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有自己的勇氣、精力和領袖品質，他不僅是一個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從希臘悲劇的意義上講，他也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
他的悲劇是他個人造成的。
蔣介石屬於那種少見的、非同小可的人物：這種人的勇氣、工作能力、個人意志及其精力——全部耐力——是一般人所想像不到的。這種人對他們的時代和後世的不同影響取決於他們從事活動的政治背景、他們所繼承的歷史遺產以及他們國家的大小、國力或重要性。
我們大家今天還受到列寧和斯大林的影響。希特勒曾給他那一代人帶來過巨大的災難。丘吉爾由於打敗希特勒這一貢獻使他在未來的歲月里留下了烙印。佛朗哥和鐵托改變了他們國家的面貌，就象穆斯塔法·基馬爾從前改變了一代人一樣。
歷史的偶然使蔣介石不得不和另一個更加獨特的人物——
毛澤東共同統治中國並在這個國家裡決一雌雄，這是蔣介石的不幸。
這也就是說，蔣介石缺少那些將軍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決條件——運氣。
他的運氣糟糕透頂，同樣，他的錯誤也的確是不可估量的。
由於蔣介石就是蔣介石，因此他做什麼都要做得徹徹底底。
按男人、軍人、作家和思想導師、政治家和領袖等不同身份對蔣介石進行研究是毫無意義的（就象不能這樣研究戴高樂一樣）。動機、失敗和成就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令人難分難解。
蔣介石無疑將以一個「失去中國的人」的面目出現在歷史中，而我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敘述這個重大失敗的背景，以便尋找其原因。
事實上，我在敘述過程中就特彆強調了蔣介石所犯的疏忽和失職所造成的錯誤，我也指出了圍繞著他的種種不幸，不管這些不幸是否影響到他避免錯誤的努力。現在，若把所有這些因素都加以考慮也許是有用處的。
蔣介石所犯的大部分錯誤也許是由於他的性格和思想上潛在缺點、以及幼年時期受教育很少的緣故。
由於教育和信仰的原因，他的思想很保守，但他卻認為他自己是個革命者，而革命的含義包含很重要的幾個方面：推翻清朝統治；廢除外國在華特權；通過重新樹立對傳統和儒家思想的尊敬來恢複中國在世界上的應有地位。
儘管他也有社會理想，但與其他目標相比，這些理想被置於次要地位。
他擅於挑動一個人或一派人反對另一個人或另一派人，但他的觀點是狹隘的軍事觀點。他企圖依靠強力來實現他的權威，他對付反叛者的辦法是懲罰而不是改造。在他看來，最大的罪行莫過於不忠。在他的性格中存在著三處矛盾，其中之一是雖然他能夠對敵手殘忍地進行報復，並常常採用立即審訊及處決的辦法，但他缺少徹底地成為一個令人難忘的暴君所具有的那種殘酷的性格。
蔣介石的頭腦過於簡單。從宣傳角度講，這種簡單化是有意義的，但從政治決策角度來講，過於簡單化就是缺少創見性。
在20年代，蔣介石曾有一段時間把中國共產黨叫做「傀儡」，但在共產黨自我證明他們獨立於莫斯科之後的很長時間，甚至是在60年代中蘇大決裂以後的時間裡，他仍然這樣稱呼他們。
一個假的標籤會很快破壞貼標籤者的信譽，看來蔣介石對這種問題缺乏認識。
蔣介石用懲罰或將予以懲罰的警告來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和培養人們對他的忠誠，出於這種想法。他不允許任何不願執行其命令的事出現，並且一定要使他的政策得到忠實的貫徹。
他曾表示，這樣就足夠了。如果發現他的命令沒有得到執行，他就會大發雷霆，下令槍斃一兩個或者進行討伐。但是並沒有群眾機構來確定政策對人民的影響是否已達到了預期效果，也許在這一點上和毛澤東明顯地不同。
另一方面，在意識形態上，毛澤東無疑也佔了上風。
深入地研究過這本書的人都不會認為我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崇拜者；但是馬克思主義作為反宗教的力量；列寧主義作為革命的策略，卻是不容否認的。
毛澤東看到了接受馬列主義的可能性，並使之適應中國這個農民占絕大多數的國家的實際情況。他還利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潛在吸引力，而這些知識分子已經喪失了他們的根基。
相比之下，蔣介石和國民黨卻疏遠知識階層，使他們無路可走，只有靠攏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
