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毛澤東的「筆杆子」陳伯達，在他的《蔣介石——人民公敵》一書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蔣介石的出路何在？」
他說：
「事實上，他的『偉大導師』曾國藩早在很久以前就為他安排好了，那就是：「與外國人講和，與人民為敵。」
毛澤東後來告訴埃德加·斯諾，當時所犯的一個重大錯誤，就是共產黨沒有和福建軍隊聯合起來，對付蔣介石。
我們可以確切地指出，蔣介石曾在某一天，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錯誤。
那是1931年9月11日，當時他命令少帥張學良，儘可能地避免和日本人發生任何衝突。不出所料，恰恰是在一個星期之後，日本軍隊發動了所謂的「瀋陽事變」，進攻東北。
張學良請示蔣介石：「我該怎麼辦？」
蔣介石的回答很明確：「為了避免這一事件的任何擴大，必須堅決執行不抵抗政策。」
由於蔣介石面臨著國人反對力量的不斷挑戰，他已就解決軍事問題的順序作出了決定：先消滅國內的反對力量，然後再對付外國侵略者。
這個決定最後註定了蔣介石自身的命運。
國民黨的資料否認蔣介石使用過「不抵抗政策」一詞，但是不否認蔣曾經命令少帥避免與日軍衝突。
蔣介石是國民黨的領導人和自封的孫中山革命的繼承者、中國反對帝國主義掠奪的鬥士，因此，人們普遍認為蔣介石應當領導全國進行抗戰。
公平他講，他確實想抗戰，但他認為這是次要目標，首要的是中國必須統一在他的領導下。
他的失算在於他使人民——這裡面包括知識分子、農民及士兵——感到失望，結果他那無可爭議的自詡的民族領袖的地位便受到了削弱。
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大多數人認為中國人打中國人是不應該的。
如果蔣介石當時做出另一種決定，軍閥們就會拋開他們之間的分歧，團結在他的旗幟下。但是相反，對他的普遍不信任進一步動搖了他的統治，並且，到最後共產黨人將宣布自己是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中國領土的真正保衛者。
在這一年的夏末和在以後的戰爭歲月里，蔣介石既無能力也不願意弄清這一事實真相。
他所能看到的是：因為中國的分裂和弱小，它不可能抵抗訓練有素的日軍的進攻。他不可能認識到中國的分裂正是其力量弱小的基本原因之一，並且面對敵人的進攻可以通過愛國的號召而在他的領導下實現統一。
按照1944年至1948年擔任蔣介石的秘書長的吳鼎昌的說法，蔣介石錯誤地判斷了1931年9月日軍的企圖，由於他錯誤地認為日軍並不真正想佔領中國的領土，所以他命令張學良撤退。
三年後，蔣介石才相信日本人確實想侵略中國而且有可能想征服中國。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他原定的解決軍事問題的順序，仍然遵循歷代統治者一貫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內」。從這句話的內容上（從漢字「安」上），可以清楚地理解為平定國內形勢需要動用武力。
蔣介石一直很崇拜曾國藩將軍，這位將軍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很多中國人認為曾國藩應該首先對付當時西方列強的入侵，但這位蔣介石心目中的英雄卻另有打算。蔣介石仿效了他的做法。
幾年後，陳伯達（曾是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筆杆子」）
在他的《蔣介石——人民公敵》一書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蔣個石的出路何在？」他說：「事實上，他的『偉大導師』曾國藩早在很久以前就為他安排好了，那就是：『與外國人講和，與人民為敵。』」
對於日本人來說，他們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東西以及怎樣得到這些東西。
1927年7月25日的著名的「田中備忘錄」明確無誤地表明了他們的想法。
