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什麼地方說起呢？我小的時候不叫「江東」，叫「梁東」。北明中學的江校長是我的繼父。這件事我很少跟人說。我的生父是個賭徒。我六歲的時候，跟著媽媽離開了他。
我是在河邊長大的。就是那條剛被治理過不久的河。現在這河被換過了血液。雖說是花錢買來的清澈和豐沛，但畢竟像那麼回事兒了。當它還是條臭水溝的時候，我的家就在它岸邊的工廠宿舍區——沒錯，就是說差不多是我媽媽上班的這間工廠把這河變成臭水溝的。夏天的夜晚，一股奇奇怪怪的氣味蔓延在我們的樓道，我們的公共廚房，公共水房，公共廁所，甚至我們每家的房間。這氣味被小孩們講得千奇百怪，有人說那是在河灘上燒橡膠的緣故，有人說那是被丟棄的死嬰，想像力豐富一點的就說這是什麼犯罪組織在銷贓——贓物堆到河灘上，拿化學藥品一倒，什麼痕迹都留不下，除了這難聞的氣味。其實那不過是這條河的氣味而已，倒是無形中鍛煉了我們的想像力。
我在那棟筒子樓里其實只住到八歲。可是直到現在，我一閉上眼睛依然聽得見走廊上各家的門響，男人女人小孩老人不同的腳步聲，還有水房裡自來水自由的喧鬧。水房從來就是個是非之地；早上走廊里總是排著一條人人睡眼惺忪的長隊，端著臉盆毛巾牙刷等著進水房盥洗，口角詛咒常常不絕於耳；下午水房就成了女人們的俱樂部，只要聚在一起洗上一小時的菜或衣服，各家各戶就沒了隱私。水房裡的那些女人讓我發現了一個現象，常常是這樣的局面：我媽媽抱著菜盆子走進水房，如果她們本來是聚在一起的，見到我媽媽就會散開，要是她們本來是分散著的，我媽媽來了她們就會聚到一起，總之，永遠提醒著我媽媽她是被排除在外的。我不知道她們到底提醒了我媽媽沒有，總之是提醒了我。提醒了我注意我媽媽身上有什麼不一樣的。結論：唯一的不一樣，媽媽是個美麗的女人而她們不是。
媽媽很安靜。她很少跟人說話——倒是閣樓上住著的那些單身漢很喜歡跟她打招呼，她也只是點個頭，笑一下而已。她也不像別人一樣下了班就喜歡在水房裡泡著。她都是在家裡洗菜洗衣服，寧願不怕麻煩地一趟趟跑到水房換乾淨水，也要在家裡洗。八平方米的小屋，一張雙人床差不多把什麼空間都佔了。她坐在小凳子上搓衣服的時候得注意些，肥皂水才不會濺到床罩上。她一向愛乾淨。只是她洗衣服的時候屋裡就沒地方撐開那張小方桌，於是她就會對我歉然地一笑，「小東，先去外面玩吧。等媽媽洗完了衣服你再寫作業。」我自然是願意的。心裡想她天天都洗衣服才好。不過我不喜歡她洗被單。那個時候我們倆就得到院子里去擰乾那些床單被罩。我是個孩子，她是個女人，我們倆用盡吃奶的勁兒還是不行。我印象里別人家洗床單時都是爸爸和媽媽一起擰乾的，可我不會為這點小事想念爸爸，因為他是個狗雜種。
經常會有筒子樓里的男人看見我們，來幫我們擰。男人的手臂，輕輕鬆鬆，床單里的水就全體丟盔棄甲潰不成軍。我常想：要是被單也知道疼的話，落在我和媽媽手裡就算是幸運了。來往的女人看到了，就跟那男人開個玩笑，「喲，學雷鋒呢。」在我們的樓里，「學雷鋒」是個典故，特指一個男人幫我媽媽做事兒。在我媽媽不在場的時候，水房裡的女人們成天地互相取笑，說誰的老公是「學雷鋒先進個人」。那聲浪肆無忌憚地傳到我們屋裡來，媽媽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偶爾，她會抬起頭，疲倦地沖我一笑，說：「小東，要好好讀書，知道嗎？」
其實我知道她們並沒有惡意。那些女人。她們對我都很好，總是摸我的頭，給我個蘋果什麼的。我不怪她們拿我媽媽開涮，相反她們越這麼說我越開心，因為我知道她們嫉妒。很多年後，有一天，我很偶然地跟天楊說起我們的水房，說起每天早上水房門口的長隊。她眨眨眼睛，「那不就跟在火車上一樣？」我這才想起這是她從不了解的生活。我們剛剛在一起的時候，每天放學後她都會坐在學校的籃球館裡看我們訓練——跟籃球隊其他哥們兒的女朋友一起，她們被體育老師戲稱為「家屬團」。有一次她對我說：「她們都說，你打球的樣子好帥的，不過……」我正得意，「不過什麼？」「不過你的運動褲太老土了。她們說阿迪達斯這兩天全場打五折，讓我幫你去選一條。你看呢？」從那一回開始，我身上屬於筒子樓的痕迹就慢慢慢慢被打磨掉了——被天楊，被我自己，被北明中學——這個雲集了我們這城市的小精神貴族的地方。
