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方面，他們對宋朝的威脅更大，西夏開始對河湟下手了。
這就是王韶在《平戎策》里所列舉出的周邊國情，以西夏這時的統一，還處在建國之初，沒怎麼滑落的時代里，去攻擊分裂成散水的河湟吐蕃更部落，無論怎樣對比，吞併都是遲早的事。
宋朝哪怕是出於安全，都要迅速採取行動，不然等待的就是超級難看的死法。這就是為什麼王安石改革步子那麼快的原因。
河湟隨時會被攻破，戰爭迫在眉睫，宋朝當時要錢沒錢，要兵沒兵，再說什麼按部就班，理順關係，搞好吏治之後再改革，完全是痴人說夢。
為此，在王韶剛剛提交《平戎策》之後，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毫無保留地支持了他。要職位有職位，把他扶上了西北秦鳳路、洮河司的主管，其間所有和他有矛盾的原領導全都撤走。要政策就給政策，王安石新法里倍受爭議的「市易法」就是專門為他量身定作的。
打仗要錢，「市易法」的根本就是「均輸法」的加深加細，更上層樓的抓錢。在京城設置「市易務」這個專門部門，從內庫里提100萬貫錢作本錢，由政府接管京城內外的各種物資的買賣。
具體作法是，由市易務召募牙人（商人行會代表），由他們與各地來京城做生意的商人商定貨物的價格，可以賣給國家，也可以和國家之前買到的貨物交換。京城本地的商人，沒本錢也可以參與，用產業、金帛做抵押，向國家貸貨經商。
到期歸還貨款，加上一、二分不等的利息。
公平的說，這條新法是王安石各種新法里最失敗的一條，它走了回頭路，這不僅是打擊了之前操縱開封市場，哄抬物價的大商人，同時也把小商人趕盡殺絕。
國家壟斷一切買賣，這還有平民百姓的活路嗎？在仁宗時期、英宗時期一直活躍的開封商市，在市易法實行之後，被沉重打擊了。到後來，市易務召募的牙人主動辭職，您開恩允許我辭職好嗎？為國家服務，我都破產了！
說來這真是殘酷，但放在邊疆上就是一條再好沒有的政策。
王韶需要軍費，需要錢，那是軍隊種田賣糧，自給自足所達不到的。為此，他需要經商，需要全國各地的買賣人到邊疆上活動。那麼，就只能由國家之力去開拓。由國家拿出本錢，出專人負責，鼓勵商人保護商人去變出錢來。
有了錢，就有了一切，就會形成一條有機的運作鏈條——民間收財，變成軍費，打贏戰爭，擴大國土，回籠資金。
這才是王安石變法的真正目的和手段，不然，以宋朝空前發達的商業系統，比前代先進得多的農業生產，只要像司馬光說的那樣節省花費，就一定能讓國庫充實，根本就犯不上這樣折騰。
可要保衛國家安全，贏得戰爭呢？那樣慢悠悠的一條一條的節省，和士大夫、大商人商量著辦事，得等到猴年馬月才能積攢到龐大無比的軍費？何況戰爭只要開打，錢就會像流水一樣嘩啦啦地流走，是座金山都撐不起幾場大戰。
那時後續的資金要怎樣向各位士大夫要呢？只有抄家才能來得及！更何況，只要提到戰爭，各位君子們就會搬出孔夫子的聖誡，那是兇器，不到萬不得己絕對不能用，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先用！
要仁義、要道德、要教化！
見他的鬼去吧，宋史寫到這裡，如果還有人相信李元昊、李諒祚之徒能教化、能感動……再次請出門之後上街隨便左右轉，找到和路面平高的鐵蓋子，揭開，跳進去。
醒醒神。
王安石們的準備己經做好，歷史上各種觀點的對錯，我們也都討論過了，下面應該進行的就是王韶的「熙河開邊」。
可是別忙，在做這樣的大事之前，王安石們還得再稍微停頓一下。他們的各位政敵在此時都在做什麼，是有必要全面介紹的。
讓我們從身份、官職的高低為序列，從蘇軾開始。這個初入行的士大夫這時只能算是小字輩，由於他不懈地努力，終於搶在熙河開邊之前，被貶出了京城。
說他的努力，可真是一浪接一浪，直到死在沙灘上。從職務上說，他這時只能算是京城無數官員里的中下等，但是文筆好一切都好。他可以哪裡都去，和誰都能見上面說上話。什麼？你不理他？你該死了，這樣風雅絕倫，高邁古人的大才子肯賞面子到你家裡坐坐，你不理，還是儒林中人嗎？
就算你是宰相，在本質上也是讀書人，蔑視蘇軾，等於忘本！
於是蘇軾可以出現在任何場合，就算己經死了大名士范仲淹，他都不放過。特地跑到文正公的故居去臨風灑淚，高歌憑弔。