雖然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這份備忘錄是贗品，但這不足以否定上述觀點，因為人們普遍認為，不管這位後來的日本首相田中義——是否是這個備忘錄的真正作者，也不管它是不是中國人偽造的，這一切都是無關緊要的。
據說田中義把它呈交給了日本天皇，以此作為日本徵服東北和蒙古的計畫。
中國人把這份備忘錄散發到全國，以證明日本的侵略意圖。當然大多數讀者都相信這份文件是真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事實越來越清楚地表明日本人後來所做的一切正好與這份備忘錄的想法一致。
備忘錄概述了東北的經濟資源，主張實行「鐵與血」的政策。「它還毫不掩飾地指出：「獲得在滿州和蒙古的實際權利是為了以此為基礎，以貿易和商業為借口，向中國其他地區滲透。
獲得這些權利就能保證我們佔有全中國的資源，佔有全中國的資源，我們就能進一步征服印度、東南亞群島，小亞細亞、中亞甚至歐洲，」
日本人一直在尋找借口來實施自己的戰略計畫。
1931年6月，中國人在一個軍事禁區里逮捕了四個日本諜報員，日軍遂以此為發動戰爭的借口。中國軍人在7月1日處決了這四名間諜，但是，「九·一八」事變卻是蓄謀已久的。
事變發生時，少帥正在打內戰，但他決不是沒有力量對付日本人。事實上，他擁有40萬軍隊，大大超過了入侵日軍的數量。
但蔣介石命令禁止動用任何武力。蔣決定對日本的進攻不予抵抗。
於是，在日本入侵後的第五天，也就是9月23日，他宣布中國將求助於國際聯盟。
據說蔣介石相信國聯能做一些事情，對此，有人用了這樣一句絕妙的諷刺：
「他沒有認識到國聯就像威斯敏斯特教堂一樣——那裡幾乎是偉大的政治家們的療養所。」
在一篇充滿「愛國主義」的講話中——如果這篇講話能表現出更大的決心，它就更有份量了——蔣介石號召全體人民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團結起來。
但是，在執行不抵抗政策的蔣介石的領導下實現統一，這沒有太大的感染力。
蔣介石的使者去廣州，表示願意為民族利益而與南方勢力達成妥協。
南方同意在上海召開「和平會議」。10月，汪精衛、孫科等左派與蔣介石、胡漢民等有派舉行會談。但是，廣州政府無意讓步。
他們認為，議和的最簡單的辦法是南京政府把統治中國的權力移交給廣州政府。胡漢民雖然代表南京政府，但在這個問題上卻站在左派一邊，並認為蔣介石應該離開中國。
按照蔣一貫的辭職習慣，他準備下野，但不離開中國。
接下來是無用的爭吵。最後，會議決定，在南京和廣州分別召開國民黨「四大」。
蔣介石答應等新政府一成立就立即辭職。兩個會議按時在11月召開，當事實清楚地表明會議一無所獲時，蔣介石便辭去了一切職務。那是在1931年12月15日。
在此前後，大約7萬名大中學生湧入南京。這些人來自全國各地，他們的到來使得因日本入侵東北而引起的騷動達到了極點。
這些學生——從十二歲到十六歲不等——完全自發地在各城市開始抗議，要求馬上對日宣戰。他們用各種方法大聲疾呼，必須把侵略者趕出去。
在一次學潮中，外交部長王寵惠博士受到重傷。11月底，大約12000名學生到達南京，並在政府大樓外宿營。他們要求見蔣介石，其它任何人都不見。
當時天氣很冷，蔣介石考慮到在這種天氣下停留在外24小時會把學生凍壞，於是他走到一個陽台上，向學生們發表了長篇講話。
他說，學生們對政府的要求是有害的，也是無理的，他們應該回到學校去，政府會在適當的時候對付日本人。
由於寒冷和失望，這些年青人便回家了。
但是，平靜是短暫的。
在學生和警察發生衝突之後，許多學生被逮捕。
不久，更多的學生從漢口來到南京。蔣介石同樣地「訓導」
了他們，他告訴這些學生，他們這樣做會被日本人利用，12月的學潮規模更大，學潮的領導人決心也更堅定。一些來自北平的學生衝擊了國民黨黨部和外交部。另一些學生則衝擊了中央日報社大樓，搗毀了印刷廠和報館。局勢已經失去控制。
蔣介石命令南京的警備隊包圍了佔據中央大學的學生；這些年青的造反者在軍隊的護送下，一小批一小批地被迫撤離了首都。
就在這時，蔣介石「下野」了。他在蔣夫人的陪同下，離開南京，乘機前往一個未公開的地方，最後，他回到了位於浙江山區的家鄉。
像往常一樣，蔣介石的「下野」發生了奇蹟般的作用。
1932年1月2臼，政府鄭重請求蔣介石馬上返回南京，就連學生也請他回去。蔣介石平靜地住在山區的家裡，比平時更為繁忙。政客們向蔣介石發來雪片般的電報。另外兩位離任的國民黨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