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生病了。一個天氣晴朗的清晨，雪碧第一個起床準備上學，在衛生間里發現媽媽躺在地板上，媽媽很冷靜地說：「雪碧，我動不了了。別拉我起來，去打1200。」
我們一起送媽媽去醫院，媽媽的擔架先被抬進救護車，我站在車門外面，聞到了冬天的味道。媽媽把頭略微偏了一下，一縷髮絲落在顴骨上。她在看著我。我鑽進車裡以後，抓住了她的手。她對我笑了一下，她說：「你還從來沒坐過救護車吧？」我也笑了，我說：「沒有。」我知道她在害怕，可若是我來安慰她，她又有點不好意思。
其實我差點說：「救護車是從沒坐過，但我坐過警車。」——警察們把哥哥帶走的那天，來了好幾輛警車，有個警察就順便讓我坐進去，把我帶去錄筆錄。可是跟媽媽，我是不能開這種玩笑的。但是不管怎麼講，躺在擔架上的時候，她終於對我笑了一次。她已經太久沒對我們任何人笑過，如果我現在還是小時候的話，我一定會以為她不再愛我了。
她居然一直笑著：「我就是有點頭暈。」
醫生說，頭暈是因為高血壓。可是她摔倒的時候卻傷到了腰。她原本就有的腰椎間盤突出更惡化了。這下她必須一動不動地躺著，她聽到醫生說「一定要卧床一周到十天」的時候似乎有種喜悅。其實我也能理解的，這下她有了更充足的理由把自己關在房間里。
我坐在她的房間里跟她說話。至少她現在願意跟我說話了。那個擔架上的微笑冰釋了她和我之間的一些東西。她總是慢慢地，柔聲細氣地回憶一些我小時候的事情，問我記不記得五歲那年試著做雪糕的事情，我說我當然記得。
那年夏天媽媽買回來幾個做雪糕的模子，這樣新鮮的玩意兒顯然是啟發了我探索世界的熱情。我把自來水放進模子擱進冰箱的冷凍室，一夜了我靈光乍現的衝動：一盒又一盒堆得整整齊齊的彩色粉筆。我問小叔：「可以給我一點嗎？我每樣顏色只要一根。」小叔說：「當然。」爸爸還在旁邊幫我：「她最近很喜歡在小黑板上玩老師教學生的遊戲，她是老師，學生是她的那些布娃娃。」紅的，黃的，綠的，藍的，紫紅的，我把這五根粉筆整齊地疊放在我的衣袋裡，興奮得如同「武昌起義」前夜的革命黨。
後來發生的事情可想而知。我終於做出來了彩色的冰棒——既然已經是彩色的，所以我就驕傲地將它們命名為「雪糕」。天知道我付出了多麼辛勤的勞動。我把彩色粉筆泡在自來水裡，拿小木棍堅持不懈地搗碎和攪拌，終於使雪糕模子裡面的水變成了彩色的。紅色的是西瓜口味的雪糕，綠色的是蘋果口味，藍色的是什麼呢—我還不認識任何一種水果是類似這樣的天藍色，所以我繞過了它，直接把黃色和紫紅色的命名為「香蕉口味」和「葡萄口味」。「姐姐—」我很認真地問正在盯著暑假作業發獃的姐姐，「有沒有什麼水果是藍色的？」姐姐皺了皺眉頭：「沒有。只有藍顏色的花。」好吧，於是藍色的那種就只能委屈地叫做「蘭花口味」。於是我就迫不及待地把我的雪糕店開到了樓底下玩耍的小朋友們中間，她們自然是對我的作品報以讚歎—由於過於讚歎，有那麼一兩個小朋友選了她們喜歡的顏色然後把雪糕吃掉了……還不滿地說：「一點都不甜嘛。」
那天晚上，爸爸媽媽賠著笑臉送走了那兩個小朋友的父母。然後門一關，媽媽轉身就揍了我一頓。爸爸在旁邊，一邊時不時提醒媽媽：「這下打得重了……」一邊威懾我道：「你知道錯了沒有？」穿梭於兩種角色之間，忙得很。
媽媽一邊笑，一邊脆弱地嘆氣：「不行，不行，我笑得太過分腰就受不了了。」我也笑，開心地說：「其實我有什麼錯嘛，是她們自己要吃的……」我們心照不宣地，繞開了一個細節，就是在我挨打的時候，當時小學五年級的哥哥在旁邊焦急地喊著：「三嬸，那個粉筆水是我幫她做的，她夠不著冰箱上面那層門，也是我幫她放的，你別打她都是我幫的忙。」我一邊哭，一邊自尊受損地轉回頭去反駁他：「你亂說，你不要瞧不起人，我自己搬了小凳子踩上去就夠到了！」
我只是在這個取暖的時刻，偷偷地在心裡回憶了一下這個細節。媽媽想要裝作忘記了哥哥，我為了她能不再拒絕我，也決定暫時配合她。但是我聲心裡的悲涼像堆大勢已去的火，在廢墟上面似有若無地支撐起來柔弱的火苗。「媽。」我鼓起勇氣，命令自己再靠近一點那個危險的核心。
「我，不想考研了。等畢業以後，我想去實習的那間公司上班。」我用力咬了一下嘴唇。
