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從各組抽調來的十二個犯人並不象王隊長說的那麼難管。王隊長說「難管」，是從勞改幹部的角度上來看的，是把我還當做與那十二個人不同的人。自監獄制度發明以來，最英明的一項措施莫過於用犯人來管犯人。一種民主的平等的氣氛，很快就會調動起被管的犯人的積極性和自覺性。尤其，我們這個田管組住在遠離號子七八里的大面積稻田中間，土坯房蓋在斗渠旁邊一個地勢較高的土丘上；公社的生產隊與我們隔渠相望。這裡沒有崗樓，沒有電網，沒有扛槍的「班長」。我們又聽見了雞啼狗吠；我們渠這邊沙棗花盛開之際，生產隊的蜜蜂嗡嗡地成群飛來，似乎已經抹掉了橫在人與人之間的森嚴壁壘。有家的犯人彷彿又回到了家，無家的犯人也獲得了些許的自由感。更何況，抽調來的自由犯，全都是短刑期的或刑期即將結束的犯人，在這樣的年代裡，有這樣一處美好的田園，又何必逃跑呢？
水稻生芽的時節，渠壩上滿樹的沙棗花開始凋謝。點點金黃色的小花落到水裡，有的順水流去，有的被垂在水面的柳枝留住。依附在柳枝上的沙棗花又吸引來無數的沙棗花和柳絮，在渠水上織成金色的和銀色的花絮的漣漪。我們在稻田裡勞動了一天回來，就蹲在這渠邊吃晚飯。而在渠壩那邊的柳樹下，卻坐著。站著一排排農民的娃娃，獃獃地盯著我們這些穿黑衣裳的人，彷彿這些人的一舉一動都非常奇異。黑色的衣服和教士的長袍一樣，籠罩著一種神秘的色彩；他們幹了什麼事？是什麼命運驅使他們集中到這裡來……幼小的心靈從此潛入了對世界、對未來的恐懼。
如果大隊在警衛的押送下，排著隊從渠壩上走來，到稻田地里去幹活，來看的農民就更多了。甚至還有從遠地來莊子上串親戚的老鄉，也要把「看勞改犯」當作精彩的節目。
「喲！看那個……還戴著眼鏡哩！」
「咦！那個，那個……模樣還長得挺俊哩！」
「咋樣？給你當個女婿……」
「你死去，我撕爛你的X嘴！」
說這樣話的當然是女人。很快，她們自己一夥里就打鬧開了，這是一個開放性的劇場，觀眾席上同樣演著熱鬧的戲。久而久之，如果我們出工收工沒有老鄉，特別是穿花褂的姑娘媳婦站在渠那邊看，我們反而會感到寂寞，年輕的小夥子在隊列里走著也是無精打採的，即使今天乾的活並不重。要是來看的人多，絕大部分勞改犯人都會抖擻起精神來，王隊長沒有下命令唱歌（唱歌也是在命令之下），也要唱。
在所有的「革命歌曲」里，我們最愛唱這兩支歌：
日落西山紅霞飛，
戰士打靶把營歸，把營歸。
還有：
我們——共產黨人，
好比種——子！
唱到「種子」這個詞，年輕的勞改犯就會向站在渠那邊的姑娘媳婦擠眉弄眼。王隊長對犯人唱什麼歌是不管的，只要唱得整齊，唱得響亮，他便會罵一句「婊子兒」，表示讚賞。直到後來警衛人員通過警衛部隊的渠道向勞改當局提出了意見，勞改當局才下達規定：在這個非常的革命時期，勞改犯人只許唱「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了。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連公安局、檢察院、法院也被「砸爛」，這些機關一律實行了軍事管制，「高貴」的軍代表卻比「卑賤」的農民出身的勞改幹部「聰明」——應該是「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語錄」是這樣教導的——直覺地感到所有的「語錄歌」都具有方法論的性質，不論哪個階級哪個派別全能利用，全會從中受到啟發。比如，你所指的「反動的東西」，在他那裡偏偏另有所指，你怎麼辦？對這群心懷叵測的人，你怎麼知道他們心裡指的是誰？於是，乾脆命令勞改犯人一律不許唱「語錄歌」。但除了「語錄歌」之外這時又沒有別的歌可唱，這樣，在一次勞改隊春節聯歡上由犯人自編自演的「寧夏道情」，便順理成章地成了流行歌曲。
改造，改造，改那麼個造呀！
晚上回來，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在我們田管組，「一大瓢」是由我們派回去的值日犯人挑來的。我們有兩個大鋁桶，不管是什麼飯，值日犯人每頓都能挑回滿滿的兩大桶來。在外面被批判得體無完膚的「多勞多得」，在勞改隊里始終奉行不渝。這時，黃瓜成熟了，西紅柿開始泛紅。路過菜地，挑飯的值日還要撈來許多剛下架的新鮮蔬菜。經管菜地的也是自由犯，而所有的自由犯全屬於一個階層，都互通聲氣，互通有無。我們能比「班長」們和勞改幹部及其家屬更早地吃上西紅柿和黃瓜。自由的相對性，在這裡體現無遺：不管在什麼地方，你只要比別人稍稍自由一點，你就能得到較多的利益；而利益的多少，恰恰和當時當地不自由的程度成反比，在最不自由的地方你得到一點自由，所獲得的利益卻最大。
