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與蔣介石兩人中的一個必須承擔不抵抗的罪名。蔣介石說：「現在的局勢就象一條在驚濤駭浪中上下顛波的小船，我們兩人中只有一個能乘它渡過河去。如果兩人都想過河，那麼，要麼是我們倆都沉下去，要麼是其中一個人跳下去。問題是：「你跳還是我跳？」。張學良說：「我跳下去！」
宋美齡到達西安，蔣介石正在讀《聖經》舊約中的《那利米書）》的一章，他看到這樣一句話：「耶和華現在做一件新鮮事，他將讓一個女人保護一個男人。」
於是，這段話就「應驗了。」
蔣介石的前面總是困難重重，在1935年下半年，他更是麻煩不斷。
雖然他已經確立了全國軍事領袖的地位，但他的那些佔據各省的對手們卻始終沒有放棄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企圖，而蔣介石在抗擊日本侵略上明顯的勉強和拖拉，則正是這些對手可以大加利用、以圖東山再起的理由。
廣西的將領們（他們總是不斷地造反，而又不斷地失敗）在六月份開始組織「全國抗日救國軍」。參預此事的兩位廣西將領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他們和當時的廣東將領陳濟棠合兵一體。
出於相似的動機，為人熟知的「基督將軍」馮玉祥也開始在北方活動，自任「抗日同盟軍司令」。和以往一樣，馮玉祥的表演匆匆收場，他並不熱心於同日本人正面交鋒。
南方的問題似乎比較嚴重，蔣介石這個總司令根本不能理直氣壯地駁斥三個將領的抗日主張。
在起兵之前，三位將軍曾致電蔣介石，要求他對日宣戰。
將介石沒有改變其戰略中預定的先後次序，他回答他們說：
「你們不能因一時的衝動而拿國家的命運去冒險。」如果國民黨的歷史學家可信的話，那麼事實上為了他們所宣稱的抗日壯舉，陳濟棠就曾經從日本人手裡購買過武器彈藥。唐引用日本駐華武官高橋但少將的活來印證他在1935年6月12日所下的斷言。
不管怎麼說，反正幾位「救國者」在收到蔣介石拒絕的答覆時，就統率他們的部隊前進十五英里進入了和廣西接界的湖南省。
此時，蔣介石還抱著一種妥協修好的態度，命令他在湖南的部隊後退，避免由於衝突而加劇中國的內戰。
這時可以看出，對於這些將領們來說，錢是比全國抗戰更為重要的東西。廣東急需錢用，廣西則由於蔣介石發動的反對運輸鴉片的運動而造成收入急劇下降。在六個星期里，內部反叛和爭吵阻礙了這些軍隊的行動。
陳濟棠逃往香港，廣西將領們則因蔣介石寬容的政策而受惠。作為表面上承認蔣介石的權威的回報，李宗仁被任命為「廣西綏靖公署主任」，而白崇禧則被任命為國民黨軍事會議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國的面子保住了。
雖然這些反叛將領們的抗日立場無疑是偽裝出來的，但在1935年，那些反對日本侵略並希望抗日的中國人卻有很緊迫的理由對此表示關注。
這年初，人們曾一度希望中國和日本的關係能建立在新的、穩固而比較友好的基礎上。蔣介石曾提出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和東京達成一項友好條約。
相對比較溫和的日本外相準備接受這個建議，他有意把這個建議解釋為蔣介石準備排除西方列強的勢力、轉而向日本尋求幫助和指導。
但日本國內局勢的發展卻不如人意。日本軍人希望採取野蠻的解決辦法，他們有意向使用武力的方向發展。
1月，日軍借口東察哈爾應該屬於「滿洲國」，佔領了這塊中國領土。5月，危機進一步加深。7月6日，簽訂了所謂的「何梅協定」，規定國民黨軍隊和組織撤出河北省，並取締藍衣社的活動。這還不是全部，南京政府被迫頒布一個「敦睦鄰邦令」，答應懲治反對「友邦」的行為和言論——「友邦」是對日本的委婉稱呼。
12月，中國進一步蒙受恥辱，日本人把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並為「自治的」中國地區，實際上，是將這些地區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
蔣介石進一步作了妥協。在1935年11月12日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一次講話中，他聲稱：「我們不應輕易地談論犧牲，除非把我們逼到了不能不做出犧牲的最後關頭。」事實上，他在這裡發出了一個溫和的警告：中國準備做出的退讓妥協是有限度的。
不久，毛澤東和周恩來經過長徵到達陝西。對於學生和那些反蔣的軍人來說，反對日本入侵是爭取力量的最好的口號。
但是更能鼓動人心的是紅軍在長征中所表現出的英雄主義。
