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書記跟著姓葛的到了北京，果然見著了他姐夫。姐夫上衣兜里別著一支鋼筆，一看就是大機關出來的。
別看是大機關出來的，對農民一點不嫌棄。姐夫很耐心地聽安書記講這檔子事兒，說我們有政策要支持邊疆農民的，你不要擔心。
但是，申請批條總還得些時日，人家說了，讓安書記回家去等。
這樣，安書記老老實實就回去了。用他自己的形容，那心裡頭有點兒期待，還有點兒焦急。
既然這樣，咱安書記怎麼又站馬路牙子上了呢？
說來話長。終於有一天電話來了，那個姓齊的打來的，讓安書記到瀋陽。告訴他批條已經拿到了，到北京提貨，國家統控物資，緊俏商品，不來拖拉機就得給別人，過時不候。
安書記急三火四，帶著錢就去了。先到瀋陽，約定一個飯館請齊和葛——幫這樣大的忙請人家吃飯是應當的。吃飯的時候，葛把姐夫郵寄過來的批條拿出來，蓋著大紅公章呢，安書記當時一顆心就放肚子里了。
接著，安書記去北京，到招待所住下，姐夫來了，倆人寒暄，安書記感謝，姐夫說將來到勃利去玩要你多照顧。安書記說沒問題，豬肉燉粉條子可勁兒地造……
後面？後面倆人去看貨，定下了要哪台，回到火車站前頭，找了個飯館吃飯。吃飯出來，姐夫說你買拖拉機的錢呢？
安書記趕緊把裝錢的書包拿了出來，姐夫把手裡的煙頭一甩，瀟洒地接過書包來，說我得趕緊把錢交財務去。你看，怕你著急，發票都提前給你開好了，你拿著。哦，一機部大樓你沒有通行證進不去，你在這兒等著啊，別離開啊，我交完錢拿了提貨單，咱們去取拖拉機……
安書記拿了發票，就乖乖地站馬路牙子上頭了。
說得熱鬧，這案子多少錢呢？
一萬多塊。
嘿，那位說了，一萬多塊？要是在五環路以里買房連一平米都不夠，這算多大的案子啊……
80年代初的一萬多塊，在北京是大案要案的範圍。
說三個事兒，您就明白80年代初的一萬多塊值多少了。
第一件事，1985年左右，我家一個老鄰居去世，留下一千多塊遺產，幾個子女打得跟范進中舉似的，差一點兒動了刀子。
第二件事，破獲本案的幹警，級別最高的一位，當時月薪43塊，這案子的金額，夠他不吃不喝攢30年的。
第三件事，本案主犯，最後是給斃了。固然因為其中有別的案子牽涉，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一萬多塊的金額，當時是很重的砝碼。
因為這個原因，這個案子派出所根本就沒處理，直接交給了市局二處。
市局二處何許人也？
按一位梁家園的老大形容，90年代發生一個兇殺案，報上去後二處來人勘查現場。中間有個剛從警校畢業的女警官，齊耳短髮，斜叼一根煙不點，筆記本計算機往膝蓋上一放，那邊彙報勘查結果，這邊「噼里啪啦」報告就出來了。打到中間有不清楚的地方，小女警把煙往耳朵上一夾，過去掰開死者口腔上上下下看明白，然後擦擦手接著打。一晃眼的功夫，那煙，又叼上了。
辦了20年案子的老民警，有看傻了眼的……
照這位老大說，那氣質真是活像電視里的女捕快，威風直追「炮局四大姑奶奶」——一看就是二處的種兒。
二處，專門負責北京市兇殺、強姦、搶劫等重大案件，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支精兵隊伍，其他部門對他們算是又愛又恨。愛的是這幫人的確能辦案子，恨的是這幫人裝備好、手眼通天，什麼案子到他們手裡，別人就只有協辦的份兒了。
這一次，二處來的倒不是哪位姑奶奶，來的這位探長在北京警界里綽號叫「教授」。
「教授」，聽著新鮮？您別覺得新鮮，警察裡頭的外號你想不到有多洋氣，有一位80多的老大，當年居然叫「柯南」……
「教授」之所以得名，是因為他後來真的當了教授，在公安大學講刑事偵查學，也不知道老爺子如今退休了沒有。
辦「林海雪原」這個案子的時候，「教授」還不是教授，但已經教出了不少學生，這個案子的細節，就是從「教授」的一個學生嘴裡掏出來的。這位如今的刑偵專家，談起老師來佩服得五體投地。
何也？
他跟「教授」學徒，還是在70年代。第一次接觸，是因為一起跟蹤追擊的案子。公安機關接到消息，有一名殺人犯潛入北京，住址不明，但他哥哥正從外地趕來與他會面。