兩大瓢——不是「一大瓢」——下了肚，又大嚼了一堆西紅柿黃瓜，我們全被撐得不能動了。我們仰面躺在渠壩的坡上，頭枕著自己的胳膊。大隊收工回去了，周圍陡然異常地靜謐。烏鴉在老柳樹上拉屎，稀糞穿過枝葉掉在積滿黃土的渠壩上，砸出「撲、撲」的聲音。太陽落在群山之巔，灌滿了水的大面積稻田，驀地變得清涼起來。青蛙和癩蛤蟆先是試探性的，此起彼伏地叫那麼兩三聲。聲調悠長而懶散，彷彿是它們剛醒過來打的哈欠似的。接著，它們便鼓噪開了，整個田野猝然響成一片：「咯咯咕」！「咯咯咕」！歡快而又憤怒。它們要把世界從人的手中奪回來，並充滿著必勝的信念。
同時，習習的晚風從一眼望不到頭的稻田那邊吹拂過來，並且送來無數跳躍的、閃爍不定的點點金光。我閉上眼睛，進入一種忘我的恬靜。這種忘我的恬靜是在等待中的最佳情緒狀態，也是在漫長的等待中不自覺地鍛鍊出來的。在歷史的轉折到來之前，人根本無能為力，與其動輒得咎，不如潛心於思索。
但我思索些什麼呢？我什麼也沒有思索。外面的世界已經完全逸出了馬克思所探索出的規律，書本已經被拋到一邊。據說這才是真正遵循了馬克思所說的「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因此，不但使王隊長目瞪口呆，也使自以為比他高明的我偶然失措。王隊長的沉默給我留下的那個空白，儘管填滿了渺茫的，但又必不可少的希望，卻也沒有給我對社會的思考提供任何線索。斯賓諾莎是這樣說的：「無知並不是論據。」
管他媽的！當個純粹的勞改犯吧。王隊長還把我看作與其他勞改犯不同，說來慚愧，實際上我從骨子裡都成了一個勞改犯，因為我在社會上所從事的職業，就數我當勞改犯當得時間最長。
在渠壩下躺夠了，勞改犯們舒臂伸腿地活動起來。
「操！夜黑里來個女鬼就好了。」
「來的女鬼可別是披頭散髮的，最好是塗脂抹粉的。」
「熊！弔死鬼都伸著舌頭，老長老長，通紅通紅，在你臉上舔一下，可夠你嗆！」
「一個女鬼不夠分，最好來一幫，十三個，咱們一人摟一個。」
「咱們組長不要呀，咱們組長是個讀書人。」
「讀書人咋啦？讀書人也長著一個……」
我仍閉著眼睛，但也不禁和大家一同「撲哧」地笑了。我感覺得到這時大伙兒的眼睛都在看著我。我受著一種獨立於他們之外的尊敬，但我的內心卻傾向於他們。自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後，法律之外又加上種種規章制度，空前的嚴厲滲透到農村生活的每條縫隙。每一個農民都象古希臘傳說中敘拉古國王的寵信，頭上懸著一柄達摩克利斯劍，不知什麼時候它全突然掉下來，砍著自己的腦袋。歸我率領的十二個田管組員，全是精於農活的強壯小夥子。聽著他們平靜地敘說自己的案情，就象絮絮的微風穿過林間。
「苦啊，不偷咋辦呢？肚子餓著哩……」
一個塌鼻子小夥子盜賣了生產隊的化肥，判了五年，而談起來卻懷著一種幸運感。
「值！我給我老媽治病了哩。判我五年，就不讓我退賠了……」
「嘿嘿！我也運氣。」另一個把生產隊的牛喂得撐死的勞改犯這樣說，「法院問我，你願意勞改還是願意賠錢？我琢磨著：勞改隊還管飯吃，我就來了。來了一看，還真不賴！就是沒有娘兒們。哎，熬著點吧……」
有時，他們也問我：「章組長，你是為啥進來的？」
「我么？」我說，「我什麼也不為。」
他咔裂開嘴理解地笑了。「什麼也不為」就進了勞改隊似乎已經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就好象吃飽了會打嗝，著了涼會生病一樣，但卻沒有一個人去探究底蘊：為什麼「什麼也不為」就把人送進勞改隊？他們那種毫無抱怨的，任憑自己的生命和命運象流水上的浮葉，漂到哪兒是哪兒的態度，表現了我們這個民族靈魂深處的溫順。達觀和樂天知命。我在他們中間，竟有時會懷疑起自己；為什麼要思考？在宿命的面前，思考又有什麼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