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利的自信是由於無知造成的，而毛澤東和蔣介石無比的自信則屬於另一個類型：他們都有堅定的信念，認為自己代表著中國。
馬歇爾嚴厲地指責蔣介石用軍事行動破壞了他的調解工作，並指責他把70％的預算用于軍費，使國家經濟陷於崩潰，這樣做只會為共產主義的蔓延提供肥沃的土壤。日本垮台之快使得蔣介石及其政府毫無準備。
埃里克·周講的一件事就能證明這一點。1945年8月份的時候，他是天津市長蕭振瀛的私人秘書。15日這一天，蕭振瀛正在他的鄉下別墅里與當時國民黨的總參謀長陳誠將軍及另外兩個人打麻將。這時；電話鈴響了，電話是從總統官邸打來的，要找參謀長。陳誠從麻將桌旁站起身來，嘴裡嘟嘟囔囔地報怨電話打攪了他們的牌局。其他人在一旁聽著，試圖從陳誠的反應中猜出談話的內容。但是，他只反覆說「是，是」。放下聽筒之後，他轉過身來，突然大聲說道：「好了，是他。為什麼——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現在我要去參加勝利遊行了，偏趕在我玩得正帶勁的時候。」其他人都說：「就是，勝利來得大快了，我們還沒來得及做什麼準備呢。」蕭振瀛顯得比其他人更為興奮，他說：「不信等著瞧吧，接管東北將是我們最頭疼的事。」
果然，在隨後的幾天中，他的鄉村別墅門庭若市，東北來的政客絡繹不絕。除了蕭振瀛之外，大家都一致認為應該釋放少帥，井請他出任東北的最高統帥。他們的主要理由是，在東北沒有人能象張學良那樣受人擁戴。
但是，他們沒有想到，蔣介石會對張學良記恨終生。張背叛過蔣介石，甚至還羞辱過他。蔣介石決定不釋放張學良——
或者說對此事根本不予考慮。這樣一來，委員長面前便出現了一種進退兩難的局面，在東北有能力有威望的政界人士中，找不出對他忠心耿耿的人。
由於沒有一個現成的「統帥」，蔣介石決定分疆而治。於是，他把原有的三省重新劃分為九個省，哈爾濱和長春則作為行政院直轄的特別城市。這樣一來，他就弄出了九位省長的空缺，他把這些職位留給了東北地區與cc系有關係的二、三流政客，而東北的民眾則根本沒聽說過這些人。
蔣介石不但不釋放少帥，不讓他工作，就連少帥的同事也一個部不讓返回東北，即使以非官方的身份也不行。出人意料的是，身為滿族人的埃里克·周卻被從未見過面的哈爾濱新任市長楊綽庵看中，楊綽庵請他當自己的第一秘書長，被他婉言拒絕了。楊綽庵也是一個忠誠的國民黨黨員———名政學系的成員。
由於仍需一位最高統帥，蔣介石便任命另外一名政學系成員熊式輝為東北九省的最高長官——這使CC系和黃埔系的人很不高興。
在任命熊式輝的同時，委員長還任命他的兒子蔣經國為外交特派員，專門負責與蘇聯佔領軍打交道。
幾個星期之後，蔣介石邀請老資格的記者胡霖在重慶進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密談，徵求他對戰後恢複重建工作的意見。現在看來，胡霖當時對蔣是有利的，但委員長全沒聽進去。
胡霖的建議是：
一、將首都遷回北平，並將其改稱為北京。
其目的是為了贏得黃河以北的人民對國民黨的支持，由於該黨曾選定南京為首都。因此，北方人便覺得他們脫離了政治生活的主流、成了二等公民。
二、要麼認真與共產黨談判，要麼公開向他們宣戰，不要理會美國政府的建議。
三、接管日佔區的上作一定要體現出公平和同情。不搞政治迫害。因為，與日本人合作的人絕大多數都是違心支持傀儡政府的。日本人打進來時，國民黨倉惶撤走，而其他絕大多數人則被扔下沒有人管。
四、由於日本人從1931年起將東北佔領了十五年，因此，應給予東北特殊的關懷。
五、在原來日本人佔領的鄉村地區實行農業改革。
六、高度重視日佔區青年的再教育問題。
蔣介石對此建議無動於衷。
少帥不能獲釋，就因為他曾是一個「叛逆」。同樣，曾在日本人手下做過事，甚至僅僅在日戰區生活過的人都不可能得到委員長的諒解和信任。
人民原以為他們被解放了，但他們很快就發現，騎在他們頭上的只不過是又換了一撥。
日本剛剛投降，重慶就馬上派出官員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這些前來作威作福的「解放者」，象貪婪的餓狼一樣突然騎到了人們的頭上。他們毫無同情心，腦子裡根本沒有一點兒恢複重建的概念。所有的東西都要沒收：黃金、房子、汽車、女人。
