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宗祺把幾張白紙從抽屜里拿出來，推到我面前。
「你真是異想天開！」他神情疲憊地往藤椅上一靠，看了我一眼。「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怎麼能給你提供空白介紹信？」
白紙上，印章已經按規格蓋好在紙的右下方了。信箋上部的標誌和下面的印章都是他所領導的農場的。這幾張白紙因為有了這些鮮紅的戳子而異常貴重。我從寫字桌上拿起它，仔細地疊好，揣進棉襖懷裡的口袋，會意地說：
「你不給我也沒關係。現在外調人員滿天飛，這種空白介紹信多得路上都能揀到。」
他的家還跟一年前我來時一模一樣。只是他那時蓋的小廚房已經有些殘舊了，牆皮被那場大雨淋得露出了黃色的麥秸。屋子裡，雖然並沒有減少什麼陳設，而在我看來，卻感到蕭條了許多。北面牆上那幅由義大利記者照的周恩來總理的遺像，像框上掛了一條黑紗，兩端垂落下來，搭在一盆沒有生氣的文竹上。他親手綳的沙發早已失去了彈性，我坐在上面。象跌進了一個土坑。他本人也比一年前削瘦了，兩鬢爬滿了白髮，再加上他坐在吱嘎作響的藤椅里，更給我一股涼颼颼的感覺。
雖然是春天了，但到處都給人以涼颼颼的感覺。
上面的那一幕戲演完，他說：
「你給我的信，走了五天才到。只有四十里路，怎麼會走這麼長時間？我拿起信封左看右看，深怕是讓人檢查過了。」他苦著臉笑了笑。「你別看我現在是場長，可是還跟在監獄裡一樣，成天擔驚受怕的……」
「我們從來就沒有出過監獄。」我說。
「是呀。」他喟然長嘆，「這些年，我的嘴也成了一張臭嘴了：往壞的方面預料的事，總是一料就准；往好的方面希望的，從來沒有實現過！你還記得去年這時候我跟你說的話么？」
「怎麼不記得？不過是來得太快了點。」
「你還覺得快？我倒以為慢了。」他懶懶地說，「這些年，我們國家就象石頭往山坡下滾似的，越滾到後來越快。我看現在也差不多滾到底了。」
他抬起頭，眼睛朝上，鼻翼噏動著，好象在嗅哪兒飄來的一股什麼味道。他的眼光里有一種歷經痛苦，備受希望的折磨，而最終惘然若失的神色。我理解這種心情。
「是快到底了。」我說，「不過，我總覺得會有一次運動，一次真正屬於人民的運動……」
「能有什麼屬於人民的運動？」他在藤椅里煩躁地扭動。
「這麼多年來我們都是在運動群眾，但又都說成是群眾運動。『真正屬於人民的運動』？那就會給扣上個『反革命事件』！你不信，我們就走著瞧。」
「不管會被扣上個什麼『事件』，可是真正屬於人民的運動總會來的！」我說出這些日子一直在心裡醞釀的話，「周總理逝世了，鄧小平又下了台，隨著『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展開，一批一批象你這樣的『民主派』都會倒下來。人民前面的屏障坍塌了，這時中國人民假如自己再不站出來說話，不走到鬥爭的第一線上去，那麼我們十億中國人就再沒有資格在這個地球上生存！我們就是世界上最窩囊、最軟弱、最劣等的民族了！」說到這裡，我眼睛裡不能剋制地蒙上了淚水。「我們被欺負了十幾年，被愚弄了十幾年，被當作試驗品試驗了十幾年，難道我們在試驗失敗而致我們於死地的時候連一聲『疼』都喊不出來嗎？麻木到連『疼』都喊不出來的人，那就是真正是該死的人了！……」
我的喉頭被硬塞住了，獃獃地坐在自造沙發的坑裡。他也在藤椅里凝然不動。屋子裡一時異常靜謐，但又洶湧著感情的波濤，隆隆作響。
半晌，他思忖著說：「那麼，你準備怎麼辦呢？走？走到哪裡去？」
「我還沒有一定的計畫。」我盡量使自己平靜下來，冷冷一笑，「這是個混亂的年代，連國家都沒有計畫，別說個人了！我只知道，這裡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右』跟『翻案』兩個概念都跟我有聯繫，運動一深人，我就會象七○年那樣頭一個被擰進監獄。與其讓生命的火花在監獄裡悄悄熄掉，還不如在一次風暴中讓暴風刮滅！另一方面，你知道，六八年我從勞改隊出來，曾經傻頭傻腦地找過什麼『劉鄧司令部』，當然，那時候只能以失敗告終。可是現在，我想，如果你們這些『民主派』再不把眼睛轉向人民群眾身上，發動群眾，組織群眾，至少是支持人民群眾，還是象過去一樣等著挨打，等著人家把你們擰進監獄，而你們還要撅著屁股低頭請罪，那麼你們這些『民主派』也是活該倒霉了！……」
