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國人民志願軍成立的那一天，在地球的另一邊，杜魯門正派人到市場上尋找一種叫做「布隆」的糖果。為了這種小小的糖果，他甚至徵求了過去在麥克阿瑟將軍身邊工作過的人的意見，得知這種糖果確實是麥克阿瑟和夫人最喜歡吃的，並且這種糖果在東京街頭根本買不到的時候，杜魯門才放下心來。這包重達一磅的糖果成為了包括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布萊德雷、陸軍部長弗蘭克。佩斯、助理國務卿菲利普。
傑塞普和迪安。里斯克、巡迴大使艾夫里爾。哈里曼等官員以及30多名記者在內的總統隨行清單中的一部分。
在朝鮮戰爭進入最微妙階段的時刻，杜魯門與麥克阿瑟在太平洋中的一個小島上見面了。
威克島，這個在地圖上幾乎找不到的小島，隸屬於波利尼西亞群島，由三個海堤相連的珊瑚小島組成，地勢平坦，海拔僅六米。島上居民只有幾百人。在碧藍浩瀚的大洋中，威克島和其他太平洋中的島嶼一樣，除了出產椰子、香蕉和熱帶水果之外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它於1899年被美國佔領，遙遠地距華盛頓4700英里，而距東京卻只有1900英里。威克島在二戰中出了名，因為它作為美國在東太平洋上的軍事基地，在日軍襲擊珍珠港的時候，它被連帶著一起遭到了日軍的轟炸，並且在日軍的強行登陸下，該島美國守軍司令德弗羅少校投降。三年後，威克島才被美軍重新奪回。
島上最重要的建築物是機場樓，還有作為機場辦事處的一幢木板房。
隨著聯合國軍進入北朝鮮，朝鮮戰爭開始進入一個不可捉摸的危險階段，這是當時美國朝野的普遍看法。杜魯門的政敵們強烈地攻擊他正把美國帶入一個極大的風險中，因為他們固執地認為蘇聯和中國絕不會看著麥克阿瑟的軍隊如此順利地向北推進而不管，這些自稱把共產黨「看透了」的美國政客們對一場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即將爆發深信不疑。如果戰爭真的向這個方向發展，那麼「任何虔誠的行為都不能讓裝在棺材裡運回美國的小夥子們起死回生」。而政敵們所指責的恰恰正是一個讓杜魯門最沒有把握的問題，即：蘇聯和中國對這場戰爭的真實態度和究竟是否會介入這場戰爭。對於這個問題，即使像艾奇遜這種老謀深算的總統心腹都無法說清楚。中央情報局所能提供的關於蘇聯和中國是否介入的情報五花八門，彼此矛盾。在與麥克阿瑟相互往來的電報中，麥克阿瑟在戰爭是否會擴大這個敏感的問題上總是含糊其辭，而且，杜魯門強烈地感覺到，麥克阿瑟是希望戰爭擴大的。而杜魯門自己對朝鮮戰爭的本能判斷是：局勢有可能惡化。所以，徹底消除疑惑的最好的辦法就是當面與麥克阿瑟會談。
按照一般的常規，國家總統要召見其下屬軍官，不管這個軍官的職務多高，也不管這個軍官此刻駐紮在何地，這個軍官都要分秒不差地來到總統辦公室向總統敬禮。但是，麥克阿瑟不是一個普通的美國軍官。他是不會回美國見總統的，他已經多年沒有回美國了，杜魯門知道他會以「戰爭正在進行當中」為借口拒絕回來。拿艾奇遜咬牙切齒的話來講，「此時此刻麥克阿瑟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元首，他是日本的天皇和朝鮮的天皇」。當把麥克阿瑟召回華盛頓的建議被否定後，又決定麥克阿瑟和杜魯門同時起飛，在夏威夷會見，因為這樣兩個人的飛行距離幾乎相等。對於這個建議，麥克阿瑟沒有應答。最後，讓總統飛行4700英里、而麥克阿瑟僅僅飛行1900英里的威克島被作為會見的地點提出了，這回麥克阿瑟的回答十分簡單：「我將十分愉快地於十五日上午在威克島與總統會面。」這個決定讓包括艾奇遜在內的很多官員們大為不滿，因為總統做的讓步太大了，會給麥克阿瑟「以心理上的更大優勢」。艾奇遜極其憤怒地說：「這簡直就是謀殺！就是對一條狗也不能這樣！」
但是，杜魯門這樣決定了。不是因為他軟弱，而是他太需要這次會見了。杜魯門後來回憶道：「我想會見麥克阿瑟將軍的原因很簡單，我們始終沒有過任何個人的接觸，而我認為他應該認識他的統帥，而我也應該認識在遠東戰區的高級指揮官……從北平傳來的中國共產黨揚言要在朝鮮進行干涉的報告，是我要和麥克阿瑟將軍會面的另一個原因。我希望從他那裡得到第一手的情報和判斷……經過一段短時間的考慮，我放棄了在華盛頓會晤的念頭。我理解到麥克阿瑟一定會認為，在這些危險的日子裡他不應該遠離他的部隊，他一定會為遠涉重洋僅僅是為了幾個鐘頭的談話而感到躊躇。因此我提議我們在太平洋的什麼地方會見，結果認為在威克島最為合適。」杜魯門接下來的話對麥克阿瑟後來命運的影響甚是關鍵：「從六月以來的多次事件可以看出麥克阿瑟在他出國的多年中，他和國家、人民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聯繫。」
