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曾在日記中表示他不喜歡政治，他寫道：「政治使人過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誼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權術方面，他是一個「進步」很快的新手。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國民革命軍是一種新型的軍隊。他們充滿信心，並由於取得了巨大、迅速的勝利而士氣高漲，隨著不斷地向北進軍，隊伍也隨之不斷地狀大。
如果說歷史上一個統一的中國曾在最混亂的變革中出現過的話，那麼，北伐將是必要的。
蔣介石非常自信地認為，不管局勢如何，他都能夠領導新的革命軍走向勝利。
然而，共產主義者，尤其是蘇聯人，卻不象他那麼樂觀。
從理論上講，這種懷疑是有根據的。
在蔣與他的軍事目標之間，存在著五大軍閥，其中三個在上一章中已經提到，他們是吳佩孚、張作霖和馮玉祥。
吳佩孚駐紮在很遠的地方，曾被馮以翻雲覆雨的手段打敗。1926年初，他從湖北根據地捲土重來，並佔領了河南。他控制的地區有湖南、四川和貴州，軍隊大約是25萬。張作霖當時是北方軍閥中最強大的一個。他控制著山東、滿洲里、熱河、察哈爾和河北，估計他的軍隊大約是30萬至50萬。
孫傳芳以20萬軍隊控制著從上海至江西南昌的華東地區。
他橫跨長江下游，包括江蘇、安徽、浙江和江西。
另外兩個是強大而又引人注目的馮玉祥和閻錫山。趕走了吳佩孚以後，馮將自己的部隊增至27．5萬人左右。但是，由於他過分擴張，使自己的側翼暴露在閻的勢力之下，閻當時似乎想跟張聯盟。那時，馮控制的省份有山西、甘肅、綏遠（現在的內蒙古）和察哈爾。因此，他有資格被看成是「西北軍閥」（儘管人們無數次地稱他為「東北軍閥」）。
1926年1月1日，馮突然宣布他將退休，並動身去作長途旅行，最終目的地是莫斯科。在那裡，他希望能為他那支號稱是國民軍或人民軍的部隊搞到給養。當他走了幾個月之後，他的下屬指揮官撤退了暴露在閻的勢力之下的那部分部隊，並將該部隊拉到距北京50英里以內的長城南口。
閻和一般的軍閥不同。一般的軍閥是掠奪性的、破壞性的、自私自利的。而閻則以「現代的」或「社會的」軍閥而聞名於世。他開辦學校，促進衛生事業，禁止鴉片，修建公路和橋樑，並且採用各種方案開墾土地，灌溉土地，提高耕作水平。
巴巴拉·塔奇曼寫道：「他的旁邊坐著在劍橋受過教育的中國秘書。他按照外國的風格宴請賓客，用的是玫瑰色的、銀色的和石榴色的水晶酒杯，餐巾巧妙地摺疊成玫瑰狀，鳥狀和寶塔狀，飯後，由侍從拿著掛在高高的柱子上的五顏六色的燈籠，護衛著客人穿過撒滿月色的花園。」
馮和閻都害怕遭到蔣介石的打擊，他們表示參加國民革命。
軍閥部隊的數目總共不少於75萬，與勢力強大的軍閥相比，1926年初，蔣的軍隊人數不超過8．5萬人，編成6個師。
從理論上說，這是不夠的。但是，要等到他的軍隊數量能敵得過他的對手的那一天是不可能的。蔣給了自己6個月時間。在制定計畫與訓練的過程中，有時候軍事問題相對於政治問題而言，似乎是第二位的。
國民黨「二大」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於1月1日至19日在廣東召開。會議決定以孫中山的遺囑作為國民黨永久的基礎。
宣布孫逸仙的在天之靈永遠是該黨的燈塔。
會議從258名代表中選出了36位新的執行委員會委員，其中有7位是共產黨人。
毛澤東是其中之一，他負責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另外，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獨秀，在廣東負責國民黨黨務。蔣介石也被選為執行委員。會上，蔣報告了他的軍事計畫——一個只有8．5萬軍隊的計畫。這支軍隊中，只有6萬人配有槍支。另外，還有6千軍校學生，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動員起來。
1926年2月1日，蔣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大概是從這時開始，蔣認為共產黨正在暗中進行反對他的活動。會上，共產黨對他的軍事計畫沒有提出任何反對意見，鮑羅廷甚至支持這些計畫。然而，會後鮑羅廷突然被召回。在他離任期間，由他人負責蘇聯軍事顧問團的工作。
大概在此時，廣東出現了把蔣介石描繪成新軍閥和攻擊北伐的傳單。蔣懷疑這是蘇聯人在幕後策劃的。
