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溫湯回來我就調到葯政處當了處長，成了丁小槐的上級。這使他很不自在，笑臉總掩飾不住後面的不自在。我覺得自己當這個處長是順理成章，丁小槐你寫過幾篇藥理學的論文？在知識化的時代你業務上叫不響你還想跟我攀比？當了這個處長我心中免不了飄飄然的，但只在家裡對董柳飄一下，在外面決不作出任何輕狂之相。一個處長算什麼，萬里長徵才走了三五里地呢。
這天辦公室黃主任打電話來說：「戴妙良死了，突發心臟病死了。」戴妙良原是葯政處處長，十年前為了副廳長的位子，與馬廳長狠狠地掰過一回手腕，施廳長最後還是放棄了他。馬廳長上任後，就把他掛了起來，一掛三年。在八七年他忍無可忍，五十歲就辦了提前退休。女兒出國去了，妻子病逝了，他就隻身去了萬山紅農場，「文革」中他在那裡呆過六年。這一去又是六年，偶爾回來，呆不幾天又去了。據說戴妙良在農場口碑很好，農場幾次想把他推出來作典型，都被廳里否決了。他也不在乎說：「我一生只是在退休以後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誰也不把這話當回事，只作是失敗者的自我寬解。在中醫協會時我跟他說過幾次話，這兩年就敬而遠之了。剛才農場打了電話來，今天早上他突發心臟病死了。
現在廳里要派車把屍體拖回來火化。我想著戴妙良的過去，不想插手此事，對黃主任說：「辦公室出面處理一下算了。」黃主任說：「是你們處里的人，你們還是要出面擔擔子呢。」我說：「退休辦呢，他們不管這個事那他們管什麼？」
他說：「農場的意思是要廳里去一個要緊的人，戴妙良他在那邊關係倒是搞得很好。」黃主任把「那邊」說得很重，更使我想到「這邊」的事。我說：「怎麼辦呢，我家裡正好病了人。」他說：「他在那邊群眾反映還可以，太隨便了，怕群眾有意見。」我將他的軍說：「既然這樣那我們倆去跑一趟。」他忙說：
「我上午要陪馬廳長到省政府開個會，我愛人也不太舒服。你池處長的招牌已經夠大了。」
回到處里我把事情說了，丁小槐馬上說：「要平時我就去了，今天我家強強正好病了。」我說：「碰得也巧，黃主任他愛人也病了。」丁小槐勉強笑笑說：
「戴妙良吧，我以前跟他有點不愉快，去年他拿了農場的介紹信到處里來，要我們幫忙優惠價批發藥品，我哪能幫他這個忙？他拍著桌子走了。」我想，你跟活人不愉快，跟死人也不愉快？看著別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我就給馬廳長打了個電話，說：「戴妙良死了沒人願意去接回來，退休辦推辦公室，辦公室推到處里，如果廳里這兩天沒什麼事，我就跑一趟。」他說：「你去了拉回來，直接送殯儀館，路上小心。」我帶了退休辦的小蔡，坐麵包車到殯儀館租了個鐵盒子，就上路了。
下午三點到了萬山紅農場場部，吳場長說：「戴醫生真的了不起，」他翹著大拇指，「我們農場八千多人，差不多每個人都找他看過病，省里的醫生水平還是不同一些。他白天喊白天到，晚上喊晚上到，好人呢。」我公事公辦說：「天氣也有這麼熱，放久了怕不行，我們還是連夜趕回去。」吳場長說：「那我們還有一個告別儀式，就這樣讓老戴上路，我們心裡也過不去。」馬上吩咐廣播員廣播通知，告別儀式馬上開始。吳場長陪我去戴妙良住的地方，正好有個家在農場的《光明日報》記者小嚴回家休假，也跟我們一起去了。
戴妙良的房前已經聚了二百多人，見了我們，自動地讓開一條路。我進了房子，沒想到裡面如此簡陋，一張桌子，一張床，一個書架。戴妙良躺在床上，臉上蒙著布。我看了心中一震，一個冷顫從身體穿過。他可以在這間房子里呆上六年，憑這一點他就是個好人。蒙在臉上的是一塊土白布，質地粗糙。當年父親在下葬前臉上也蒙著這樣一塊白布，在最後的時刻又揭開來，讓我看了最後一眼。
當時秦四毛死命架著我，叫我跪在原地，不讓我撲上去。「按規矩辦」，當時秦三爹就說了這樣一句話。我看著這白布的紋路，父親給我的最後印象在心中一閃。