有了這個線索，跟著案犯的哥哥走，順藤摸瓜，顯然是非常好的辦法。
在當時裝備落後的條件下，只能靠人跟了。但是，案犯的哥哥也是勞改釋放分子，有較強的反偵查能力，所以跟蹤，切不能打草驚蛇。
於是，一幫菜鳥就只能當看客。「教授」騎一輛自行車，親自出馬跟蹤。
也就一天，跟上，找到窩點，破案。
案犯的哥哥十分疑惑：我已經非常小心了，反覆注意身後，確實沒人跟蹤我，怎麼還讓人給端了呢？
開總結會時「教授」說了自己的做法：「也是我運氣，他一出門就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大喜天賜良機也。我騎車跟上，他下車奔窩點，就掏唄。」
「那他怎麼沒發現你跟蹤他呢？」
「很簡單，我不在他後面，而是在他前面啊。」
原來，看到跟蹤對象上公共汽車，「教授」立即加快速度猛蹬自行車，先到下一站站牌前面十來米處等著，看到下車人中沒有跟蹤對象，再立即接著快蹬趕向下一站。跟蹤對象只考慮身後有沒有人跟著自己，做夢也沒想到人家是在前頭！
要不是公共汽車，這個戰術就沒法用了。第一，你不知道它往哪兒開，不可能到前面等著；第二，你不知道它會不會中途開門，把人放出去；第三，如果不是公共汽車每站必停，「教授」累吐血也追不過它啊。
從汽車上下來的跟蹤對象，確認車上、車下沒有跟蹤的，所以很放心地前往窩點，結果輕易被抓。
接著說，「教授」接了這個案子，安書記把情況敘述一遍，事情很快就有了大致的輪廓：批條，假的！發票，假的！一機部查無此人，去看拖拉機……
那拖拉機是鐵路貨場里等著運輸的，他們就在鐵絲網外頭看看，說這個拖拉機行嗎（警察說了，你倒是進去看看啊）。案犯利用了安書記他們急於買拖拉機和信任公章的心理。
偵察員初步認定，這是一起典型的詐騙案，但作案手法純熟，應屬屢犯。
齊、葛二人的家應該在瀋陽，而那個姐夫的家是在北京，並且離北京站不遠。
其實，一開始，就錯了方向。
偵察員向安書記問案件過程，「教授」是從另一個案子現場趕來的，到得比較晚，拿了根煙在旁邊聽——當時二處的編製是一處分十組，「教授」是其中一組的組長。
現在一說《重案六組》大家都知道，當初二處的確有個六組，不過這真實六組的案子沒法拍，因為他們對口的案子都是殺七個宰八個的，太血腥，對社會影響不好。我看倒是「教授」他們這邊好一點兒，安書記雖然急得半死，到底不是沒出人命嗎？
那位給「教授」當過學生的老偵察員聽了臉上變色，說分工哪兒有那麼明確的，這跟挑西瓜不一樣，趕上什麼是什麼。你不知道，我們最拿手的，其實是破碎屍案——北京第一起遠程碎屍案，就是「教授」帶人破的。那案子，可比六組的狠，嘖嘖，你等我給你找份材料看看啊……
說著，就開始找。
看人家忙活，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情。
有一次碰上作家黃曉蜂，說他寫129師騎兵團寫出個麻煩來：《冀魯豫戰場上的哥薩克騎兵》成書之後，有人告訴他北京軍區有一位老領導到處拍桌子找一個叫「黃員外」的，也不知道要幹啥。老黃一聽這老爺子的名字就有點兒含糊——這老爺子的大名在129師騎兵團如雷貫耳，冀南突圍的時候掄馬刀追著鬼子騎兵砍出好幾里的主兒，據說脾氣暴得很，跟唐朝那梁建方似的，他找我幹嗎？總不是有雙胞胎閨女要嫁我吧。
可是又不敢不見，人家威望在這兒呢，以後說句話全國的騎兵見我就拿刀砍，我還活不活了？
見面，老爺子果然暴得很，三句話沒說完就奔正題：那誰誰誰明明是我一槍放倒的，你娃怎麼給安老劉身上了？
是這件事兒啊，老黃趕緊解釋：這是為了突出重點人物，所以把幾個人的事迹放在一個人身上了。給您道歉，這是沒辦法的事兒，不然，這書就寫散了……
一邊說一邊納悶：那誰誰誰也不算什麼大人物，一個小情節而已。這樣的主兒你幹了也不是三個五個，斃也就斃了，60年了還死揪著他不放幹什麼？
說了半天，老爺子才面色稍緩，算是認可了。末了冒出一句來：「就是嘛，那是我們四連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