正是孫中山，不是蔣介石，接受蘇聯代表如鮑羅廷的建議，按照共產黨的路線改組國民黨。
蔣介石很欣賞從他開始的一切權力自上而下的等級結構。
但是，毛澤東贏得了農民，而蔣介石卻聽信地主殘酷地對待農民，而且很久沒有解決土地改革的問題。
從蘇聯原有的模式中，蔣介石引進了無孔不入的秘密國家安全機關，大量使用間諜手段、告密和恐怖措施。但是僅這樣是無法維持他在大陸的統治的。
他認識到需要一種意識形態，但他試圖創立的新觀念卻讓人難以接受，最後終於流產。
他的「新生活運動」沒有激起普遍的熱情，儘管半法西斯主義的「藍衣社」和清教式的「基督教青年黨」積極推動這次運動，這個「新生活運動」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的一種奇怪的混合物。
這一次，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又略勝一籌，而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儘管被當作官方經典大力推廣，但沒有受到知識階層的重視，大多數人對它一無所知。
必須說明，蔣介石面臨巨大的困難：在孫中山革命失敗之後出現了普遍的混亂局面，中國共產黨和蘇聯支持者的挑戰，以及日本的入侵，還有他的盟友們不小的判斷錯誤、欺騙行為和對他的背叛。
但我們卻不能站在他一方說他的困難要比共產黨初期遇到的困難大。
毛澤東作為一個處境艱難的少數黨的領袖，在強大得多的政府軍包圍下，好幾年得不到蘇聯的援助。不過，最後蘇聯的援助對共產黨取得優勢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蔣介石卻失去了相應的外援。
蔣介石犯下的第一個，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最致命的錯誤是在1926年至1928年間向北進軍途中他所產生的征服中國的幻想。在國民黨的史書中，這次進軍叫「北伐戰爭」。蔣介石經過充分的準備，正式接受軍閥們交給他的領導大權，這是一種懲罰的標誌，也是蔣介石的權力膨脹的象徵。
對蔣介石來說，這種權勢轉移是一個輝煌的勝利，因為蔣介石希望用簡單的方法達到這個目的。
也許，這是因為他別無選擇。一些軍閥，例如閻錫山和馮玉祥，力量很強，能夠發動正面進攻。蔣介石一心想迅速取得成果，他不想把這些軍閥趕出他們的據點，也不想用他選定的人來代替他們。他希望結束北伐，使之告一段落，以便騰出手干他真正感興趣的事——「消滅共產黨」。
在大陸的其餘時間裡，蔣介石則往往由於草率從事而自食其果。
在軍閥看來，他只不過是他們中的一員而已——但無疑是最大的、最有權力的軍閥。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無條件地把他當作領袖，甚至當他在1928年擔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時，他們也依然如此。當有利可圖時，他們會派軍隊支持蔣介石，但在一般情況下，他們總是拒絕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外與蔣合作，在日本侵略時情況是如此，在內戰期間也不例外。
我曾指出蔣介石最大的判斷錯誤是在1931年日本入侵時指示張學良不要抵抗。
從軍事角度上講，蔣介石有很充分的理由作這佯的指示。
日軍在裝備、訓練、紀律和指揮上都大大超過中國軍隊，蔣介石的抗戰部署尚在開始階段，他希望能在對日軍進行反擊之前完成這些布置，以彌補軍事上的不足。
首先，在對付日本人之前，如果進展順利，他希望能「消滅共產黨」。
在所有這些問題上，他於1931年制定的政策都是慘重的失敗。這就給廣大中國人民和知識分子以及軍閥一個明顯的印象——蔣介石不準備抗日，他只想讓中國人打中國人。
正因為如此，少帥才在1936年把他扣押在西安。很不光彩的獲釋以及周恩來戲劇性的出現使得蔣介石永遠不肯原諒張學良，因此把他無休止地囚禁在屋子裡，這也是蔣介石犯下的一個大錯。
雖然蔣介石常常是阻礙他自己成功的最大敵人，但他還有些真正可怕的「合法的」敵人。
他1934年的第五次「剿共」計畫使紅軍在江西的實驗成為泡影，但是毛澤東突破了他的嚴密封鎖，率領紅軍和他們的追隨者行軍6000英里，到達了中國西北的陝西省。他們不僅在那裡繼續戰鬥而且徹底推翻了蔣介石在大陸的統治。
對蔣介石來說，第五次「剿共」戰役無疑是一個勝利，但從長遠看，紅軍長征的意義衝散了蔣介石的勝利。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