當時在北京師範大學裡，埃里克·周的左傾的同學們傳播著紅軍長征中的英雄事迹。這年秋天；他認識了黃敬。黃敬是從青島來到這個北方都市的（他使用俞啟威這個化名），他後來在1949年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
早些時候，黃敬是北京大學的一個臨時學生，但他更多的時間是在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度過的，他在那裡的學生中進行宣傳和鼓動工作。
黃敬是民族解放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青年組織的前身的早期發起組織者之一，他的宣傳鼓動工作是很成功的。12月初，當蔣介石的將軍何應欽來到北平時，黃敬決定給他製造點麻煩。五個月之前，正是這個何應欽和梅津美治郎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協定。
12月9日，一萬名學生在北平示威，反對日本人。對一些年長資深的人來說，它使人想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但是此次運動規模更為浩大。在杭州和上海，在武漢、長沙和福州，另外一些學生舉行示威或暴動，在全國各地各種「救國聯合會」
紛紛成立。
「一二·九」運動爆發了，而且持續了很長時間。對蔣介石來說，這是一個不小的麻煩；而在組織這場運動的共產黨人眼裡，它是「人民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若干年後，在關於「一二·九」運動的一篇論文里（北京，1961年），作者說劉少奇把這次學生運動當作「中國歷史上反動時代和革命時代分界的標誌」來加以稱頌，並將其歸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引。
另一樁反叛事件出在蔣介石的家裡。1935年，他的大兒子蔣經國給他的母親（當然蔣介石已經和她離婚很長時間了）寫信，指責他父親的政策。
他用這樣一些歡欣鼓舞的話來表達在蘇聯的感受：「蘇聯是我們的祖國。看到我的祖國蘇聯一直在各個領域內取得驚人成就，我感到光榮和歡欣。」信的印戳是列寧格勒，蔣經國已經在蘇聯居住了十年。
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當蔣經國去蘇聯時，他只有十六歲。雖然蔣介石已經轉而反對共產黨人，但這個情況還鮮為人知，他還經常被稱為中國的「托洛茨基」。
1925年，蔣介石剛剛當上黃埔軍校的校長，他的兒子到了廣州，那時廣州被稱為「革命的麥加」。
當他們見面時，這位父親正為怎樣使他的兒子受進一步的教育而大傷腦筋。正在這時，莫斯科中山大學請革命政府選派一批學生去俄國。由於蔣經國的熱切贊同，蔣介石便把他列入名單。這樣做有很好的理由：這表明蔣介石對蘇聯的友好態度，同時，給他兒子一個學習革命技能以備將來之用的機會，也解決了孩子的教育問題。由於差不多的原因，蔣介石後來又把他另一個兒子蔣緯國送到納粹德國。
然而，兩年後這個實驗就不那麼有味道了。那時蔣介石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對共產黨人大開殺戒。
到了這時，對蔣介石來說，把他的兒子召回國已非輕易之舉了。事實上，他確實曾經指令他的兒子回國，但蔣經國已身不由己，他給家裡寫來一封滿不在乎的信，拒絕服從並指責其父。
按照國民黨的說法，這封信是王明（原名陳紹禹）口授給蔣經國的，他是中共的一位領導人，那時剛好在蘇俄。一年年過去了，到1936年（這一年蔣經國再次拒絕他父親的要求），他娶了一個俄國妻子，看來他要在蘇維埃俄國定居下來了。
為了不妨礙其戰略中「攘外必先安內」的先後次序，蔣介石必須在自我約束和獨立決策方面得到認可，以便儘可能地避免和日本人遭遇。
他指示他的戰略顧問蔣百里制定一個全國性的防禦計畫。
1935年冬，他送蔣百里到歐洲各國學習總動員的法律規定。
蔣百里首先訪問了義大利，在那裡他特別關注空軍的發展情況。
在給蔣介石的報告中，他特彆強調「防空地理學」的重要性，他認為在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里，最為重要的是空軍要有速度和活力。他指出，對一個長期的戰爭來說、經濟動員是很關鍵的，宣傳工作應該和軍事行動同步進行。
蔣介石在對付日本人方面消極從事，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他掌握的權力的基礎很不穩固。地方派軍人慫恿他抗戰，因為如果他抗日而且失敗的話，他們就可以對他的王國進行瓜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