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共合作一段蜜月的獎勵，莫斯科的宣傳大軍採取了一種新的吹捧姿態。蔣介石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動派」，現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偉大的領袖」。
國外希望中國勝利的人以及國內支持蔣介石的人都很奇怪，為什麼不乘勝轉入進攻。但蔣介石的戰略是退到內地，按兵不動。
毛澤東不願讓八路軍冒滅亡的危險，斷然拒絕了斯大林要求中國共產黨打擊中國北部的新增日軍的請求。
當年在重慶的人們還記得，那時重慶是中國戰時首都，而現在它又成了一個普通的城市。
在1938年中國大潰敗之前，重慶一直沒有什麼變化，它是四川的一個商業口岸，省內的豐富物產都由這裡運出。它位於長江和嘉陵江的交匯處，把中原大地與高聳的喜瑪拉雅山連接在一起，1938年，成千上萬的難民湧進了重慶，使其人口由20萬猛增到100萬。
這些新來的人當中有政府官員、商人、金融家、僕人和其他各種人，他們一呆就是六年，在這期間，他們和當地人一起，學會了如何忍受重慶寒冷潮濕的嚴冬、悶熱難當的酷夏以及明溝散發出來的臭氣。
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和廣東人來勢如潮，而四川人倒成了少數。最後，日本戰敗，這些外省人紛紛離去，重慶又重新成了從前那個無人間津的邊遠地方城市。
在這些新來的人中，有二、三十萬是窮人，他們全擠在舊城的城牆內。而那些富人、不那麼窮的人或更有辦法的人，則在城周圍的山坡上建起了豪華程度不同的住宅或別墅。其中最氣派的一幢位於長江邊的黃山；是委員長和蔣夫人的寓所。
當然，委員長在總部大院里還有一個市內的住處。後來，他又在城市的另一邊修建一組別墅，作為他款待國賓的地方。
1938年12月28日，美國的陸軍武官瑟夫·w·史迪威到蔣家的市內住所拜訪了他們。這是一次很簡短的會談，只進行了十五分鐘，態度十分誠摯，與後來他們之間的激烈爭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早在漢口的最後那幾天里，史迪威就見過蔣夫人，他們倆很投緣，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這次在重慶，史迪威卻是頭一次見委員長。
儘管會談氣氛融洽，但史迪威卻對這位中國領袖印象不佳，他在一個月之後寫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了他的這種看法。
他認為蔣介石對其指揮中一直存在的混亂局面負有直接的責任。他還批評蔣介石對部下不信任，並認為這是因為蔣介石想獨攬大權，以防其地位受到威脅。
史迪威是個精明而難於相處的職業軍人，他了解中國，而且懂中文。他對達官顯貴沒有敬仰之情，是個少言寡語的人，但這並非是出於什麼策略。他的渾名「刺兒頭」很能反映他的性格。
頭一次見蔣介石時，他的使命已將近結束，他們間的那些大吵大鬧發生在後來的戰爭過程中。
在1939年的頭幾個月里，日本人已不再是蔣介石最擔心的事了。相反，兩個國內問題成了他注意的中心：汪精衛和共產黨。
一月份，委員長派王魯樵到河內跟蹤汪精衛，此人二十五歲，畢業於蔣介石的家鄉浙江省的警官學校。他的任務是刺殺汪精衛。他找到了目標，但沒有打中，卻擊倒了汪精衛的一位朋友。後來，他又從河內一直跟蹤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勞苦換來的是被法國入關了六年的監牢。
共產黨是個更讓蔣介石頭疼的問題。根據「統一戰線」的政策，共產黨在兩百人的國民參政會議中獲得了一定數量的席位，這個委員會是蔣介石1938年4月建立的戰時最高決策機構。
起先在漢口，後來在重慶，共產黨都有一個由周恩來領導的長駐代表團。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部主任是張治中將軍，副主任是周恩來，因而政治部僱用了許多左翼黨派的知識分子。郭沫若（後來擔任北京的中國科學院院長）是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對戲劇電影的創作、上演和製作實行全面的控制。北京大學的一位姓張的教授，是個同情馬克思主義者的留德哲學家，擔任政治部機關刊物《戰時文化月刊》的主編。埃里克·周從1938年12月起曾在張的手下當過七個月的副主編。據他講，張與周恩來交往密切，而且只雇左派人士（當時也包括埃里克·周）
做編輯人員。張同時也是國民參政會議中的一位積極的代表。
