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依照1812年沙皇俄國戰勝拿破崙入侵的戰略，制定了一個稱為「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他的戰略卻註定了他在抗戰結束以後的失敗。
斯大林慷慨地向蔣介石傳授秘訣。他召見中國大使楊傑將軍，請他把實現國家團結的秘訣轉達給蔣介石：
「告訴你們委員長，在戰爭過程中，如果他希望人民不背叛他，就應該準備殺掉四百五十萬人，否則，我想他不會使抗日戰爭贏得勝利。」……但蔣介石決不是一個嗜血成性的人。
西安事變的結果是複雜的。
其直接結果是讓人感到可以放心了，因為國共兩黨不再處於戰爭狀態，都明確地表示希望把彼此的分歧放在一邊。
但西安事變的後果遠遠不止這些。幾乎可以肯定，西安事變加快了日本對中國進行全面戰爭的步伐。只要蔣介石明顯地把消滅共產黨作為首要戰略任務，日本人就會繼續平心靜氣地慢慢推行他們的高壓和吞併政策。但西安事變以後，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蔣介石的戰略次序起了變化。1936年11月的一份日本軍方的小冊子曾詳細地敘述了紅軍長征的過程，並預言政府軍隊不久將和紅軍聯合起來。第二年初，日本人還注意到一千名青年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還有大批的北京學生報名參加二十九軍。看到這些情況，日本軍方決定加快他們侵華戰爭的進程。
「我真的相信共產黨已經悔悟了，」很多年以後蔣介石這樣寫道，「他們真誠地表示願意和中國的其他力量聯合起來共同抗日。另外，就是在針對共產黨的軍事行動中，我也把他們看作中國人，並希望他們最終能再次忠於我們的國家，」
蔣介石後來對他的決定追悔莫及，因為他認為，他在西安被俘的時候，共產黨已經大傷元氣，只要再發動一次「剿共」戰役，就足以把共產黨解決了。
當然，那時他已不由自主，他不能指望在他拒絕抗日時還會在內戰中獲得廣泛的支持。但當時國民黨佔有很大的軍事優勢倒是真的。
在以後的歲月里，他一直認為西安事變以後和共產黨的重新和解是很大的錯誤，這次和解造成了1949年的失敗。
1937年2月1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拍電報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下列五項原則：
1、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全國的力量反對日本的侵略2、保障言論自由，釋放所有政治犯。
3、召開各黨、各界。各軍會議，共同抗日救國。
4、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
5、改善人民生活。
電報中說，如果南京政府接受上述觀點，共產黨將遵守下列五項保證：
1、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方針。
2、解散中國共產黨蘇維埃政府，更名為「特區政府」。
3、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普遍的民主制度。
4、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5、紅軍接受南京軍事委員會的指導。
按照共產黨的主張接受這些建議，不符合蔣介石的性格。
這樣做意味著委員長丟了面子，因為共產黨公開聲明蔣介石在西安已經答應或多或少地接受這些條件（是在脅迫下答應的）。
共產黨的電報送到國民黨中執委時，他們正在召開全體會議。會議的結果是11天後通過了一個所謂的「根除赤禍案」。下面是蔣介石本人錄的這個決議案的內容：
1、國家武裝力量的組織和領導必須統一，以便加以有效控制和進行有效的行動，不允許有完全不同的政治信仰的武裝力量並存。因此，所謂的紅軍和它使用各種不同名稱的部隊應該完全解散。
2、政權的統一是國家統一的先決條件。不允許兩個敵對政府的同時存在。因此，所謂的蘇維埃政權和其他有損於統一的組織應該徹底解散。
3、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是完全對立的，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拯救中國。共產主義違背中國人民的利益，違背他們的生存機會和生活道路。因此，必須停止其活動。
