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我祖父的加刑，我從他的回憶錄上了解的情況是這樣的――
1954年夏天，上海有個叫江帆的區公安局長被捕了。具體罪行模糊，抽象罪行是涉嫌軍統。具體證據也模糊，但模糊證據是「有人」密報。當時叫做「有人」的證人到處都是，很有信用，也很受重用。江帆的被捕導致了江帆曾經著手辦理的所有案子的重審。其實不是重審，就是推翻。既然江帆本人是軍統嫌疑，在1951年的「鎮反」1954年的「肅反」的量刑時，必然會包庇所有反革命――很邏輯的推理。1954年11月15日那天被宣布刑期的犯人絕大部分被加刑，死緩於是成為死刑，無期加成死緩。「陸焉識，改判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陸焉識立刻大聲回嘴：「等一等，你們加刑這麼隨便啊？！」
接下去是一場辯論，在陸焉識的卷宗里被叫做「大鬧法庭」。陸焉識請坐在法官位置上的幾位告訴他，這次加刑加到了二十五年，那麼以後還會不會再加。假如現在給他加刑的某位首長在將來又涉嫌中統、軍統或其他舊政府部門，又要推翻現在的改判，那麼二十五年就還會加上去，給他加到死刑也是可能的。
監獄當局的幹部問陸焉識是不是不服審判，不服是可以上訴的。陸焉識表示自己絕不上訴，因為就他所知，所有上訴的犯人都沒再回到監獄來。他的要求很簡單，就是請執法負責人在這次的加刑宣判書上籤上名，蓋上法院公章，註上一行字：「永不加判。」否則想改判就改判，想加刑就加刑，出爾反爾，沒人對他自己行使的法律權力和造成的法律後果負責，這不成了草菅人命？
過了幾個禮拜，加刑的宣布又來了：「陸焉識，死刑。十天內可以向本庭提出申訴。」
我祖父一輩子沒發過脾氣，那次可是有點瘋了，咆哮起來，說幾個月前他還期待舊制度被新制度替代，期待理性和法律會被新制度帶來，現在他徹徹底底地失望了。那是很書生腔的話，儘管是咆哮出來的。咆哮的同時，陸焉識的眼淚下成了急雨。後來他一直為自己當時的書生腔發臊。後來他也明白，自己的眼淚不是像烈士那樣激昂出來的，是給嚇出來的；給「死刑」二字嚇出來的。這次他沒有放棄上訴。上訴是他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敗訴當然是可以想見的。同時上訴也被看成是進一步「不服審判，與人民政府為敵」。
陸焉識是在1954年12月3日被作為重刑犯押到監獄的底層的。似乎是地下室。他的回憶錄並沒有細寫環境，因為擔憂婉喻在閱讀時精神承受能力是否足夠。所謂的重刑犯人就是死刑和死緩犯人。但處死要一批批來，刑場的安排問題，行刑人員、行刑彈藥的調配，刑場安全保衛的策劃，以及各單位觀刑代表的組織，都需要一些時間統一運籌，所以行刑不能像割草那麼痛快，機槍一響，割倒一片。死刑犯們不知道行刑的秩序是怎麼排的，每個人都可能今天被帶到審判大會，然後直接帶到刑場。偶爾有一兩次，被帶到審判大會會場的人又被帶回來了幾個，似乎是因為行刑人員和死刑犯的人數搭配給弄錯了，但真實的原因是個謎。更是偶然地，一些被帶回來的死刑犯最後又被減刑了。
陸焉識和同監號的重刑犯們都準備好一套體面衣服和鞋襪，時刻準備自己的名字在走廊上被叫響。陸焉識為自己準備的是一套深藍的三件套西裝，是弟弟焉得送給他的，恰好也是他被捕那天身上穿的。被捕那天傍晚，他穿戴完畢，正要出門去參加一個學術方面的酒會。除了西裝，他手腕上還帶著婉喻的禮物，那塊白金歐米茄，領帶和藍寶石領帶夾是韓念痕送的。那張全家福小照，是婉喻第一次探望時帶給他的，框在橢圓形的袖珍玳瑁相框里，現在被放入了西裝胸前的內兜。每天晚飯後，重刑犯人們都卷上自己的鋪蓋，把所有屬於自己的東西都卷在被褥里，拖著重鐐攀登到頂層五樓。五樓全是機動監號，關押臨時犯人，等於是個犯人客棧。如果誰沒有隨著大夥搬上五樓，他必定在夜裡被「驗明正身」。
夜深人靜，底層的某個監號會擺出長條桌，桌後坐著公安幹部，桌面上攤著表格。問答開始了――「什麼名字？」「×××。」「年齡？」「××。」每次回答之後，幹部就在一欄里打一個勾，證明名字、年齡、籍貫和本人對上了號，生怕明天拉上審判台的人多，加上開大會的上萬群眾進進出出，亂鬨哄的會斃錯了誰。表格上的欄目被一個個勾畫完畢，公案幹部頭一擺，獄警就把這人押出去，找個合適地方讓他睡最後一覺。