在他們口中，「重慶」一詞的意思就是：「芝麻，開門！」藉此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曾為日本人工作過的人均被逮捕入獄。但是，只要他們拿出現金和財物進行賄賂，就往往可以被保釋，或免遭逮捕。那些為汪精衛政權賣過命的人，他們的親戚朋友也受到了牽連。
這些人的賄賂往往容易奏效，可以使其免受鐵窗之苦。
不光是重慶的官員從接收工作中發了大財，當時，有一位英官員，他坐飛機每周於重慶和上海之間往返一次，把成箱的中國鈔票帶到上海，以官方匯率兌換成外幣。經過幾個來回，他就賺了100，000美元，隨後便辭去了官方的職務。此人在擔任「盟國」官員期間，在上海市原來的法國租界中還佔了兩幢漂亮的洋房，據說他離職去香港享清福時，賣掉了房子，又得到了一大筆錢。
此外，還有一個當時在美國新聞處工作的人，據說，此人借美國新聞處的名義，收買了敵軍財產管理局——「接收」機構的一個分支，搞到了12幢空房子。這些房子都在虹口區迪斯威爾路邊的一條小街上，原來住的是上海的日本人。一般來說，這種帶花園和陽台的英式三層樓房，每幢都應收200盎司黃金，作為有關的費用。但此人卻分文不花，就搞到了這些房了。
他挑了一幢最好的留給自己住，其餘的便讓他的朋友們分享了，在上海人們的眼中，那位英國官員與在美國新聞處工作的人，都屬於「重慶來的官員」。
當時，有幾句民謠十分流行，就連孩子們都會唱：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
過了一段時間，就輪到東北了。那些接收人員拿走了車間里的工具和醫院裡的設備，而這些東西不久便出現在街頭小販的貨攤上。住宅和辦公樓的房頂、門窗和水管也被洗劫。
台灣的情況也和東北一樣。在這個日本帝國最富饒的殖民地上，成群的國民黨人為了私利而大肆掠奪。
在所有這些地方，國民黨官員的所做所為震驚了當地的人民，使他們對國民黨更疏遠了。「中央政府」這個詞在普通者百姓的口中帶著輕蔑的含義。過了不久，那些為政府工作的人也不願提及自己的身份了。
蔣介石對這些暴行置若罔聞。
日本投降之後，他滿腦子想的都是上層的政治問題——尤其是在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距離的同時，如何能繼續得到美國的支持。因為，美國人要他去擁抱不共戴天的對手。他準備以某種方式來滿足美國人的要求。他已有十八年沒有見到另一位能夠掌握中國命運的人了。
而現在，1945年8月28日，蔣介石和毛澤東在重慶握手會面了。
迫於美國國務院的壓力，在抗戰勝利之後，蔣介石接連三次向毛澤東發出邀請。毛澤東表示，如果赫爾利來接他，並以其個人的名義保證他的安全，他可以前往。
一年前，赫爾利訪問延安時，毛澤東曾見過他。和到延安時一樣，赫爾利在重慶也突然心血來潮地跳起了印地安人的練兵舞，口裡還「呀呀、呀呀」地尖叫著，把中國東道主嚇了一跳。據說他喊的是阿克陶族人的方言，年輕時他曾在俄克拉荷馬學過這種方言。
他頭腦簡單，對於中國問題，不願意也沒有能力進行研究，所以，起初他以為促使共產黨和國民黨聯合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1944年，正當他認為成功垂手可得時，沒想到竟前功盡棄。不過這絲毫沒有減弱他的自信。這一次他確信，國共合作已指日可待。
赫爾利的自信是由於無知造成的，而毛澤東和蔣介石無比的自信則屬於另一個類型：他們都有堅定的信念，認為自己代表著中國。
當然，他們各自都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對方。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之間的會談註定要失敗。蘇聯人掌握著解決問題的關鍵。
儘管蔣介石——通過宋子文和王世傑——在中蘇條約的談判中處於弱勢，但該條約還是賦與了他在政治上壓倒毛澤東的明顯優勢。
不過，從地理位置上看，毛澤東進軍燕北比蔣介石要方便一些。8月9日，蘇聯人進入中國的第二天，毛澤東便向日本人發起了全國範圍的反擊。10日，朱德將軍要求日軍和偽軍放下武器。
但只有少數日軍和偽軍向共產黨投降，而大多數則向政府軍繳了械。這樣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