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冬，我祖母馮婉喻收到一封微帶酥油氣味的信。這個氣味在她的生活中已經斷了十二年。信封上的字體她是熟識的，似乎沒有記憶里的那麼狂狷，圓滑了一些。信是七拐八彎才轉到她現在的新家地址的。她和丹珏是1971年搬到新家來的。在此之前，上級把丹珏從「五七」幹校招回，要她挂帥完成一項重要的研究項目。項目完成後，馮丹珏就成了生物學界的重要研究員，也就是1990年後人們稱呼的「大腕」。大學照顧她，分了她一套很小的單元房。她在學校和報上登廣告，用了半年時間，把她那一小套和母親的一小套換到了一起。老小姐總是和姆媽生活在一起的。現在的兩間房的老式公寓，就將是婉喻和丹珏母女永久的生活格局。
婉喻在新的里弄里開始的新生活，簡直是一次新生。沒有人再拿眼角掃她，也沒有居委會的傳喚。相反，她搬過來的第二個星期，里弄居委會就到家裡來探訪，送了她一套精裝的《毛澤東選集》，告訴她居委會每星期學習兩次，讀讀報紙、文件，學學「毛選」，歡迎婉喻去參加。婉喻參加後就發現這裡就是老年女人的俱樂部，除了讀報和讀「毛選」，大家還講講兒媳婦的壞話，又給某個被兒媳婦斗敗的老太太出出氣，或出出主意。里弄里也有黨支部，支部書記是個退休的老女工，舊社會的童工，非常爽快，拉起婉喻的手時，婉喻覺得那是一雙男人的手，又大又熱乎，手掌粗拉拉的。別人叫她阿敏，婉喻也叫她阿敏。
阿敏帶著所有老太太們挨戶宣傳，讓賴在家裡不下鄉的高中畢業生出不了門；一出門就圍攻他（她），告訴他們上海人民不歡迎寄生蟲。老太太們的活動很多，每天從早飯後安排到晚飯前：監視某家窗口，觀察那個「反動學術權威」的醫生是否又在家裡給人看病開方子；不定點地站暗哨，因為弄堂里總有不學好的男孩女孩，躲在角落裡做醜事。這些青春男女有時會歪歪斜斜地站在弄堂口，對過往的人評頭論足，或者亂打招呼：「小妹妹，上次在徐家姆媽家跟人家香面孔的是儂嗎？」或者：「阿哥，不認得我了？」被招呼的人表露出錯愕，他們就一哄而笑。老太太們戴上紅袖標，不時到弄堂口把他們轟開，並且威脅他們：「我認識你爸爸姆媽的；要我去告訴他們嗎？」或者：「我可以打電話叫警察來，叫他們來捉小流氓！」
警察們對這些老太太確實買賬，好比當年的老八路依靠土八路打勝仗。警察們還真被老太太們調來過幾次，有一次捉了個翻窗偷盜的外地流民，另一次捉住了一幫打算偷汽車的「病退」知青。到了工農兵大學生開始進大學的時候，大部分「反動學術權威」已經被「解放」，老太太還負責提供預習功課的服務，把公社推薦回來的好知識青年介紹給前「反動學術權威」，對他們進行僅次於掃盲的補課。
婉喻漸漸覺得生活充實起來。對焉識的惦記、內疚和思念都被轉移了。她畢竟做了多年的中學老師，工作方法不同於一般居委會老太太，氣質風度不同，所以當她上門勸說那些不肯下鄉的畢業生時，就沒有挨臭罵或吃閉門羹。到了1973年，作為工農兵大學生回到里弄里的知青有十來個了，婉喻就拿他們做例子，說服賴在上海的畢業生們：「你們看看，到農村好好種兩年田，回來就是大學生；過去考大學哪裡有這麼便當！」
婉喻自己也要幫被推薦上大學的知青補課。他們幾乎都是文盲，許多課程婉喻要從最基本的講起。好在考試只是走過場，所以一個兩個禮拜的補習就足夠。婉喻成了幾條弄堂里最受歡迎的居委會阿婆，走到哪裡都聽到：「馮家姆媽儂好！」
1974年春節，居委會給幾個軍屬家庭送了「一人蔘軍，全家光榮」的鏡框之後，其他人都走了，就剩下婉喻和阿敏。阿敏問婉喻有沒有想到過申請入黨。婉喻羞怯地一笑。她不想告訴任何人她的入黨申請書怎樣被燒成灰，作為斷了此念的偏方被她吞服下去。
「我跟幾個支部委員討論過，覺得你條件蠻好的，要不要寫一份申請試試看？」粗拉拉的阿敏此刻顯出奇怪地細氣。
婉喻遞交入黨申請是出於對阿敏的報答。自從1954年焉識被投進監獄，誰對她好她都受之有愧似的。她的入黨申請居然被認真討論了，婉喻被認定為最有希望的培養對象。當她收到焉識那封帶酥油氣味的青海來信時，七十一歲的婉喻已經作為新鮮血液被吸收進了黨內。
