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祖父陸焉識想過，要把他在美國和在重慶的兩段情史告訴妻子。那是他在弟弟陸焉得的啟發鼓勵下生髮的衝動。
1947年恩娘去世後，弟弟陸焉得一家赴上海奔喪結束，要離去的前夕，焉得別有意味地要哥哥珍惜嫂子。他覺察出了焉識對婉喻的忽略和淡漠。弟弟說，假如哥哥有過出軌行為，應該跟婉喻談開，否則這就會成為他自己的心理障礙而無法全身心地愛婉喻。
「我是心理學博士。」得不到行醫執照的弟弟此刻真成了個醫生，毫無個人色彩地給予哥哥關懷。「你自己的心理障礙從你有了那個美國女友就開始存在。你不是那種可以跟這類心理障礙共存的人。你了解自己嗎？女人也是不同的，有的女人不能接受徹底的誠實，有的女人會感激這種誠實。我認為我們都很幸運，妻子都屬於後者。你要有點勇氣。」
弟弟回到比利時後，寫來的第一封信除了仔細問了兒子皮埃爾的情況，就是問哥哥有沒有鄭重考慮過他的建議。
焉識非常鄭重地考慮了弟弟的診斷和建議。他不是不具備徹底誠實的勇氣，而是他不具備這種徹底的誠實。至少在弟弟離去後的那一兩年里，他不具備。一次他幾乎鉚足勁了，到臨頭還是覺得算了。那次他陪婉喻去做衣服，一塊米色的海虎絨是弟媳婦送的，順便送了一本法國時裝畫報，讓婉喻照著歐洲當年流行的式樣做一件大衣。
他們雇了一部差頭，座位很小，兩人被迫親密無間。他覺得話可以在這時候開始。這時候開始最漫不經心，因此不會把婉喻嚇著。他剛要開口，把話頭往那邊牽，婉喻卻說：「你怎麼待我這麼好？」焉識吞了一口空氣，連同那個開場白。天下真有這麼容易知足的女人。婉喻化了淡妝，話比平常多，委婉地暗示他：若不是恩娘去世，焉識不會單獨陪她出來做這些女人家的事情。都是恩娘的不是，焉識才跟她一樣吃苦，在同一個房頂下做梁山伯、祝英台。婉喻的美好誤解使焉識本來就不足的誠實更加短缺。
一連幾天，他都在想，也許弟弟對他的性格診斷是誤診，他足夠無恥厚顏，可以和心理障礙共存，在婚姻中矇混到底。也許這診斷是徹頭徹尾的謬誤，他壓根就沒有心理障礙：為了把一場無愛的婚姻混到底，他必須在外浪蕩，以此來平衡自己。
弟弟陸焉得帶走了焉識的大女兒丹瓊，留下了大兒子皮埃爾。正如丹瓊厭惡自己種族的發源地一樣，皮埃爾對一切中國的東西都充滿眷戀和夢幻。焉得把丹瓊帶到比利時不久，丹瓊考取了牛津大學文學院，而留在上海的皮埃爾考取了同濟大學建築系。一天，焉識跟學校里的高中學生和一些老師參加反飢餓示威遊行，看到皮埃爾在另一個遊行隊伍里，拿著照相機東照西照。他把皮埃爾拉出示威隊伍，很火地警告他，假如他留在上海就為了干這個，做大伯的他會立刻送他回比利時。皮埃爾說沒關係的，他的父母都知道他同情共產主義；他們家裡一切都是公開的，自由的。說完他跟大伯伯揚揚手，跟著隊伍跑了。
晚上皮埃爾一臉血地回到家，護送人竟然是大衛·韋。皮埃爾還是樂呵呵的，荒腔走板地跟著大衛唱國際歌。婉喻給皮埃爾上藥水的時候，大衛指著皮埃爾說：「你有個好侄子！是我們的人！有理想！不像閣下你！」
當天晚上，焉識到郵局給弟弟拍了個電報，告訴弟弟立刻命令皮埃爾回比利時。電報上他不便說理由，只說上海太亂，怕孩子出危險。第二天，弟弟從比利時打電報來，叫皮埃爾立刻搭船或火車――取決於哪個更快――回歐洲去。皮埃爾一看電報就明白是大伯伯出賣了他。他拿出西方青年的腔調，一會兒法文一會兒英文，獨立啊自由啊，辯論得焉識插不上嘴。十九歲的他難道不能呆在他想呆的地方，結交他想結交的人，從事他想從事的活動嗎？對於皮埃爾，上海正發生的就是他理想的實現。他說如果大伯伯不歡迎他住在家裡，他可以搬出去住。焉識問他是不是大衛·韋歡迎他，他給了焉識倔犟反叛的一眼，沒有回答。
第二天早晨，婉喻發現皮埃爾不見了，馮子燁也不見了。焉識判斷表兄弟倆又卷到什麼請願運動里去了。焉識去學校上班的路上，看到昨天警察的消防水龍頭噴射的水在一些地勢低的馬路邊沿積存著，上面漂了一些撕碎的紙旗子。血跡倒是都在夜裡被清除了，只有很少幾處遺漏。晚上子燁回來了，皮埃爾卻沒有回來。從子燁那裡才知道，皮埃爾夜裡就走了。