我能進北明中學全是憑我自己考夠了分數。但我不能理直氣壯地說這跟我的繼父——江校長毫無關係。如果我媽媽沒嫁給他，也許我就和我筒子樓里的小夥伴一樣：讀完河岸上的小學，進媽媽她們工廠的子弟中學念初中，初中的時候開始打電腦遊戲，打撞球，也打群架。初中畢業，一生的教育也便到此為止，然後在躁動的年紀打情罵俏地走進父母的工廠上班，再然後，就是呵斥他們在筒子樓里橫衝直撞的孩子了。我的那些朋友，除了極少數非常優秀或非常不爭氣的之外，大部分的人生都是如此。
那個時候，江校長還是江老師。江老師在我們的筒子樓里是個受尊敬的人。他在那所子弟中學裡教物理，課講得極好，經常輔導我們這些小孩子做數學作業。他們說他是個怪人，四十歲了還不成家。後來，他和我媽媽之間的「緋聞」雖說進一步惡化了媽媽在水房裡的人緣，卻絲毫沒影響他在筒子樓里的聲譽；再後來，當他講課的名聲越來越大時，被一所重點中學挖去了；再再後來，他和我媽媽結婚了。我們在筒子樓里的最後一夜，媽媽跟我都睡得很晚，她長長地嘆了口氣，說：「小東，從明天起，我們就再不用跟別人合用廚房廁所，再不用拉蜂窩煤，再不用去澡堂洗澡了，小東你高不高興？」
媽媽離開筒子樓沒多久，那間工廠就停產了。但江老師的運氣一直很好，用「扶搖直上」形容不算過分。終於，不到十年的時間，江老師變成了北明中學的江校長。後來江校長，也就是我爸幫媽媽找了一個圖書館管理員的工作，我覺得這工作適合她。她和江校長沒有再要孩子。
我高一那年冬天，那間工廠正式宣布破產。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經常在這個城市裡看到昔日水房裡的某個女人在送牛奶，某個頂樓上的單身漢在街角支著修自行車的小攤，或者某個「學雷鋒先進個人」在寒風凜冽的早上把晨報插到每一家的信箱。也許這話由我說是不大好，但我確實從那時起感覺到「命運」這東西。特別是，我媽媽，她依然是美麗的，這些年她養成了定期做皮膚護理的習慣，總是和她新認識的朋友討論哪家美容院的打折卡划算。我曾經跟天楊講起過這個，她笑笑，她說我的話讓她想起香港有個寫小說的叫亦舒，她的小說里說：在寒風裡的公車站站上四五個小時，再美的美女也是「塵滿面，鬢如霜」——這就是十六七歲的天楊。她看過的書太多，這妨礙她體會赤裸裸、未經矯飾的人生。我不是在為我自己不愛閱讀找借口。
後來那工廠就被拆了，連同宿舍區。因為種種原因，拆到一半就停了下來。直到治理護城河的時候才算全部拆完。所以有一段時間，這地方像個廢墟一般荒涼。有一次放學，我和天楊就走到這河岸上。這河堤離我們學校很近。我們就踩著雜草、沙礫和小石子安步當車，我給她指我原先在哪住，在什麼地方玩，她顯然興趣不大。廢棄的樓群里有個老太太在一堵斷壁後面賣風車，她一定要我買一個送給她，她說那是因為她覺得「老奶奶很可憐」。
沿著這河堤再往下走，就是一條通向鬧市區的街道。河堤的盡頭是個永遠浮著塵土的公共汽車站牌，這一站的站名叫「雁丘」。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這麼一個不起眼的地方會有個這麼動人的名字。天楊得意地仰起臉：「我知道這兒為什麼叫『雁丘』。」
「是我爺爺跟我說的，」她說，「你聽說過『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吧？」
我說：「是不是金庸寫的？」「文盲。」她大笑，她笑的聲音很好聽，「是元好問寫的！」「元好問是幹什麼的？」「元好問是詩人，是……五代那時候的吧？」她歪著頭想了想，「這不重要。重點是：這句詩其實說的不是人，是兩隻大雁。元好問他就是在這兒，這個河堤上碰見一個獵人，手裡拎著兩隻大雁的屍體。獵人說，他本來是只從雁陣里射下來公雁的，可是那隻母雁看見她老公死了，也飛下來撞死在岸邊的石頭上。然後元好問把它們倆的屍體買下來，葬在一起。就葬在這岸邊上，所以這兒才叫『雁丘』呢。」
我笑了，「真沒看出來，這麼個鳥不生蛋的地方。」「江東，」她突然換了個很認真的表情——我猜得出來她想說什麼，「要是有一天我死了，你會不會跟我一起死？」果然我猜對了。「你千萬別死。」我說，「你死了就是逼我再去找一個，還得重新適應脾氣愛好什麼的，何必費事。」話沒說完，一記流星拳就重重落在我背上。「小心手疼。」我說。「你去死吧你！」她尖叫。
在她的尖叫聲中，我發現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