當時一些地下共產黨人成功地打入了國民黨的許多重要機構。例如：冀朝鼎在中央銀行擔任管理工作，並深得孔祥熙的信任。到1949年，他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的第一任行長。還有王炳南，他在CC團的據點社會福利部負責組織工作。後來，在國共和談時，他卻成了周恩來的主要發言人，後來又出任北京駐華沙的大使，在50年代後期，就台灣的地位以及其它有爭議的問題，與美國代表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判。他的德國夫人安娜是孫中山夫人的秘書，常常和外國記者和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們提供新聞或政治傳聞。
在一段時間裡，蔣介石容忍了共產黨，共產黨也容忍了他，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影響到蘇聯給予中央政府的援助。
對這段蜜月的一個獎勵就是，莫斯科的宣傳大軍採取了一種新的吹捧委員長的姿態。他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動派」，他現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偉大的領袖」，一群來自各國的左翼作家出現在重慶，為建立這種新的形象出力。
同樣是這批人，後來反對蔣介石，為他塑造了一個截然相反的萬人痛恨的形象，而在同時卻讓人們相信，中國共產黨僅僅是溫和的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產黨。
在漢口，曾出現過磨擦。1938年秋，當周恩來重新提出以往允許國民黨共產黨雙重黨員身份的做法時，蔣介石原有的對共產黨意圖的懷疑進一步加重了。他立即拒絕了周恩來的建議，但是（我們也看到），他沒有力量解散紅軍，並使紅軍戰士以個人身份合併到國軍中去。
朱德及其助手彭德懷手下的兩萬陝西紅軍於1937年8月改成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名義上講，朱德的部隊受轄於北方山西省的閻錫山將軍，但實際上，八路軍接受的是毛澤東的命令。
1938年春，長江以南的紅軍零散部隊又得到允許，在葉挺手下改編成新四軍，名義上接受國民黨將軍顧祝同的指揮。
根據共產黨對這場愛國戰爭的官方歷史記載，八路軍由1937年的45000人增加到1940年的400000人，而新四軍則在同期由15000人增加到100000人。這裡，1937年的數字不一定完全準確，但對於1940年大大增加後的數字，卻沒有理由懷疑。
共產黨在敵後不論走到哪裡，都大力組織群眾。在絕大多數地方，農民受盡了日本人的蹂躪，都十分願意加入共產黨，而共產黨反過來則十分注意不脫離農民。通過發動農民，共產黨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
1939年5月，當寒冷季節里籠罩著重慶的大霧散去時，日本人便開始了在這座城市的空中轟炸。頭一次空襲是在5月3日，造成5000人傷亡。
防衛的人既沒有高射炮，也沒有可以躲避空襲的地方。這次空襲一結束，蔣介石和他夫人就露面了。和往常一樣，蔣介石訓斥了他那弱小的空軍的幾個指揮官，指責他們太無能。
他命令何應欽負責群眾的撤離工作，自己則隱居到最近的一座山上，靜靜地思考中國的問題。
空襲一直延續了整整一個夏天，到1940年春天又開始了規饃更大的轟炸。這時，人們才終於建好了足夠的防空洞和掩蔽處。轟炸得最厲害的是1941年，最長的空襲間隔是五個小時．最短的只有一個半小時，就象在德國狂轟濫炸下的倫敦一樣，重慶遭了殃。
在1930年的5月，日本人還幹了另外一件事，他們對蘇聯保護下的外蒙古的邊境進行了攻擊，以試探蘇聯是否決心參戰。
對此，俄國人予以了猛烈的還擊。呆在中國無所作為的朱可夫將軍正閑得發慌，8月20日，他帶領俄國人和蒙古人奮起出擊，重創日軍。這下東京得到了它想知道的答案。
但是，僅僅三天之後所發生的一件事卻使日本人和全世界大為震驚：蘇聯與納粹德國簽定了互不侵犯條約。
現在，日本不僅知道蘇聯人如果受到進攻就會反擊，而且也知道他們不能指望德國人，協調一致的戰略是不會有的，儘管還有一個反第三國際的協定。使日本人尤為傷心的是，當時他們正在和德國人商討建立一個對付蘇聯的聯盟。結果這個會談很快就中斷了。
從九月份起，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勢力擴展到了北方的陝西。河北、山東以及長江下游的江蘇和安徽。
1939年8月28日，印度國大黨領導人P·J·尼赫魯，在蔣介石的山莊會見了蔣氏夫婦，三個人在日本的空襲聲中談了好幾個小時。
從那時起到這年年底，蔣介石的軍隊失去了長沙，後來又收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