我揭開白布看了看，小蔡躲到後面去了。吳場長說：「可惜啊，可惜！我們農場的一大損失呢。我們想分給他一間好房子，他還不要。」我指揮兩個農民把鐵盒子從車上抬進來，抬屍體時又上來兩個人，把屍體小心地移進去。我走到門外，外面已經聚集上千的人，臨時會場已經布置好了，四個農民把鐵盒抬在肩上，一步一步地走到橫幅下面。有人找來一面黨旗，蓋在鐵盒子上面。嚴記者在我耳邊說：「我真的好感動。」吳場長首先講了話，講得很動感情，幾次嗚咽著講不下去。我本來想講幾句，看著這場面又猶豫了，公事公辦不動感情吧，交待不過去，動感情吧，傳到廳里去也不好交待。我要小蔡去講，他講了幾分鐘，乾巴幾條，比場長講的大為遜色。又有幾個人上來發言，都是講自己的經歷，有一個人哭了，講不下去，就退到一邊抹眼淚。嚴記者對我說：「池處長你也講幾句吧。」
我對戴妙良在衛生廳的幾十年知之甚少，知道的一點事情也不能說，於是談了自己今天的感受，忽然想起了丁小槐上午的話，又把他為了給農場職工買便宜葯，到省城奔波批發藥品的事情講了。接下來嚴記者也講了一番話，大家默哀，鞠躬，會就散了。小蔡指揮幾個農民把鐵盒子抬到車上去，幾個人圍上來說：
「戴醫生就這麼走了，我們還準備為他唱一通晚的歌呢。」我說：「天氣這麼熱，這裡連一點降溫的冰都沒有，等到明天恐怕是不行的。」吳場長要派兩個人跟車到省城去，這讓我為了難。農場去了人喪事就得辦得轟轟烈烈，那可能嗎？這不是讓廳里為難？我竭力說服吳場長，再三答應事情一定辦好，他還要堅持，說：
「人都安排好了，閔副場長去。」這是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答應的，不然我怎麼向廳里交待？
照道理說戴妙良的確是好人，轟轟烈烈辦一回喪事也不為過，但圈子裡的道理還有另一種說法，這不是我感情用事可以改變的。我把能講的道理都講盡了，天氣熱，路途辛苦，耽誤了農場的工作，等等，吳場長還是不肯。我沒有辦法，趁嚴記者不在，就變了態度，用近乎生硬的口氣拒絕了他，他也只好算了。
車發動起來，響起了一陣鞭炮聲，硝煙中我看見幾個人在路邊跪下了。我對鄧司機說：「開最慢的速度。」車緩緩從人群的夾道中穿過，不斷地有人跪下，痛哭。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擦去眼角的淚。小蔡坐在我旁邊，一副無動於衷與己無關的神態，我在心裡罵著：「這個麻木不仁的傢伙，可怕啊！」到了夾道的盡頭，司機剛想加速，嚴記者從後面追上來，向我招手，一群人跟在他後面跑。嚴記者說：「池處長，今天的場面我太感動了，我想寫一個長篇報道，發到報紙上去。我先在這裡採訪幾天，然後到省里找你。我本來是回來休假的，也休不下去了。」離開萬山紅農場我心情又沉重起來，這個嚴記者吧，只顧自己抓材料，把我就放到火上來烤，讓我給廳里出難題了。如果他再把我講的那番話寫進去，又怎麼得了？戴妙良的確不錯，宣傳一番也是應該的，可道理還得按另外的方式來講。今天碰上了這個記者，真是倒了霉啊！
回到城裡已經是深夜一點。車開到殯儀館敲了好久的門，值班的老頭探頭出來說：「明天來，天亮來，上班來。」我說了很多好話，他說：「這時候要我放到哪裡去，放到我床下？冰庫都上鎖了。」只好拖回去。車子穿過城市，行駛在寂靜的街道上，偶爾有幾輛計程車出沒。我看著腳下的鐵盒子，心想：「這就是一個人與世界的關係，一個生命完結了，世界該怎麼樣還怎麼樣。在這個時代，一切隨榮隨枯，人一輩子就是自己這一輩子，時間後面的寄託已經被掏空。時間中的某些因素是不可抗拒的，它不動聲色地改變了一切。戴妙良的確是好人，可好人又怎麼樣？」
早上七點不到我就被電話驚醒了，以為是鄧司機叫我一起去殯儀館，準備說有重要會議，就叫他送過去算了。接了電話是嚴記者打來的，他說：「我昨天連夜作了初步採訪，戴醫生的事迹非常典型，材料非常紮實，我想把他推出去，有可能成為一個全國典型。昨天下午的場面太感人了，一個記者在外面跑幾年都不一定能碰上，我偶爾抓到了，很能夠挖掘一番。」我潑冷水說：「有那麼高的價值？」他說：「有！」他要求廳里在開追悼會的時候，把典型材料考慮進去。放下電話我心裡涼了半截，我怎麼這麼不走運，這不是惹出禍來了嗎？事迹往大報上一登，廳里多尷尬？戴妙良是提前退了休賭氣到萬山紅去的，還要到廳里來採訪，把情況採訪去了，可怎麼辦？戴妙良是個好人，推到全國去也是夠格的，可再怎麼樣，也不能叫我付出這麼沉重的代價啊！我很後悔昨天心還是太軟了，堅持要丁小槐去，他不去？這些有問題的人，你就是不能沾邊，一沾就沾出麻煩來了。在圈子裡，心太軟可呆不下去！想來想去，急也不行，還是得跟馬廳長彙報一下，讓他也有個思想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