表著以蘇聯為模式的經濟體制，另一個則把其餘的全部照單齊收。現在看來，情況應該比較清楚，這種二分法實在是一種武斷、甚至近乎不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