「哦，哦。」他抬起一隻手，苦笑著說，「你別這樣寫我們吧，我至少還給你提供了某種方便吧……」
「是的，」我下意識地摸了摸胸口。「正因為你給我提供了某種方便，我們就可以想像：就在我們兩個坐在這裡的同時，全國正在悄悄進行多少象我們兩個在這裡做的事，說的話！我們不會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右派分子，在各自的道路上走了二十年，搞到後來居然會有差不多的遭遇和心情，在這裡促膝談心，如果不承認這是歷史造成的，又怎樣去解釋？所以我覺得現在整個中國的空氣在孕育著一場真正的人民的運動。我們的國家和中國共產黨，只有經過這場運動才能開始新生。」
他深邃的眼睛突然警覺地盯著我問：
「你準備好了嗎？有……什麼聯繫沒有？」
「沒有。」我坦然地笑道，「能有什麼聯繫？跟誰聯繫？這十幾年來他們作的最大努力不是改善人和人的關係，而是切斷人與人之間的橫向交往。我甚至認為這是他們造成的最大禍患。他們把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善意、人道和義快氣概全部破壞掉了，把人變成了浪和狐狸。這樣的道德狀態，也只有在一次人民運動里才能凈化，建立起新的人與人的之間聯繫……所以你不用緊張，不用擔心我現在和什麼人有聯繫。你革命幾十年了，你和你的那些老戰友有私人聯繫嗎？能互相推心置腹嗎？」
「沒有。」他承認，「都是『人一走，茶就涼』！」他長嘆一聲，感慨地說，「也別說沒來往，來往是有的，可全是靠外調人員牽的線。我一些多年不知音訊的戰友，倒是通過外調人員的嘴才知道他們在哪裡，現在出了什麼問題……」
驀地，一股悲涼的而又無可奈何的情緒向我們襲來。我們竟然生活在這樣一片沙漠，一片自身正在遭受摧殘，而又摧殘著我們，但我們卻對其無能為力的沙漠之中。這時，他家小院的牆外，一個人孤寂地唱起來：「東風吹，戰鼓擂，當今世界上究竟誰怕誰……」我們靜靜地聽著，彷彿要從歌詞里得到什麼啟示。但什麼啟示都沒有。在這個時代，凡是能夠大聲唱出來或喊出來的聲音，全是沒有內容，沒有意義的。
沉默片刻，他才接著說：「不過，我要告訴你，你想的那個什麼……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因為——」他向上豎起一個指頭，「他還在……一切都別想改觀。」
「我明白。」我仰在沙發上，嘆道，「可是周總理說過，『人生難得幾回搏』，現在全部情勢都決定我必須去『搏』一下了。別人可以等待，我也願意等待，但我連窩裡都蹲不住了，棍子快要搗進窩裡來了，還怎麼能等呢？他們要搞你這樣的『民主派』，還要先糊幾張大字報，發動一下群眾，造成點聲勢；要搞我的話，這些表面文章都不用做，光拿一副手銬來就行了。這十年來，我這種人是一直給你這種人當陪襯，又是打頭陣的。」
「哼哼！」他無可奈何地笑了笑，「這就叫『先掃清外圍』。」
我也笑道：「也可以說是先搞垮你們的『社會基礎』！這十年間我非常榮幸地給很多不同的人當過『社會基礎』。最早是『劉鄧司令部』的『社會基礎』，後來是『五·一六』的『社會基礎』，再後來是林彪孔老二的『社會基礎』。現在又循環回來了，是『右傾翻案風』，也就是說仍然是鄧小平的『社會基礎』。幸虧我的背已經鍛煉得和烏龜一樣厚了，不然踩都被踩扁了。」
提到「烏龜」，我心中一動，情不自禁地臉漲得緋紅。恰好這時朱蜀君端著托盤進來，招呼我們吃飯。她臉上有一種壓抑的惶惶不安的神情，一片愁苦的陰影。一年前那種歡快的氣氛不見了，她的一舉一動彷彿都怕弄出聲響，好象羅宗祺又要去坐牢似的。其實，並沒有發生什麼事，什麼事情都還沒有發生，但是報紙、廣播、各種宣傳工具，已經把毒氣散布到每一個家庭里，使得男人鬱鬱不樂，女人提心弔膽。我食而不知其味地吃著餃子，默默地想：我的決心是對的。
吃完飯，朱蜀君收拾著桌子，憂心忡忡地問我：「你走就走，為什麼非要離婚呢？是她？……」
「她很好！」我急忙打斷她的話。我不能說她不好，並且也不願意別人懷疑她有什麼不好之處。我尋字斟句地說：
「有的夫妻離婚，是因為沒有感情；有的夫妻離婚，卻是因為感情太複雜了。也許，即使我不走，我們倆也會離婚的。」我淡淡地一笑，接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