從此皮埃爾再也沒有回過陸家。焉識到大衛·韋的大學，質問他把皮埃爾攛掇到什麼地方去了。大衛還是感嘆，說焉識有個好侄子，情操高尚，理想宏大，到底生長的地方離馬克思恩格斯比較近。從來不光火的焉識這時提高了嗓音，讓大衛最好馬上把皮埃爾帶回陸家，不然他會去警察局告發他。
「你去告好了。提籃橋、龍華監獄裡關的都是高尚的人。上海很快要解放了。要想與人民為敵，就去告發我。」大衛陶醉在一種壯烈的情緒中。
焉識問，誰給他權利讓他代表人民的？人民又是誰？
「啥人給我的權利，你看著好了，很快就會看到了。」大衛的臉上有一種殘酷的詩意。
焉識已經跟弟弟焉得打了好幾個電報，彙報他尋找皮埃爾的徒勞經過。在夜裡他總是被警車的尖嘯驚醒。天冷下來，警車夜裡出動的頻率越來越高。也許皮埃爾已經被捕。地下共產黨的傳單上說，龍華那邊國民黨在抓緊時間槍斃政治犯。焉識在一天的半夜被警車驚醒後對婉喻說：「我對不起焉得。」
1948年2月的傍晚，焉識剛走出教務長辦公室，就看見大衛·韋迎面走來，腳步不太穩，臉色在傍晚的幽暗中白里透青。焉識剎住腳步，請他立刻出去。大衛跟他說他需要幫助，剛才在路上走，肚子疼痛得差點昏倒。焉識猶豫了，反身打開辦公室的門，讓大衛進去。這時他聽見老太太校長在跟某人叫嚷：「請你出去！……立刻出去！」
焉識撩開窗帘一看，見老太太雙臂伸開，堵在大門口。大門只開了一扇，老太太胖墩墩把所有空隙堵得嚴嚴實實，所以從焉識的角度看不見門外的情景，也看不出老太太面對的是什麼。
焉識看著大衛·韋：「他們是來抓你的嗎？」
大衛不說話，挪開了他握在長衫中間的手，焉識這才看見他的衣服下藏了一包東西：裝在布包袱里油印的《新華日報摘選》。焉識抱著報紙，在辦公室里打轉。他從來沒有發覺自己的辦公室這麼小，又這麼缺乏傢具。他掀起沙發墊，將報紙塞進去，又把沙發墊放回，可怎麼看沙發墊都不平整。他把一本書放在大衛面前，推開辦公室的門，又讓彈簧鎖輕輕撞上。
焉識剛走到門口，就聽見老太太一聲呼救；她被一個戴禮帽的、生怕別人不知道他是特務的男人推倒在地上。焉識趕緊扶起老太太，對她說，他們要檢查就讓他們檢查好了。看著兩個特務往學校里跑，焉識叫道，請不要到樓上，否則會嚇著上晚自習的孩子們！兩個特務一聽，立刻兵分兩路，從南、北兩邊的樓梯包抄上樓去了。焉識鬆了一口氣。
他扶起老太太，還沒有考慮好下一步怎麼辦，大衛·韋卻從他的辦公室出來了。老太太一見他，質問的灰藍眼睛馬上看著焉識。焉識顧不上老太太的光火，問大衛怎麼可以這時候就跑出來，校門外一定有留守的特務。
大衛兩眼發直地向門口跑去。焉識覺得，自己的話大衛根本就沒有聽見；他太慌張了。焉識把老太太攙扶到校長辦公室，她拿出血壓計，開始給自己量血壓，焉識要幫她，她推開他的手。她的臉恢複了老修女的淡泊和局外，謝謝焉識對她的救護，現在請他立刻離開學校，不然學校會被特務封門的。
焉識覺得沒有什麼可為自己爭辯的，輕輕退出老太太的辦公室，一面聽著老太太說：「今天是十四號，你工資就算到月底吧。」
老太太拿一句禮貌的話和寬厚的待遇侮辱他。
焉識站在門口想，有時西方人的客氣話比罵人還難聽。他也同樣禮貌地罵回去：「好啊。謝謝。」
出了校門，焉識看見大衛被四個戴禮帽的人扭著，往一輛警車走去。警車大半個車身藏在盟軍轟炸後還沒整理的爛樓後面，一副特務相。大衛不停地爭拗、辯解，終於到碎瓦爛磚後面不見了。
丟了教務長的二十多斤大米――一年半以前還是三十多斤，焉識在報紙廣告上找教書差事。弟弟焉得留下了一些法郎，又因為皮埃爾住在哥哥家，按月給他們寄算作皮埃爾的食宿費，所以陸家一時還沒有發生經濟恐慌。婉喻一個禮拜去一次銀行，把法郎兌換成現鈔。她已經成了個小恩娘，樣樣東西都可以省了又省，總是叫焉識別急，家裡不缺他二十多斤大米的薪水，梅乾菜紅燒肉吃不起，豬油蒸梅乾菜有的吃呢！吃一年兩年沒問題。一天焉識在一個大學校刊上讀到一篇文章，從文章的角度到文筆，都很像大衛·韋的風格。他給那個校刊打了電話，校刊主筆很警惕，請焉識留下電話號碼，他會告訴作者。焉識把自己名字告訴了主筆，說他沒有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