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9年第一次閱讀我祖父的回憶錄時，被那樣壯闊的遷徙場面震住。我祖父和其他一些教授、學生和一些回歸下江的旅客乘著爆滿的船沿江而下，在宜賓被吆喝下船，原因是船的機械出了故障。六個小時後，他和一些旅客去附近的小館子買吃的回來，發現船已經跑了，岸上的搬運工告訴他們，因為船上裝了一批東西裝不下人，所以開跑了。旅客們這才發現上了當，船上特等艙的闊佬旅客們為了緊急運送他們的走私貨物，製造了一起「機械故障」，讓大部分乘客下了船，騰出地方來裝載他們從陸路運來的貨物。旅客們就在那個小碼頭等了許多天，江上滿載走私品的船隻把江面都遮住了，忙得沒有一隻船停下來載他們。他們走了一天旱路，在一個小碼頭擠上一條難民船，繼續餘下的航程。我的蓬頭垢面、衣衫不整的祖父登陸上海時，這個從來不以美德著稱的大都市在他眼前是這樣呈現的：許多樓房空了，貼著各個衙門的封條，它們都是作為日產被「接收」後，再被暗轉產權的。搶佔和接收成了同義詞；接收還要看誰出手早，出手強硬。街上常常有為一個文件櫃或者一張辦公桌動拳腳的。還有一些空樓房掛出牌子出售，但自稱房主的人可以有三四個。搶不到房產的人把日本人鋪的地板在一夜間撬走。沒有地板可撬的就卸下百葉窗，門和窗帘框子都剜下抬走。曾被日本人佔據的工廠也會同時有幾個合法接收者，分不均勻就把機床拆掉賣零件，賣庫房裡的成品或半成品。
1945年底，我祖父就回到了這樣一個上海。
焉識從十六鋪碼頭步行回到家的時候，除了一身污垢，以及一身從難民那裡來的虱子，他幾乎一無所有。恩娘和我祖母馮婉喻看見一個大個頭叫花子走進廚房，用了好幾秒鐘才把他認出來。其實他也用了好幾秒鐘才認出了婉喻和恩娘。原來就是纖細類型的婆媳倆此刻形銷骨立，棉袍晃蕩晃蕩的，領口和袖口都成了空洞。靠典當和恩娘過日子的技巧，還是難度無米之炊。恩娘抱住焉識，一口一個「短命打仗啊！……」
家裡也變了。陳設和傢具大致都在，位置卻擺得很奇怪，還添了一個日本櫥櫃，一個和式矮桌，一面日本屏風。但陸家祖傳的幾個康熙年間的粉彩缸和幾件宋代官窯瓷器一件也沒了。恩娘告訴焉識，為了維持一家五口吃穿，1941年底她做主把陸家的房子租給了一個日本家庭，男人是銀行襄理，然後用日本人付的租金在楊樹浦路租了兩間房，婉喻也找了個謄抄信件文件的工作，掙的錢給三個孩子添添營養和衣服。日本家庭在停戰第二個禮拜就退了租，他們才搬回來的。
三個孩子回來時，他們的父親已經洗了澡，颳了臉，換了乾淨衣服。八年的戰爭，全家人一個不少，這是樁了不起的事，女人們哭哭笑笑，一面吃晚飯一面試著相信這個奇蹟。晚飯也是個奇蹟。恩娘抖著雙手指導婉喻，把一聽美國牛肉罐頭做成了一個什錦砂鍋，從小菜場買來的雪菜和豆腐，又加了細粉。米飯是碎米煮的，能吃出是三四年前的碎米。
接下去的日子，焉識很快就發現那樣的晚餐就是盛宴。物價一天一個高度，一般人的收入只拿到戰前工資的百分之七。但上海照樣繁華，所有的繁華場所都能看到突然富有起來的人。焉識回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去了美國會館。玩單人撲克的，抽雪茄閑聊的面孔換成陌生的了，但背景毫無變化，爵士樂照舊，酒吧的調酒師老了幾歲而已。
那個昏昏欲睡的調酒師對於焉識這樣的老客人已經要重新認識了。焉識曾經的大學校園正在重建――日本軍隊把它改建成了兵營。由於焉識在重慶的被捕，校方沒有和他再續簽合同。各個大學都在改組和整合，焉識一個個學校地跑，找他留學時代的朋友，介紹他在任何大學找到一個掙工資的職位，哪怕掙的工資是戰前的百分之七。婉喻和恩娘在整個戰爭期間為他撐著一個家，他現在回來了，要做頂樑柱也該由他來做。一個朋友建議他到美國會館看看，有兩個美國校友戰後升任大學教務長和副校長了，美國會館還是他們去得起的地方。焉識忍受著調酒師的白眼，只要了一瓶啤酒，坐了四五個小時，果然在晚上九點等來他要找的人。