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待他們以誠，他們卻報之以詐。不可與他們共事。」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縮小目標，蔣介石決定辭去他最初選定而尚未就任的職務。他於2月8日宣布，他將不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務，第二天，他拜訪了汪精衛，提出辭去在軍事委員會中的職務和廣東警備司令的職務。汪不露聲色地聽著，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絕。蔣介石感到，不久他將與現任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領袖的這個真正的對手發生衝突。
對於是否北伐，蔣在心裡仍是很矛盾的。汪精衛依然保持著沉默。最後蔣攤了牌，2月27日他對汪說：「如果你不接受我的辭呈，那就請俄國人離開。」汪還是沒有反應。
3月8日蔣回到汪的辦公室說：
「領導國民革命的實權不應落入俄國人之手；即使與第三國際進行聯絡也應劃清某種界限。我們決不能喪失自己的決定權。」
以上的談話情形是在事件發生大約30年後，蔣介石記錄下來的。
整個事情的發展令人煩惱不安，蔣常常為此而失眠。2月28日，他在日記中寫到：他度過了稍微平靜的一天，許多天以來第一次度過了一個心境寧靜的晚上。大約是在這個時候，有人兩次企圖殺害蔣，均未成功。
為了當時和將來使用，他開始搜集在廣東的那些潛在的對手和陰謀者的個人檔案，並建立了一個有效的秘密機構，監視來自各方面的可疑人員。
對於蔣辭職的問題，汪仍然保留著自己的意見。但是，他開始隱晦地告訴這個年輕人趁著局勢還好的時候離開廣東，繼續呆下去可能會給自己的生命帶來危險。雖然蔣當時的處境尚好，但是，如果他繼續呆下去，他可能會遭暗殺。如果離開，他又要對擅離職守負責。更糟糕的是，他發現蘇聯人了解到他與汪精衛之間的交易，據此，他認為汪正在與蘇聯人勾結。
接著便是「3·20事件」（「中山艦事件」）。
蔣聲稱中山艦開到黃埔，「是共產黨的一個陰謀」，他以廣東警備司令的名義宣布了戒嚴令。
根據他的命令，25名共產黨員被逮捕或受到嚴密監視，其中包括周恩來。1926年3月20日凌晨3點，在廣東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1925年6月20日「沙面事件」後，為支持全面罷工而成立的由共產黨領導的省港罷工委員會武裝糾察隊，這一次也被繳械。軍隊進駐總工會和中山艦，蘇聯顧問被軟禁。
由於完全沒有準備，蔣對共產黨的突然襲擊是毀滅性的。中共和俄國人都沒有事先覺察。馮玉祥到達莫斯科兩個月之後，有人告訴他，在蔣早些時候訪蘇時，給人的印象是比俄國人所見到的其它中國人還要左，還要革命，「3·20事件」使俄國人和在莫斯科的中國人感到驚訝。馮寫到：「他們無法想像出發生了什麼事，」
非常突然的是，汪以中國特有的方式承認在這次間接的權力鬥爭中的失敗。作為一個糖尿病患者，他對緊張局勢感到厭倦。
21日，蔣試圖給他寫信，但又不知從何說起。蔣在日記中寫道：
「我既不想對朋友虛情假意，又不能夠向他傾吐肺腑，所以，很難下筆。」22日，由汪主持召開政治委員會，會上他以使蔣感到奇怪的熱情認可了蔣的行動。
第二天，汪失蹤了，表面理由是治病。後來，汪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道出了事情的真相：「我受到懷疑和厭恨，所以，我再也不想承擔政治責任了。」5月份，胡漢民從俄國回來不久，汪精衛便去了法國，他在那兒呆了一段時間。蔣向他道歉並請他回國，但汪深感傷害、羞辱、不可諒解，依然沉默地呆在那裡。
這樣一來，蔣成了國民黨中佔壓倒優勢的人物。在他的對手中，一個死了，另一個由於受到懷疑而飄泊海外，還有一個也將受到驅逐。
蔣曾在日記中表示他不喜歡政治，他寫道：
「政治使人過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誼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權術方面，他是一個「進步」很快的新手。
在蔣對俄國人和中共的打擊中，右派看到了希望。但是，蔣給他的學生的一封信打破了他們的這種希望，他寫道：「孫先生認為，容納共產黨是我們的革命原則。我也認為，如果不容納共產黨，革命戰線就不能統一。」他警告右派，他仍然認為「西山會議」是個錯誤。
事件的發生表明，蔣自從訪蘇以後，就一直是一個反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