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重外在的表現而忽略內心真實的情感，難免流於形式主義，裝模作樣，正好喪失了禮樂的真正目的——讓人有適當的途徑去自我實現。
自古以來，聖賢教人一定要先「立志」。志向不立好，等於沒有方向。「志」是「士心為志」，士是念書人，念書人心之所向就是「志」。《論語》里孔子三次提到立志，第一次是立志於求學；第二次是立志於行仁，第三次是立志於行道或求道。所以談到志向，三個字跟它有關，第一是學，第二是仁，第三是道。
「仁」是什麼？《論語》五百一十一段話中，有五十八段討論「仁」；「仁」字共出現了一百零四次。從《論語》開篇念起，第三章就有一段很短的話：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
孔子說：「說話美妙動聽，表情討好熱絡；這種人是很少有真誠心意的。」
孔子這麼說是不是太嚴格了。在今天這個時代，假如你去求職，你說我不能巧言令色，我要剛毅木訥，那誰會讓你工作呢？找工作的時候，你一定要設法把話說得好聽，表情非常熱絡，才有機會。難道這樣做就「鮮矣仁」嗎？不要誤會，這裡的「仁」是指「真誠」。
學習儒家首先要知道「真誠」二字的重要性。因為人是所有動物里，唯一可能不真誠的動物。你什麼時候看見貓學狗叫，或狗學豬叫的？沒有。只有人會偽裝，會造作，會選擇我要以什麼樣的方式跟別人來往。西方人談到「人格」用「PERSON」這個字，「PERSON」源於拉丁文「PERSONA」，「面具」的意思，也即做一個人是要戴面具的。面具代表你有各種能力，扮演不同的角色。譬如碰到父母，你就是子女；碰到兄弟姊妹，你是兄弟姊妹之一；在學校當老師，老師是你的面具；在家中為人妻子，妻子也是你的面具；每一個人碰到不同的對象，他本身的角色和身份也要跟著調整。這是西方人的觀察，儒家也一樣。一個人怕就怕一輩子都不真誠，一直在演戲、做秀，玩兒假的，那就沒意思了。
所以，儒家講「仁」，從「真誠」開始，不虛偽，不掩飾，猶如赤子之心。《中庸》說：「誠之者人之道。」真誠是人生的正路。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禮樂是教化的主要內容，使人進入社會立身處世；但是如果只重外在的表現而忽略內心真實的情感，難免流於形式主義，裝模作樣，正好喪失了禮樂的真正目的——讓人有適當的途徑去自我實現。
「真誠」牽涉到兩個問題：一、我要普遍的對每一個人都真誠；二、我的真誠也要看對象，什麼樣的對象要求我做什麼事，我都用真誠的方式把事做好，把角色扮演好。所以，你可以「巧言令色」，但不要忘記內心的真誠。譬如我在學校教書很久了，上課也會巧言令色，說話美妙動聽，表情討好熱絡，但我的心是真誠，是為了讓學生願意聽。因此，只要能做到從真誠出發，巧言令色不是問題。
「仁」的第二要求是「主動」。人活在世界上，從小時候開始，大部分的行為都是被動的。父母叫我們做這個，做那個；老師教我們這樣是對的，那樣是錯的；我們被要求守規矩，按原則，一切都納入規範。如果有一天沒有人管我們，沒有人督促我們了，我們還會主動去做好事嗎？很難講，說不定只要沒人注意，我們就胡作非為了。所以，一個人是否做到主動行「仁」，關係到他的生命是不是屬於自己的。如果是被動的，什麼事都要別人看著、管著，那你是在應付別人，萬一出了事，也會找各種理由、借口。孔子有一句話叫：「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行仁的機會離我很遠嗎？不是的，只要我願意，「仁」立刻就來了。譬如我坐公車，上來一位老太太，我願意讓坐，立刻就可以「行仁」；我過馬路，看到一位盲人伯伯，我幫他一把，馬上也是「行仁」。每一個人在生活中，只要跟別人來往，一定有很多機會可以「行仁」，但是必須從被動變主動，成為自己願意做的好事，才具有道德價值。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論語·顏淵》）一個人要行仁，須從自己開始，而不能從別人開始。別人不能幫你行仁，或強迫你行仁。如果是別人叫我做的，那我只是別人的意志工具而已。所以，行仁需要有個主體性——就是你自己，主體性確立之後，才能有主動性。
綜上所述，儒家所講的「仁」有兩個要求，一是真誠，二是主動。當這種真誠而主動的力量出現之後，就是孔子所謂的「立志行仁」，走上了人生的正路。走上人生正路，人格的尊嚴和價值會被不斷地展現出來，人的生命也就具有了自我完善的可能。