「隨你。」她非常淡然地回答我。
「那你不會覺得我沒有出息嗎？」
「這些都是假的。」媽媽沒有表情，「我原來覺得，只要我們全家人都能在一起，比什麼都重要。可是現在才知道，連這個也是假的。」
「總得有什麼是真的吧。」我不安地看了看她。
「我這些天，也總在想這件事兒。」她的眼睛看著窗外，「可能大事情都是假的，比如生，老，病，死。只有小事情才是真的。」
「小事情，就像我拿粉筆做雪糕么？」
媽媽篤定地點點頭。
「可是我覺得，也不是所有的大事情都是假的。」我盯著自己的膝蓋，「好多人就是想急著證明大事情不是假的，就是太當真，才會做蠢事的。」說完這句話，我也不敢抬起頭看她。
「鄭南音，」媽媽像是準備嘆氣那樣，叫我的全名，「蠢事就是蠢事，不僅蠢，還傷天害理呢。」
「要是你愛一個人，他做了傷天害理的事情，你就不愛他了么？」我靜靜地聽著她緩慢的呼吸聲匯入了空氣裡面。
不知道等了多久，我聽到她清晰地說：「是。當然。傷天害理的人就不配被愛。」
我的心臟跳得那麼重，但是我卻看著媽媽的眼睛微笑了：「媽，你想不想喝水？我去給你沏杯新的茶，好不好？」
她說：「好。謝謝南音。」
我恨這個時時刻刻，萬事萬物都要講條件的世界。
十二月，臻臻似乎好起來了。雖然她還是不講話的，可是我能明顯感覺到，她的眼睛裡有了些算得上是「神情」的東西。有的時候，她說話，她會抬起眼睛來靜靜地看看我。她依然需要每天準時到陳醫生的病房裡來，不過，現在會帶來她的娃娃，有時候還帶著一個魔方——聽說這是好現象，表示她的注意力已經在轉移了。是陳迎南這麼說的。
每天上午我都會去那裡待兩個小時，曾經我會試著把她帶到花園裡，在陽光下面進行我們的故事。現在天冷了，索性就不去戶外。我也真的漸漸習慣了那個像道具一樣沉睡的陳醫生。我會在八點左右過去，那時候護士對他的第一輪檢視已經完成，大約兩個小時以後我就會離開，往往十點左右的時候，就又要有人進來看他了。臻臻沉默不語，倍守著我會到來這個秘密。
所以每天從醫院走出來，都會覺得還有很長的一天像個性情溫和的債主一樣，在醫院的大門外等候我。我得變成一個臉皮越來越厚的人，才能應付它們。
雖然現在只有律師才可以見到哥哥，但是我們已經可以寫信給他了。我每隔兩三天就會寫一封，但是我不會去告訴哥哥家裡發生了什麼，我身上發生了什麼，那些都沒什麼值得說的。我只是告訴哥哥臻臻現在在慢慢好轉，我在給她講故事。我們的《外星小孩和小熊和小仙女》一直都在進行著，那片紅色荒原上沒有四季。
我告訴哥哥我為什麼要編這個故事給臻臻。最初，我原本想去書店裡買小孩子看的圖畫書，可是不知道該買哪本。於是這個故事就開了頭，既然開了頭我就想把它講完，只有這樣我才會覺得我在做一件有希望的事情，我說這樣我就可以活下去了。但是我想了想，又把那句「我就可以活下去」用塗改液塗掉了，我怕哥哥看了會難過。
我在凝結了的塗改液上面，費力地打算告訴哥哥另外一件事，我剛剛去買了一件新的冬天穿的厚外套，是橙色的。很好看。不過我沒說，試衣服的時候我對著鏡子問自己：我現在還可以理直氣壯地覺得自己漂亮嗎？其實理論上講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是我似乎做不到了。
有一天我沒有聽見鬧鐘的聲音，所以到達醫院的時候已經快要十一點。天氣陰沉，我看見那個叫陳迦南的人帶著臻臻在花園裡坐著。準確地說，是他一個人坐著。臻臻穿著一身滑雪衣，蹲在地上彈彈珠。露在外面的小手被凍得紅紅的，可是她好像不在乎。
「你居然能堅持這麼久。」他看著我笑。
我不知道該回答什麼。因為我隱約覺得下邊不會有什麼好話。
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接著說：「差不多就行了，別演上癮了。」
「關你什麼事。」說完我就後悔了，但是總是這樣，我總是忘記他是「被害人家屬」，總是沒辦法在跟他說話的時候流露那種自知底氣不足的歉疚。
「你真的以為你這麼做，她就能變好么？連醫生都不知道現在要怎麼治療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