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報》的相關報道，是援引私人筆記，準確度並不是太高。至少，所謂魏根斯坦親王的證言，就是十足的瞎掰。戈登天大的膽子，也不敢真的對著李鴻章開槍，那意味著他要上軍事法庭。
但《泰晤士報》的報道，反映出西方人的態度。事實上，李鴻章蘇州殺降是件震驚中外朝野的大事。當曾國藩收到李鴻章的書信時，倒吸了一口冷氣，拊掌嘆曰：少荃要得，硬是要得，心明眼快，不留後患，實乃……不好，曾國藩急忙把第一幕僚趙烈文叫過來：咱們搜集來的準備彈劾李少荃的黑材料，都在你那裡吧？
在，都在我那裡。趙烈文問道：夫子，現在咱們就寫奏章，彈劾李少荃嗎？
這個……曾國藩說：你把黑材料拿過來，先讓我看看，不要留下一點點，全部拿過來。
趙烈文把搜集的李鴻章黑材料拿過來，曾國藩抱著進了小黑屋，一把火全都燒掉了。
李鴻章這個學生太狠了，心狠手辣，翻臉無情，曾老師怕死他了。千萬不要惹這個狠學生，萬一因為彈劾而得罪了他，那後果可就難說了。
於是曾李師徒關係，因為蘇州殺降事件的發生，重新回到了蜜月般的正常軌道上來。
曾國藩怕了李鴻章，那是因為他是李鴻章的老師。為了栽培這個弟子，他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心血，不願意因為這麼一件事，讓自己的付出雞飛蛋打，淪為沉默成本。但對於社會各界的儒家士子而言，他們和李鴻章沒有絲毫關係，對此一事表示了極為客觀的譴責態度。
如梁啟超後來撰寫《李鴻章傳》一書，指摘曰：
夫殺降已為君子所不取，況降而先有約，且有保人耶？故此舉有三罪焉：殺降，背公理，一也；負約食言，二也；欺戈登，負友人，三也。戈登之切齒痛恨，至欲剚刃其腹以泄大忿，不亦宜乎？
看看，連梁啟超都知道，李鴻章蘇州殺降的唯一輸家，就是善良而厚道的戈登先生。連旁觀者都看不下去了，試想戈登先生的心情，是多麼悲憤而絕望啊！
這時候戈登先生心裡明鏡似的，他完了，而且常勝軍也已經完了。戈登先生就想：嗯，現在的我，必須要像中國人那樣思考，先把事情的責任推到別人身上，然後再說這事兒。
戈登先生給英國駐中國公使卜魯斯寫了封公開信，投訴李鴻章，要求卜魯斯以英國政府的名義，對大清政府施加壓力，讓李鴻章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