一個人立志行仁，是從真誠覺悟了內心向善力量的開始，積極主動地要求自己去為善，這樣的善行是由內而發的，不是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只是為了我該不該這麼做。
善與惡是我們都熟悉的概念。有人問，既然儒家叫我們行仁，那麼行仁與為善有什麼關係呢？它們是同樣的意思，或是說有不同的內容？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要問，孔子提到「行仁」以前，天下有沒有好人？當然有，而且多得很。既然這樣的話，孔子又何必另造一個「仁」字來鼓勵大家呢，直接講「善」不就行了嗎？可見，行仁和為善還是有差別的，關鍵差別在於一般人做好人往往是符合社會的規範或別人的期許，但不見得知道為什麼要做好人。知道人為什麼要做好人、做好事，牽涉到人性是什麼的問題。
儒家關於人性的看法，基本上有兩種立場，一是本善，一是向善。「向善」是我這些年以來研究儒家的心得。孔子有沒有說過人性是什麼呢？沒有明確說過，但他隱然接受的信念則是「人性向善」。譬如他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相近」是指性本善嗎？如果是性本善，應該說性相同了。所以「性相近」是指：性是具有可塑性的，在每個人身上只是相近而已。再譬如孔子說：「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當領導者體現出善行時，老百姓自然聞風景從，說明人性有向善的共同趨向。因此，「仁」這個字，雖然離不開「善」的含義，但不僅僅如此，孔子的「仁」與其說是名詞，不如說是動名詞，指涉動態的人之性——人性向善，同時也指涉動態的人之道——擇善固執。所以，一個人立志行仁，是從真誠覺悟了內心向善力量的開始，積極主動地要求自己去為善，這樣的善行是由內而發的，不是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只是為了我該不該這麼做。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論語·里仁》）
孔子說：「只要立志行仁，就不會做壞事了。」
為什麼？因為「仁」既真誠又主動，一個人真誠而主動的為善，代表他行仁的開始。在儒家思想里，真誠與邪惡是勢不兩立的，因為人性是向善的，人性向善有一個重要前提，即人要真誠。一個人真誠向善，才會自發的要求自己去做該做的事。
舉個例子，一家小小的店面，貼著「童叟無欺」四個字。第一種考慮是為了我將來生意更好，不管老少，我一樣價錢，絕不會欺騙你們，講信用；第二種是我不考慮將來生意好不好，只為了我應該「童叟無欺」，我就要做到「童叟無欺」。行仁與為善的差別就在於此，儒家的行仁指的是第二種，是一種自我要求，一種道德價值，我不考慮外在的利害，只考慮我該不該做。接著孔子講到另外一段話：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
孔子說：「只有行仁者能夠做到喜愛好人，厭惡壞人。」
什麼意思呢？通常我們一般人是喜歡朋友，討厭敵人。但我們的敵人不見得就是壞人，他跟你為敵恐怕是因為利益或觀念上的某些衝突。真正的仁者怎麼做呢？客觀判斷，沒有任何偏私之心或其他顧慮。不能因為這個人是我的朋友，他做了壞事我也包庇縱容；這個人是我的敵人，他做了好事，我也不去加以肯定。這樣一來，就變成不問是非了。如果對方也按照這種方式來對待你，恐怕你就要受委屈了。所以，仁者對於壞人好人，都有一種客觀的評價，絕不因為你是我的朋友，或是敵人，就喪失了公正的原則。
這就是善者與仁者的差距，也許表現出來的行為一樣，但內心的動機卻有差別。「為善」可能還會考慮到將來的利益或自己的私心，「行仁」則只會考慮到自己該不該去做，不管外麵條件怎麼改變，也許要冒各種風險，也許會遭受批評，但是你只要認為自己該做，就可以堅持。相反，如果只考慮到外在的利害，那麼外麵條件一變，你恐怕也就跟著變了。所以，孔子對於「善人」總是不太放心，總覺得一個人做好事做好人，可能只是做到外在各種善的要求，不見得他內心真的覺悟了人性向善的力量，自我要求去做該做的事。兩者開始很相似，後面的表現，就可能「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了。
儒家思想不是一種泛道德主義，不是說你只要做好人就行，做好人不能離開外在的事功，事業、功勞與德行要配合起來。
人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