一見這兩個校友，焉識立刻知道他們當下屬於什麼人等。屬於把他和那一船旅客丟下拉著走私貨跑掉的特等艙客人。也屬於借戰後接收的名義把日產變成他們私產的那伙人。他們都是一模一樣的細皮嫩肉，薄薄的中年脂肪使五官都圓乎乎的，這就使他們相互間有一點相象。不，是很相象。焉識對於人的形象特點記得最準確，但此刻也被他們倆那種不可言喻的形似及神似弄得直跑神。還有就是他們都是筆挺的新西裝，一樣的高價雪茄，成功和勝利者的自負與矜持――他們是凱旋歸來接收上海和學校的。焉識漸漸明白，是那種他一回上海就感到的漫天無恥使兩副不同的面孔相像了。他們告訴焉識，他們可以設法給焉識謀一份教職，但焉識必須通過教育部的一項考核。
「考核我？」焉識笑笑，自尊心很不好受。「考什麼？」
「所有敵占區的教師和學生都要通過這個考核。」
「重慶不是敵占區，」焉識微笑著提醒他們，「我從重慶來。」
「考核是一視同仁的。其實也不難，考題都是……」另一個校友說，在焉識面前為教育部說情似的。
「難倒好了。」焉識說，「難倒要看大家本事了。什麼時候這個國家大家憑本事，什麼時候這個國家就有救了。」
「考核都是政治題目，就是為了甄別忠誠政府的師生和受到敵偽思想腐蝕的師生。陸兄不必顧慮，稍微做點準備一定通得過的。」頭一個校友說。「因為陸兄你在重慶那一段表現，政府認為就是污點。給你個考核，就是給你一次機會，讓你洗刷掉污點。無非讓你證明一下你跟政府之間的誤會嘛。證明了就洗刷了污點，照樣會承認你的人才。對於陸兄是大人才這一點，沒有人會考核啊。」
焉識感到他的自尊心越來越不好受。這兩個人無恥歸無恥，但畢竟是為他著想。他離開了美國會所，順著南京路往家走。路燈重疊在最後的夕照上，嶄新的汽車出動了。他那雙被重慶的街道磨得很薄的皮鞋底踩在上海的街道上，腳板心清楚地觸摸著在日本坦克下受了創傷的路面。他的步行可以給婉喻省出一塊豆腐錢來，也許還加上一把青菜。他不敢看婉喻，念痕給他的好日子會給婉喻看出來。好日子不多，在他出獄之後，但那是豐衣足食的日子。
焉識決定不參加考核。他假如有足夠的無恥，何必在重慶的半地牢里耗兩年？考核要是證明了他的忠誠，不就抵消了那兩年他自認為值得堅持的東西？除了考核之外，還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去找凌博士。這也是一個美國時期的朋友給他的建議，凌博士的威望可以讓他原先的大學繼續聘用他。這個朋友叫李坤，在美國得到的藝術教育博士學位，他跟凌博士私交非常親密。找凌博士焉識的自尊心也不好受，但還能勉強保持自己人格的統一。那次焉識因學潮寫的文章得罪了凌博士，現在他頭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彌合兩人的裂縫。一場八年的戰爭，大家都是劫後餘生的人，戰前的一切應該都是隔世的恩怨了。
他寫了幾封邀請書，邀請凌博士和他們共同的幾個朋友來陸家「便餐」。其實這將是一次傾其陸家全部財力的家宴。他和恩娘商量了這次家宴。為了焉識的前途，恩娘就是上天入地也能把一頓像樣的家宴湊出來。焉識請客人們按照美國習慣，把邀請信的回執寄回，這樣便於他計畫採買。其他幾個人都把回執寄回來了，只有凌博士一人毫無反應。因此焉識想去李坤那裡打聽一下。去李坤家之前，恩娘打點了幾樣禮物：一段日本絲綢，一罐紐西蘭龍蝦罐頭，一聽美國克力架。對他和李坤的經濟條件來說，這幾樣禮物是非常重大的賄賂。
那是個禮拜天，焉識到李坤家的時候，李坤還在廚房吃早餐。傭人把焉識安排在客廳坐下。焉識懷裡抱著那個裝禮物的布包。他想，只要李坤一出現，他立刻把手裡的布包以最隨便最不經意的姿態遞上去。千萬不能錯過最初的幾秒鐘，越往後拖延越會顯得送禮事關重大，因此越是像賄賂。可是他還是錯過了最佳時機，不知怎麼就錯過了。李坤已經坐在了他身邊的椅子上，兩人已經談起華北的受降來了。他們談到一些地區的受降怎樣荒誕，就因為一個美國將軍的指定，政府軍就成了唯一的合法受降軍隊。為了不讓共產黨軍隊參加受降，政府軍居然授命戰敗國的日本軍維持秩序，消滅強行受降的八路軍。
焉識抱著那一段日本絲綢，一盒紐西蘭龍蝦罐頭，一聽美國克力架，讓三大洲在他膝蓋上開貿易集會。他想等李坤話題轉換的時候就把它們放在他面前。但話題轉換了好幾次，從受降轉到國共和談，又轉換到蔣經國的經濟改革，焉識還是沒動。焉識突然想到，這一生他是頭一次為了如此世俗、現實的目的送禮。不，他想，應該叫它賄賂。儘管是無償贈送這麼難得的東西，可是他覺得這種贈送既侮辱自己也侮辱朋友。現在他不得不侮辱品格端方的人，來「曲線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