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的田間管理，最辛苦的是從下種灌水到稻苗在水面挺立起來的四十天中。這四十天叫做「保苗期」。「保苗期」過後，十三個人全都輕鬆了。我們每個人管的二百多畝稻田的苗完全出齊；三千多畝水田一片碧綠。但是勞改隊並不把我們中的一些人抽調回去。熟悉手工農業勞動的王隊長知道，後期田管人員的清閑，正是對前期四十天中沒日沒夜的辛勞的補償。何況，這時外面正源源不斷地往勞改隊里送人，簡直使勞改隊應接不暇。「文化大革命」創造了破世界紀錄的犯罪率，勞改當局天天要為成批送來的罪犯的食宿問題發愁，又何必急於把我們田管人員調回到號子去呢？
回去挑飯的塌鼻子說，他在菜地碰見一個剛押來的犯人，告訴他，「外面牆上貼的法院判決布告，把街面都遮嚴了！」
我的天！幸虧早進來了，不然這時候也得被抓進來，早進來能早出去！我們十三個人都非常高興，以為這是命運對我們的恩典。
「保苗期」以後，整個黃土高原陡然塗上了一層嫩綠的色棚。到處都是綠的：綠的山、綠的水、綠的田野，連空間也好象暢流著某種馨香醉人的野生汁液，鶴鳥不顧「嚴禁入內」的木牌，不顧帶刺的鐵絲網翩翩飛來，在綠色的水面上展開它們銀灰色的翅膀。長腳鷺鴦在水田裡漫步，那副沉思默想的模樣，倒很象我們的王隊長。野鴨在排水溝邊叢生的蘆葦中築起了自己的巢，辛苦地經營著它們的小家庭。燦爛的陽光映照著水禽翻飛的花翎，遼闊的田野上回蕩著它們歡快的鳴叫。野風在稻苗上翻滾，稻苗靜靜地吮吸著土地的營養。大自然充實得什麼都不需要了，而人卻渴望著愛情。
王隊長經常到稻田區來，獨自一人背著手，在田埂上轉來轉去，檢查我們的工作。他鬆鬆垮垮地披著一件軍綠色制服，一顛一顛地，忽搧忽搧地，和一個按著彈簧的玩具一樣。苗出齊了以後，我們不怕他檢查，也不跟在他屁股後面。我們照常干我們的活，抓我們的魚，捉我們的野鴨，或是躺在柳蔭下補那件永遠補不好的囚衣。直到有一次他滿田看完了，走到我跟前吩咐我：「告訴那些婊子兒，都拾掇一下：進水口、排水口打結實，田埂細的地方加一加。大隊這一兩天要來薅草了。」
我們這才忙碌起來。
第三天早晨，我們吃完值日員回去挑來的飯，洗涮著飯盆，一個出去倒水的田管組員興奮地跑進土坯房裡來，喊了一聲：
「大隊來了！」
每個人似乎都很激動，連我在內。大隊里並沒有我的親人，沒有我的朋友，但那群穿黑色囚衣的團體彷彿對我有一股強烈的吸引力。調到田管組之前，我每日每夜都生活在那裡，刻板的規章制度養成了這群人有共同的習慣，共同的生活規律，以及只有我們之間才能懂得的俚語。我也莫名其妙地放下碗筷，和大家一起跑出門外。
久違了，大隊！
清晨的霧氣還沒有完全消散。太陽剛出來，橙黃色的陽光只能照到柳樹和白楊樹最高的枝梢；黑夜還殘留在地面。從我們站的土後上向斗渠壩北邊望去，一片象幽靈似的灰色的人影很快地向我們這邊移動過來。隨後，他們漸漸地走近了。灰色轉為黑色，他們的面目也清晰起來。一張張嚴肅的、輕佻的、克己的、放蕩的、開朗的、陰沉的、善良的、邪惡的、英俊的、醜陋的面孔，隨著雜沓的腳步聲，從渠壩上閃過，使人們驚奇的是什麼法術居然能把各式各樣絕對不同的人都搜羅到這裡來，同時把所有的面孔都打上一個印記——「勞改紋」。不能說他們的臉色不好，因為在農忙的時候伙食不錯。但是每張臉都帶著苦行僧的蕭索和老訟師的多疑。尤其是鼻翼兩邊的法令紋和嘴角的皺褶連在一起，構成相術上說的一個大忌，所謂「騰蛇紋入口」。這條痛苦的、在普通公民臉上找不到的「勞改紋」，不僅揭示了他現在的境遇，還註定了他一輩子也擺脫不了陰暗的心理。
田管組員們肅穆地站在土丘上，沒有嘲笑，沒有優越感，個個神色黯然地瞧著走過去的隊伍。不是在隊伍里，而是在隊伍外，我們才感到壓抑，感到自己命運的凄慘。這是怎麼搞的？我們不是個個爭先恐後地跑出屋來看「大隊」的么？是的。但是我們卻體會不到莊子上的老鄉來看勞改犯的心情。他們在旁邊看到的是另外一個世界，我們在旁邊看到的卻是我們自己。而這個黑色的團體還有這樣一個功能，就是它一旦吞噬了你，你就會完全融於其中，失去你自己。
要想看清自己的面目必須和鏡子拉開一定距離。
