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展開了一場爭奪繼承權的鬥爭。在開始的時候，蔣介石算不上一個真正的競爭者。
權力在汪精衛、胡漢民和廖仲愷三人中角逐，因為孫中山生前認定他的同鄉廣東人比其他省份的人更聰明，更富於革命性，不想外省的一匹「黑馬」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孫中山一邊與當時的背叛和種種欺騙行為進行鬥爭，一邊繼續帶頭表現出高尚的品質和對他人的純樸的信任，其他人似乎並不急於仿效他，在他58歲及隨後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時，他再次將精力集中到基本理想的實現上。
每個人都知道孫的革命意味著推翻清朝統治，取消不平等條約，保障中國的主權和統一。但這些雄心抱負是模糊不清的。
少數完全堅持自己思想觀念的共產黨人參加了國民黨，這些共產黨人知道自己所要做的是什麼，並且為實現自己的目標而在力法措施上得到了良好的指導。但是什麼是國民黨自己要做的呢？什麼是國民黨自己所確切主張和堅持的呢？
孫博士的三項原則——三民主義——已得到表述，但卻未得到解釋。他目前正試圖通過持續數月的每周一次的系列演說來彌補這個不足。
孫逸仙曾被批評為一個空洞貧乏的理想主義者，但這種批評並不完全公正。
由於中國語言的特點，使三項原則本身的確切含義顯得含糊不清。
第一項原則——通常被解釋為民族主義，在中文裡其字面含義是種族，而更廣泛的含義則是強調國家的團結統一；第二項原則通常被稱為民主主義，它有著兩個類似於第一項原則的中國漢字：民權，意思是人民的權利；至於第三項原則「民生」，它有時被描述成社會福利或社會主義，並且孫博士本人就曾論述說它並不比共產主義遜色，但民生的字面含義無疑更接近其原來的精神。
孫博士試圖吸收包括象盧梭、傑佛遜、馬克思等人在內的外來的政治思想，使之適應中國的歷史經驗和實際條件。儘管孫逸仙所做的關於三頂原則的十四次演說只是偶爾才顯示出樸實真切，而且無法與體現政治哲學家才智的最偉大的著作相比但它仍不失為凝聚中國人民共同情感的好方法。
孫博士對中國和西方制度進行的最有獨創性的結合是政權結構的新形式，即五權分立的政府，其五個分支機構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試和監察。雖然，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經選舉而產生的委員會（中文稱「院」），但是，人民主要是通過運用以下四項「權力」來實現其主權的：投票權、罷免權、創製權和複決權。一個嚴重的不足是孫博士沒有制定任何細節來詳細闡明人們怎樣使用上述四種權力。
在當時混亂和野蠻行徑充斥的情況下，孫博士的政治主張的影響是極其有限的。然而，在1924年，對孫博士來說主要的問題並不是如何規劃他那遙遙無望的三民主義烏托邦，而是如何有效地控制和領導他所發起的這場革命。
他在1924年4月12日頒布的「民族復興大綱」中簡單敘述了其革命的方法，這個大綱制定了運用武力排除障礙、以和平方式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以及避免階級鬥爭和社會動蕩的原則。
蔣則把這一大綱稱為「國民革命基本憲章」，並在孫中山去世後援引該憲章作為其屠殺共產主義者的根據。
儘管勉強存在同軍閥及其僱傭軍進行合作的機會，但孫仍主要寄希望於黃埔軍校。蔣介石曾拒絕在軍校工作以表現他似乎對此漠不關心，然而，一旦他開始從事這項工作，他便傾注了極大的精力。很明顯，黃埔軍校校長這一職務是他獲取大權的一個台階。
在當時，蔣的資歷以及政治上的天生弱點使他還不能進入更高的國民黨政治決策機構，不論人們是徵求他的意見還是僅僅採納他的建議，他的主張都不可能被當作命令來執行，但作為被任命來訓練未來的國家軍隊的人，他的影響則在逐步擴大，他至少已開始組建一支軍隊，使之聽命於實際存在的中央權威，而不是滿足某個軍閥的強權和貪婪。
很難說那時候蔣就考慮在短期內攫取個人最高權力，因為孫逸仙仍然健在，而且只有58歲，相對而言還是年輕的。
在1924年6月16日舉行的軍校開學典禮上，孫博士以簡單明了而又引人注目的詞句清楚地闡明了他的目標：