公平地講，這沒什麼。范仲淹拋開軍事上、政治上的成就，光以文筆來說，也絕不在蘇軾之下。這時蘇軾的《水調歌頭》等名作還沒有出現，其實就算寫出來了，也沒法掩蓋范仲淹的《蘇幕遮》。尤其是范仲淹的聲譽沒有半點瑕疵，蘇軾與他無論怎樣聯繫，也沒有錯處。
其它的就兩說了。
比如宰相曾公亮被貶，他跑去了，指責前首相大人膽小懦弱，不去管教王安石。曾公亮好脾氣，嘆了口氣，說出了歷史上非常有名的那句話——「上與安石為一人。」
皇帝和王安石好得跟一個人似的，我有什麼辦法？
這次對話之後，蘇軾的名聲在士大夫群落里直線上升。好青年，說出了俺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非常勇敢嘛！
但是請問，你是國家公務員好吧，你以什麼身份，奉了誰的命令，去質問前首相大人的工作業績？如果再深究一下，蘇軾的用心會更惡劣些。
真有膽子，有責任心，你怎麼不在曾公亮還是首相時跑去問呢？那時曾首相有權，才能按你說的辦嘛！
曾公亮之後是范鎮。范先生一生都在與國家的頂級大佬作對，文彥博時期因為立太子的事，韓琦時期是著名的濮議，到了王安石時期，他怒火升騰，和新法不共戴天。
這是個有趣的現象。很多人，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一生之中都在無時無刻地反對，不知他真正認同的是什麼。更不知道，按照他的辦法去做了，國家能成個什麼樣子。
這個問題太大了，而且沒有實際操作性，只好列出現象來，大家有興趣，可以偶然思索下，或許會有所心得。
回到主題上，話說在他辭職回鄉前，蘇軾出現了。蘇軾就像代表著什麼神聖的團體一樣，對范鎮珍而重之地宣布——你真是一位壯士。
范鎮深沉地嘆息，自己做得很不夠。
說到這裡，或許大家會認為我比較刻薄。蘇軾這是有良知有義憤嘛，不管是不是官，天下事天下人管得，發些感慨說些話，有什麼大不了的，犯得著這樣冷嘲熱諷嗎？
如果沒有前面關於新法的各種分析，單就他說的話來說，的確沒什麼錯，甚至年青人很有激情，值得讚賞。但是有了前面的分析之後，就會知道蘇軾的立場越滑越遠，徹底拋離了自己原來的出身，變成了喝民血、食民膏、奴役百姓為樂的士大夫。
我們是平民，我們厭惡他！
拋開這種一千年以後的立場關係，回到宋朝當時的官場。王安石忍無可忍了，小蘇同學就算文章好、聲譽高，你不好對政府的決策這樣名目張膽的抵觸吧？
你終究還是國家公務員吧。
沒別的好說，就算查不出他有什麼實際錯誤，思想意識上造成的不良影響，就足以讓他貶職反省。蘇軾被下放到江南的杭州，人間天堂一樣美麗的城市裡去做官。
是懲罰，但不殘酷。
在宋人文化史上佔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蘇軾杭州之緣正式開始。
接下來的人是呂誨。這位前言官領袖突然間病死了。回憶一下，他在王安石的新政還沒有實際公開時，也就是連最初的均輸法還沒有面世時，就和王安石勢不兩立了。
那次著名的彈劾之後，他主動要求外放，絕不和姦邪共處一堂。
神宗滿足了他，讓他到鄧州（今河南鄧縣）當知州。按說這地方、這職位都相當的不錯。既在長江以北，又沒到西北狼窩，非常優待了。可是呂誨感到的不是這些，他越來越憤怒，尤其是看到王安石的新法一個接著一個，沒完沒了地鋪開之後，他的憤怒真正做到了不共戴天。
生生地氣病了。
神宗知道他病了之後，特意下旨接他回京城調養，什麼都不用幹了，一心養病吧。但這不是問題的中心點，心病還需心藥治，王安石的新法如火如荼，遍及天下，這種局面一天沒有改變，呂誨的心情就一天沒法好轉。
這就沒辦法了，難道為了呂誨一個人，去改變國策嗎？
宋熙寧四年年底左右，呂誨在京城病死。他的死，也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司馬光。司馬光當時在永興軍，知道呂誨病危後，火速趕往京城，去見最後一面。
當他趕到呂誨病床前時，呂誨己經閉上了眼睛，呼吸都停止了。司馬光放聲大哭，恨自己就遲了這麼一步。可是突然間呂誨強爭開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