「操！接著。」
土丘上有人向渠壩上扔去一支點燃的煙捲。警衛人員向我們瞥了一眼，並沒有干涉。渠壩上走著的一個勞改犯急忙揀起來，對著嘴貪婪地呼呼吸了兩口，又象接力棒似的傳給其他人。雖然都發給我們零花錢，但大隊的人買東西沒有自由犯方便。
隨後，田管人員又紛紛把昨天沒吃完的西紅柿黃瓜扔到渠上。扔的人和接的人都興高采烈地，象美國橄欖球隊的隊員。逐漸消散的晨霧中蕩漾著一片富有感染力的笑聲。有人以為勞改犯人一天到晚垂頭喪氣。不！那樣子怎麼能熬過漫長的刑期？總得找點什麼事來樂一下。隊伍有點亂起來。而警衛人員只是喊：「快點！快跟上！」對笑著的人，他們怎麼能用槍托去搗？或許，他們也懷疑這些人是真正有罪的吧。
多麼象一個部隊的戰友啊，我想。但這支部隊的敵人是誰？不知道！沒有一個人能回答得出。儘管這些人早被判定為「階級敵人」。
隊伍過完了。渠壩上的輕塵緩緩落下來。走在隊伍最前面的小組已經到了田邊，在王隊長的催促下準備脫鞋下田。田管組員扔完了黃瓜西紅柿，似乎尚未盡興，臉上還掛著頑皮的笑容。本來應該哭的，然而卻是笑，這究竟是人性的弱點還是人性的堅強？忽然，一個田管組員又指著北邊。回頭高興地喊道：
「還有！」
把牛喂得撐死的犯人伸長脖子看了看，狡黠地笑著說：
「是女隊！」
是的，是女隊。
但是，在遠處，你根本看不出他們是女人。把牛喂得撐死的犯人大概是憑嗅覺聞出來的吧。她們的囚衣也是黑色的，頭髮一律剪得很短。一九六六年以前，我剛被押進勞改隊的時候，在穀場上勞動，遠遠地我還能分得清男女，因為那時候還允許女犯扎辮子。一九六六年以後，外面的「破四舊」風也突然刮進了勞改隊，一夜之間，不管老少，女犯的辮子全部颳得精光。菜地有個女自由犯，是個六十多歲的跳大神的神婆，也被剪去了只剩幾根白髮的髮髻，判她七年她沒有怨言，還感謝政府給她的恩典：「出去我要給毛主席老人家燒香哩！」但剪她髮髻的時候卻號啕大哭，聲嘶力竭地喊：「造孽啊！造孽啊！革命革到我的焦毛毛子上來羅！」還用跳大神時哼的調子唱著一種稀奇古怪的歌，誰也聽不懂她唱的是什麼。一個月後她死了。是我這個大組長帶著四個男犯去給她入殮的。那天，我們跟在面孔陰沉的王隊長後面跨進女犯的號子，在一群索索發抖的女犯面前抬起了這個神婆。那四個男犯沒有抬穩，門板一搖一晃，蓋在她臉上的一張報紙忽搧忽搧地飄落在泥地上。我看見她乾癟的失神的眼睛朝著天怒目而視。我用食指和中指去摩掌她的眼瞼，但想不到這個已經變成一根枯朽的木柴棍的神婆子，眼皮居然還保持著彈性。我把她眼瞼摩掌下來，它又象蝸牛的軟體一樣慢慢地收縮進去：「你幹啥？為啥叫我閉著眼睛？我就要睜得大大的！」在死人旁邊，嚴酷的死亡，人人都猜不透的永恆的謎，抑制了我的好奇，我沒有敢斜眼去看女犯和女犯的號子，雖說這是一個極其難得的參觀的機會。只是在神婆子又睜開眼睛時聽見一群女人的驚叫和女人的抽泣，還有幾下叮叮咣咣的金屬磕碰聲，不知是哪個女犯嚇得打翻了飯盆。
我們就這樣把一個半睜著眼的老太婆放進了白楊木釘的「脆兒皮」里。「脆兒皮」，這是勞改犯人的俚語，要比文人所創造的「薄板棺材」形象得多了。不過，這個神婆子還算幸運，一九六○年死的犯人連「脆兒皮」也沒有，只是一張蘆葦編的炕席。那時，我就差點被炕席捲了出去。
女犯和男犯是絕對隔離的。隔離得我們這些男犯幾乎忘了旁邊還有女犯的存在。然而，畢竟農場是一個農場，勞動是一種勞動，道路是一種道路，她們確確實實就在我們身邊，有的年輕的刑事犯，憑著公狗般的鼻子，能嗅出來女犯今天在哪裡幹活，經過了哪條道路，甚至今天她們女隊發生了什麼事。掉在土路上的一根橡皮筋，這是女犯們用來當作銀鐲子戴在手腕上的，是被剝奪了一切人間享樂的女犯的裝飾品，於是成了勞改隊女性的標記。這根橡皮筋就能引起男犯的遐想，編造出一個故事，還有，小號的勞改鞋，幾乎象兒童般的瘦小的足跡，那壓在泥土上的淺淺的小腳印，以及仍在草叢裡的饅頭渣和土豆皮（女犯們一般都比男犯飯量小），都會象花園裡幽雅的林間小徑，成為一條通往兩性結合的道路。當然，這種結合只能是在精神上的，就和暗夜中的夢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