我們共和國的基礎幾乎沒有存在過。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的革命一直是以革命黨的鬥爭而非依靠革命軍隊而開展和堅持的，由於缺乏一支革命的軍隊，我們的革命一直由軍閥和官僚操縱。這種狀況如果持續下去的話，我們的革命是決不會取得成功的。
從現在起，我們的革命已經開始了一個新的時期，這所軍校是革命軍隊的基礎，而革命軍隊是以諸位同學為核心的。
蔣每日凌晨5時起床，清理卧室後便開始巡察，嚴厲地叫醒仍在蒙頭大睡的人。首期500名軍校學員是從3000名申請者中通過公開考試入選的，他們在軍校正式開學五、六個星期前的5月5日就被錄取了。
軍校資金缺乏，教員素質參差不齊，蔣的俄國朋友加倫將軍領導著這支蘇維埃式的學員隊伍，並採納了鮑羅廷的意見，即以托洛茨基的紅軍為模式訓練軍隊，使之能在正式操練中正步行走，而且熟悉現代戰爭的技能——所有這一切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學員們肯定都被相互對立的學說弄糊塗了。共產黨人在給學員講課時帶來的是熱情和蘇維埃式的作風，國民黨則有很多人忙於宣傳孫博士的新思想。
然而在國民黨這一邊，已存在明顯的意識形態不統一的跡象。
軍校的政治委員廖仲愷代表了左派，他們熱心於同俄國人和中國共產黨人進行全面的合作。國民黨宣傳部長汪精衛是中間派人物，他最先組建國民黨，支持與俄國人聯繫，是因為孫博士倡導這樣做。而保守的右派胡漢民則公開反對這樣做。
蔣介石的立場是模稜兩可的，而且使其同事們頗感困惑。
在赴莫斯科之前，他滿腔熱情地與布爾什維克合作。他從俄國回來後改變想法這一事實幾乎無人知曉。
孫逸仙忽視了蔣的具有相反意見的赴俄考察報告，廖仲愷也未重視他的來信。這時，他還未決定公開反對共產黨人，他仍然親近地同俄國人共事，特別是加倫將軍。因而他通常被看作是左派陣線中的一員。
軍校的資金很缺乏。因為革命政府本身就很窮。
當時，雲南和廣西的兩支軍閥部隊佔領著廣東，他們被認為是「友好的」，因為他們曾幫助孫打敗了陳炯明。事實上，這兩支軍隊的司令楊和劉對革命並無特別興趣，只想飽肥私囊。
與其它地方的大軍閥和土匪一樣，他們也非法強徵稅款，而且從富裕的地方商人那裡敲榨勒索。孫的稅收法和實施權力是有限的。楊和劉對黃埔軍校持敵視態度，因為這所學校正在訓練一批似乎要給這些軍閥製造麻煩的軍官，所以，他們繼續為自己大肆進行掠奪。
孫仍不能得到海關稅的收入。北京政權擁有獲得在付完庚子賠款後的海關剩餘收入的權利，而這是被與此利益相關的各國列強們所承認的。1923年春天，孫博士曾要求允許他的政府獲得廣東海關收入的餘額，列強拒絕了孫的請求。
同年11月，孫公開宣稱他將通過武力奪取海關收入的餘額。列強們在英國的煽動和唆使下，派出一支強大的國際聯合海軍艦隊開赴廣東，孫博士義憤填膺，他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宣布如果列強們不幫助他，他將轉而求助於蘇俄。
當英國工黨政府於1924年1月上台執政時，孫的希望上升了，並以國民黨的名義發賀電給拉姆齊、麥克唐納，但麥克唐納沒有承認國民黨。當時國民黨正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
不久，列寧去世的消息傳到廣東，國民黨發出了一份電報。不久，收到了契切林的熱情謝電，不過，從心理角度上講，這種氣氛並不可能更有利於與莫斯科合作。
廣州的商人以特別的厭惡眼光來看待孫的「中央政府」，這不僅是由於孫的權力機構尚未成定局，更重要的是由於孫的政府正在和國內外日益壯大的共產主義者進行聯合。商人們於1924年5月威脅說：如果向我們徵稅，我們就罷市。
幾星期後，使人不安的報告送到了孫那裡：商人們正在武裝一支9000人的私人軍隊以反抗孫的政府，一艘載有9000支來福槍的挪威船隻不久將駛進廣州港。這一新的挑戰打斷了孫的演講計畫，怎麼辦？他所信任的大部分軍官正忙於他事，這使得孫轉而起用蔣介石。
接下來發生的這場危機頗有喜劇色彩。蔣毫不妥協地派他的全副武裝的軍校學生登上挪威船隻，將來福槍轉運到軍校。
商人們繼而進行罷市，蔣則通過宣布實行戒嚴法來進行反擊。
此時，北京發生的混亂事件象磁鐵一樣吸引著孫的注意力，他準備開始發動拖延已久的北伐。但孫缺乏資金，而商人們卻有很多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