4、階級的戰爭是以某個階級的利益為根據的。
它把社會分為很多的階級，使他們互相敵視和傾軋。
它需要為控制其他集團而採取戰爭的手段或者訴諸武裝起義，結果造成社會的混亂和人民的苦難。因此，必須停止進行階級鬥爭。
由於國共兩黨即將合作，而且事實上將組織聯合陣線，斯大林解除了對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回國的長期禁令。
就在幾個月前，蔣經國還把對蘇聯政府的忠誠置於對父母的孝順之上，並用一種很不符合中國人性格的方式聲討蔣介石。
1937年4月，他回到了家裡，並帶來了他的俄國妻子。他離開家有十二年，蔣介石深為自己的兒子長期受斯大林主義的影響而擔心，他開始對蔣經國進行再教育。
蔣經國在他的《我的父親》一書中敘述了他的父親對他的要求：
我回國之後，父親覺得我應該讀曾國藩將軍的「家書」。……［曾國藩鎮壓過太平天國起義］父親認為曾國藩對兒子的教導同樣也對我們有用。每次我給父親寫信，如果他沒有時間給我一個有意義的答覆，他就要我讀曾國藩的某封家書。
父親也不斷地把他剛剛讀過的書寄給我。書裡面有許多他自己的評註，重要的地方都劃線標明了。
鑒於我出國時還是個孩子，而且在外國居住的時間太長，父親擔心我對中國的道德哲學和民族精神缺乏深刻的理解。他特別教導我要讀孫中山博士的書。
在1937年5月12日給我的信中，父親說：「以後，你讀書時應該更重視中國的道德觀、民族精神和哲學。孫文（孫中山）的政治理論是中國哲學的基礎，在外語譯文中不可能全面詳細地論述，特別是俄文版拋棄了原書的精華。因此，你應該在著手研究三民主義之前先把孫中山的政治理論讀上兩遍，當然，要全部是中文的。你還應該把你的評語寫在紙上，等我檢查。在有關民生的章節里，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是特別重要的」。除了研究三民主義和類似性質的書之外，父親還指導我廣泛閱讀古典和歷史書籍以及中國哲學家的著作。
不僅如此，父親還要求我重讀我讀過的書，並牢記許多優秀的部分。
當蔣介石用這些話教育其子時，蔣經國已有二十九歲了，而且已經是結了婚的人了。但這位父親正在補償失去的時間，他覺得有許多很不幸的教育應該掃除。
在1937年初的幾個星期里，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逃跑時背部所受的創傷還在劇烈疼痛。但是，在一個矯正器的幫助下，他開始進行康復鍛煉，不久就可以主持抗日的準備工作了。
1937年春，中國的常規軍總數達1，700，000人，還配備有59艘總噸位達15，288噸的軍艦，以及一支號稱擁有200架第一流飛機的空軍。
大約在這個時候，蔣介石任命了一位退役的美國飛行員陳納德上尉為他的空軍顧問。陳納德有機會看到這些介紹給他的飛機，他馬上宣布其中只有91架確實是「第一流的」。
陳納德是一個粗魯、剛強、一心奉獻和盲從盲信的人（贊成或反對他的人都如此說），他曾因耳聾被美國空軍革職。那時正是1936年，他四十六歲。於是他找到一個到中國工作的機會。在一段時期內，陳納德在中國備戰工作中起到很大作用。
但是，他並不能在某一時刻創造奇蹟，遏制日本侵略者的第一輪進攻。
從這時起，使局勢迅速惡化的關鍵就來自東京了。在東京，軍事集團日益強大。軍方不贊成再等下去，等到中國新的「統一戰線」得到鞏固時才發動進攻。他們的方針是馬上發動攻勢，然後再談判。
日本軍人還記得1905年他們的先輩曾經在軍事上教訓了沙皇俄國：他們相信，日蘇不久將再決雌雄，當蘇聯有時間建立起軍事實力時，它將重新按照傳統在東亞大陸扮演日本的強大敵手的角色，因此，他們認為，儘快地進行對華戰爭是有意義的，這樣就可以在進攻蘇聯時擁有這個戰略基地。
但是，日本軍方還想給政治家和外交家們一個最後的機會，使中國人明白他們的想法。日本駐南京大使川越不厭其煩地提醒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注意「廣田三原則」。
廣田是當時日本的外相，他提出：
（1）徹底取締中國的反日言論和行動；
（2）簽定中日反共軍事協定；
（3）實行日本、「滿洲」和中國之間的「經濟提攜」。
雖然國共兩黨前些時候還沒有丟掉彼此間的分歧，然而這時卻已經有了密切的來往。國民黨官員到陝北和共產黨會談，周恩來則到廬山去訪問蔣介石。
4月底，川越回國向政府報告。日本內閣聽取了他對1937年5月10日一次重要會議的講述和他本人對此的看法，然後宣布日本正式派三個師去中國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