婉喻在居委會身兼數職：財會、安全員、孩子們的輔導員。誰家來了客人，婉喻都有責任儘快弄清他（她）的方方面面情況，看看是不是被各種運動掃蕩到這裡來的不良分子，拿這幾條弄堂做避風港。
丹珏很晚回家，有時她回到家晚飯都沒有做。有一天她嗔怪地跟母親說：「儂忙來，姆媽！比我還要忙；我這樣忙，還有加班加點的工資好拿！」
婉喻只是安靜地笑笑。她的這種安靜是真正的安靜。你找不到任何一個人能夠像我祖母這樣安靜。她此刻不知道，正是她的這份安靜讓我祖父每每想到就怦然心動。並且你也不會相信她已經七十歲出頭，她的駐顏術就是安靜。丹珏比以前話多了，抱怨啊，牢騷啊，一頓飯可以說個不停。在「五七」幹校丹珏就把煙抽上了癮，儘管抽起來還是女人氣十足的，可以說是帶點妖嬈的，但她曾經那種素凈的雅緻和美麗不見了。現在的丹珏有一張那樣中年女人的面孔：偶爾會出現極難看的瞬間，不時也會亮出絕美的剎那。再有人講到對象和婚姻，她就會揚起臉大笑，笑出一大口煙。有時候她臉仰得過於痛快，嘴張得太奔放，你會看見她整齊的牙齒內側都是暗色的，被煙熏暗了。
丹珏的重要職務給婉喻和她自己的生活帶來了福利，電話就是其中一樣。經常打電話來的是居委會的人和她哥哥馮子燁。馮子燁幾乎每天打個電話來，問問姆媽飯吃過嗎，吃的什麼，胃口怎樣。最近的一天夜裡，來了個長途電話。長途話台告訴婉喻，來電是從東德打來。婉喻抱著電話，聽著「嘶嘶」聲從聽筒深處游來，那是聲音在進行長途旅行的聲響。突然地，婉喻聽到一聲「姆媽」！中斷聯絡多年的大女兒丹瓊在電話上和母親重逢了。丹瓊沒說兩句話就哇哇大哭起來，說可找到姆媽了，找了數不清多少年了！每次出了美國，到香港或者新加坡，她都會打許多電話到上海，想方設法地找姆媽。大女兒像個逛城隍廟逛丟了的孩子，委屈而憤怒。當問到父親時，婉喻說他出差在外地，短時間回不來。大女兒似乎比小女兒要小多了，哭訴著她沒有母親的這麼多年，如何從歐洲嫁到美國，如何在寂寞和富足中相夫教子。丹瓊哭得婉喻熬不住了，跟著流淚。丹珏被姆媽哭醒了，跑到客廳。她和姐姐說話的姿態和語氣都很僵硬。對於姐姐丹瓊來說，世上還有值得她如此狂哭狂喜的悲歡離合，丹珏感到有點難為情。丹珏敷衍幾句，把發出哭啼的話筒迅速還給母親；她拿不住這樣一個感情的燙山芋。
收到焉識從青海寄來的信，當晚婉喻做好雪菜肉絲麵等著丹珏下班回家。等到丹珏上了飯桌，開著玩笑發牢騷，說「四人幫」里有兩個半上海人，所以外地不供應上海人肉吃，幸虧姆媽切肉絲的手藝高強。現在大家都想到動物園被關在籠子里，因為關在籠子里的動物吃肉不限量。
「小囡囡，儂爸爸來信了。」婉喻突然說。
丹珏吸麵條的嘴停止得頗古怪。她看著母親，斷了的麵條又縮回碗里。母親不做評說地把信放在桌子上。信是被拆開來讀過的。丹珏又繼續吃，故作平淡地問：「講了什麼？」
「他放出來了。人民政府特赦的。」
「真的？」
丹珏的懷疑讓婉喻心裡一痛。退休後她似乎生活在孩子的庇蔭下，享受的是孩子們給她的福利，她覺得自己該拿出什麼來換這份庇蔭和福利。
電話鈴響了。丹珏接起來，立刻說：「唉，告訴儂噢，老頭子放出來了。」
婉喻一看就知道丹珏在跟她哥哥說話。「老頭子放出來」像一句警告，而不是一個喜訊。馮子燁在三十分鐘之後到達，摘下口罩，露出一張嚴陣以待的臉。進門就問丹珏：「放出來的還是跑出來的？」
「信上講放出來的。」
子燁把信拿過去，站在八仙桌旁邊閱讀。讀完了，想一想，又轉回去，再鎖緊眉頭讀信中某幾個段落。「文革」之後，人人都會讀被藏在字下的內容，個個都是偵查員、分析家。
「難講。上次他跑出來，要是給我們也寫這麼一封信，誰會知道到底怎麼回事情。」子燁說。
三個人面對面坐下，婉喻起身，給丹珏拿來一個洗過的煙灰缸，不然她會把煙灰彈在空飯碗里，這讓婉喻覺得不清爽。等她回到八仙桌邊，丹珏說這次外面沒有貼通緝令，應該是真的吧。子燁認為，說不定公安局存心不貼通緝令呢，追捕逃犯的戰術各種各樣。婉喻坐下來，像被討論的是她自己似的渾身不自在。她準備明天給信封上的地址發一個電報，告訴焉識，請他報告火車班次，這邊好接站。子燁卻決定先不回信，等一等看，假如是逃跑出來的，他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