自朝鮮戰爭爆發以來，杜魯門和麥克阿瑟在許多問題上的不愉快甚至是矛盾讓杜魯門十分惱火，然而，最讓杜魯門難堪的還不是麥克阿瑟與他的勾心鬥角，而是絕對敏感的台灣問題。
聯合國在朝鮮戰爭爆發後做出的「台灣問題中立化」決議和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武裝封鎖海峽，借口是防止共產黨利用朝鮮戰爭的時機在亞洲進行擴張行動，但卻使台灣問題成為中美關係中的一根連接著炸藥的導火索。隨著朝鮮戰爭的推進和局勢的突變，台灣問題必定將是中美衝突的內在焦點。麥克阿瑟擅自訪問台灣，和蔣介五的國民黨當局進行了「會談」，並達成「協議」：由麥克阿瑟統一指揮台灣的軍隊，「共同防守台灣」。此後，蔣介石的講話令杜魯門忐忑不安：「吾人與麥帥舉行歷次會議中，對於各項問題，已獲得一致之意見。其間，關於共同保衛台灣與中美軍事合作之基礎，已告奠定。」麥克阿瑟訪問台灣之後，美國第十三航空隊連同一批F－20戰機進入台灣。拿麥克阿瑟的話來講，用武力控制台灣的政策是他的「責任與堅決的義務」。身為政治家的杜魯門懂得，在朝鮮戰爭開始的時候，這無異於向中國發出出兵參戰的邀請信。為此，杜魯門向麥克阿瑟提出嚴重警告：「只有作為統帥的總統才有權命令或批准採取預防措施抗禦大陸的軍事集結行動。國家利益至關重要，要求我們不要做出任何導致全面戰爭爆發的行動，或是給別人發動全面戰爭以口實。」
就在杜魯門的警告發出後不久，麥克阿瑟寄給「芝加哥第五十一屆海外戰爭退伍軍人大會」一封信，信中說：「台灣落在這樣一個敵對國家的手中，就好比成了一艘位置理想、可以實施進攻戰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艦和潛艇支援艦……」杜魯門見報後立即命令麥克阿瑟撤回這封措辭露骨的信。他說：「麥克阿瑟在熱衷於一個更冒風險的政策。」
應該說，在對待共產黨國家和台灣的問題上，杜魯門與麥克阿瑟沒有根本的原則衝突。問題在於，麥克阿瑟如此無視美國總統的權威，這簡直是在向美國的政體進行挑戰。況且，一旦中國軍隊參戰，美國面臨的肯定是一個不可自拔的泥坑——對於戰爭擴大後果的估計，杜魯門和麥克阿瑟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
杜魯門懷著複雜的心情開始了他越洋跨海的長途旅行。
麥克阿瑟對於威克島會面一開始就持不感興趣的態度。他對杜魯門插手「他的戰爭」極其反感。自朝鮮戰爭爆發以後，麥克阿瑟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華盛頓方面千方百計地「束縛他的手腳」，用他的話說，「那些坐在辦公室里的傢伙們在閑極無聊的時候最大的樂趣就是發號施令」。儘管此次總統不遠萬里前來會見確實給了他很大的面子，但這根本不足以使這位亞洲的「太上皇」「受寵若驚」；相反，他對杜魯門將要和他談的一切方面的問題均感到「毫無意義」，他甚至認為杜魯門此行是要在仁川登陸的勝利成果上撈取政治資本。更讓這位將軍不滿的事還有：在華盛頓打來的一封電報中，特彆強調了有關這次會見的一切新聞報道都由白宮新聞秘書查爾斯。羅斯掌握。換句話說，關於麥克阿瑟在威克島會見中的新聞必須經過白宮的審查。杜魯門親自帶了一個記者團，但這些記者在麥克阿瑟看來都靠不住，絕對不會發布對自己有利的新聞稿，他要求帶常年跟隨採訪他的「幾乎是麥克阿瑟家族成員」的「自己的記者」，但是，白宮拒絕了。
這使麥克阿瑟對杜魯門的這次會見更增添了一種懷疑——對杜魯門政治投機目的的懷疑。因此，在東京飛往威克島的八個小時的飛行途中，麥克阿瑟心緒不佳地在這架杜魯門送給他的新專機「盟軍最高司令」號的過道上「來回踱步」，旅程剛剛開始他已經感到整個旅程「令人厭惡」。
麥克阿瑟早杜魯門一天到達威克島，並在機場的木板房裡度過了失眠的幾個小時。而杜魯門把整個行程分成了三段，安排得很有節奏：先飛到他的家鄉密蘇里州的獨立城過夜。然後，再飛往夏威夷，在那裡，「海軍為總統安排了輕鬆的活動」。最後，再從夏威夷起飛，飛往威克島。總統的隨行人員和記者足足裝了三架飛機，隨行的美國《時代》周刊的記者羅伯特。謝羅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