搬到五層樓上的重刑犯們會在第二天早晨聽見看守的大聲通知：「關上窗子了，啊！……還在外面打掃衛生的值日生馬上回自己監房了，啊！」這類扯開嗓門的通知是被一雙快速行走、或小跑的腿帶來又帶走的，聽見的人們都覺得它像通知山洪或地震或其他什麼災難。監獄的每個監號都要在早晨起床後打開窗戶，排除一夜的污濁空氣。
陸焉識總是坐在離窗子最遠的地方。似乎這樣他就離槍聲更遠了。從審判大會拉到刑場上的不止一個監獄的犯人，所有監獄的死囚都由卡車一車車地拉到刑場。有一個刑場離關押陸焉識的監獄很近，五樓的幾個監號的窗子可以作為包廂觀看行刑。假如誰想提前俯瞰一下自己幾天後或幾星期後所要走的步驟，或對自己的下場有個宏觀認識，就可以把那些窗檯當觀望台。關緊了窗子，重刑犯們都坐在自己的被褥上，聽著遠處的槍聲。自動步槍是一下一下地響，間隔均勻，那是因為當天挨斃的人不太多。步槍斃不過來，他們就會聽到輕機槍。「嘎嘎嘎」的掃射有時會持續到午飯時間。最長的幾次，槍聲一直響到下午，一場殲滅戰似的，從不拿槍的敵人手裡又奪回了一次上海。
等重刑犯們排著隊搬回底層監號，總是看見鐵門對面的牆根下堆放著剛被機槍殲滅的人留下的被褥，裡面裹著他們的私人財產和書籍。每個被褥上都別著紙條：×××刑於×年×月×日。
重刑犯的人數在上升，原先住三個人的監號住了六七個人。白天動一動要喊「報告」，看守同意後可以換個坐姿。夜裡大家肩並肩，腿貼腿地躺著，誰要翻身也必須先喊「報告」。一個人喊「報告」翻身，所有人都利用機會跟著翻一次身，躺得那麼緊密，你不翻別人也翻不透徹，如同一個平鍋煎鍋貼，煎著煎著，所有個體就變成了一體。就這樣一夜「報告」聲不斷，所有人的睡眠被一個個「報告」截斷，又被一個個「報告」穿起。
九點鐘熄燈前，一旦聽到那種急匆匆的腳步順著走廊進來，重刑犯們就會氣短，發抖，一身的血都霎時冰涼。這時你別去看他們，他們每一張臉都是醜陋的。假如那腳步走過了自己的監號，走向別的監號，那種醜陋會霧一樣慢慢散開。假如腳步停在了自己的監號門前，並且被開鎖的聲音替代，這個監號里的面孔真叫你不忍目睹。
腳步就這樣停在了陸焉識的監號門前。每個重刑犯人都不喘氣了。三個人的監號關著六個人，用同樣獃滯的目光看著看守的手指伸出去，定住：「你起來吧。」
人們看見他的手指尖下，不是自己，而是那個叫陸焉識的人。陸焉識請看守稍等片刻。看守不耐煩地站在一邊，兩手擱在腰上。見陸焉識抖落出一套深藍西裝，看守說：「你幹什麼？用不著的！」
陸焉識無法堅持，跟他出去了。就在鐵門外，他腿一軟，差點跪倒。等他出去，他的獄友小聲說，不正常啊，一般會點名字的，也會給你時間換衣服的，怎麼就是一個「你起來」呢？
看守見陸焉識的下肢成了漏了鋸末的布娃娃的腿，滴溜噹啷的，幾乎走不了路，便叫他好好走，工廠里還等著他。
陸焉識說：「工廠里？」
看守告訴這個待斃的死刑犯，這所監獄有兩個工廠，一個是襪子廠，做的襪子出口呢。另一個是鐵器廠，做出的活絡扳手也是全中國名牌。
「你上一次到襪子廠去做生活，講你有什麼短命的革新計畫。你講過沒有啊？」
陸焉識說他講過的。那是他第一次被判十五年刑之後。他在襪子廠工作了一個月，發現廠里出產的彩襪浸染工序太多，費時費力。他想了幾天，想出了一個革新方案，可以省略一道浸染工序。但因為江帆事件，他被加刑，沒有機會來驗證他的革新。
到了車間，陸焉識被摘了腳鐐手銬，但他一個人就佔住一個看守。他從當夜十點左右一直干到第三天中午，實驗基本成功了。他回到重監號里，發現少了兩個老獄友，添出四個新獄友，夜裡翻身喊「報告」的次數更多了，睡眠和蘇醒相互夾雜，不分彼此。
將近新年的夜裡，一個獄友半夜站起身，在監號里繞圈子溜達。不久，另外兩個人也起來，以一模一樣的水底走路的步子，跟著第一個獄友在兩排鋪位之間狹長空地上遛彎。再過一會兒，這個夢遊人的隊伍迅速成長，八個成員加盟進去。他們準確地從鐵門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在碰壁之前準確地拐彎，誰也不絆在誰的腳鐐上。等到打瞌睡的看守聽到腳鐐的聲響，跑到這個監號門口，所有死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