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宋天楊，出生在一九七九年一個五月的傍晚。那是槐花盛開的季節，一屋子的甜香。奶奶聽著我元氣十足的哭聲，愉快地想：女孩子屬羊，怕是不大好吧。
生產過程是順利的。那疼痛足夠讓我媽媽這個蒼白而敏感的女人記住生育的艱辛，又沒留下恐懼的印象。夕陽偏偏就在這個時候很安詳地進來，我想那個場景沒準就和《亂世佳人》里媚蘭生產的鏡頭差不多。婦產科主任——我的奶奶，在夕陽下眯著眼睛看我像條紅色小昆蟲一樣蠕動，直到她聽見那個剛畢業沒多久的小護士的驚呼，還有手術器械慌亂地掉在盤裡的聲音。血從我媽媽那個蒼白而敏感的女人的身體里噴涌而出，像日出一樣生機勃勃。這場景於是由《亂世佳人》變成了《急診室的故事》。於是，我媽媽死了。
後來父親就離開家，參加了援非醫療隊。經年累月地遊盪在那塊遙遠又苦難的大陸上。什麼病都看，甚至給女人接生，還給一個中非還是西非的很著名的游擊隊首領取出了肚子里的彈片。這些都是爺爺跟我說的。我從小跟爺爺奶奶一起住，爺爺每年會從新華書店抱回新版的非洲地圖，告訴我爸爸現在在哪個國家。都是些很有意思的地名：馬里、索馬利亞（我總是把它們倆搞混）、剛果、布吉納法索、坦尚尼亞……當然還有剛果河、東非大裂谷、撒哈拉沙漠。奶奶有時候會在爺爺抱著我看地圖的時候嘆一口氣，「他這是怨我呢，怨我把我兒媳婦的命給弄丟了。」還好奶奶不是一個像祥林嫂一樣沒完沒了的女人，奶奶永遠端莊而安靜，白髮梳得整整齊齊，每到換季的時候都買回來一塊新衣料。
我就是在兒童醫院裡長大的。我家的樓離住院部只有一牆之隔。我喜歡看人家曬中藥，藥草鋪在石板地上，散發著一種香味。我也喜歡病房裡消毒水的氣味，很清澈很凜冽。於是我就站在住院部的大門口，面朝著曬中藥的空地，這樣我就可以聞到喜歡的兩種味了。直到爺爺從裡面走出來，帶我回家。我們家的人都是醫生，爺爺、奶奶、爸爸——媽媽死的時候是醫學院的研究生，一個單調的家庭。所以我小時候最討厭人家問我：「天楊長大以後想幹什麼呀？也當醫生吧。」我惡狠狠地說我才不。我倒是沒說錯，我沒當醫生，我當了護士。而且就在這間兒童醫院，成了爺爺的同事。現實令人沮喪，不過我們都該知足。
沒錯，知足。這是我每天走在那條熟悉到爛熟的路上去上班時告訴自己的話。下三層樓梯，推開單元門，右轉，再走四百米就到了。小時候我曾經無數次地在這條四百米的路上想方設法地拖延時間，以便在進家前吃完手裡的雪糕——那是被奶奶禁止的「髒東西」。初二時我在這條路上的一個相對僻靜的拐角里第一次接吻，現在我睡眼惺忪地走在這條路上，往事撲面而來。實在不是我濫情，而是我二十五年的生命里，有二十一年天天都要經過它。要不是因為我在另一個地方念過大學，恐怕這條路就會像我的一條胳膊或腿一樣理所當然，這絕不是什麼有趣的事——因為我很容易就會失去對另一種生活的想像力，甚至忘記了還有其他的生活。
我大學是在上海念的。那時我像所有十八歲的、虛榮且天真的女孩一樣愛上了那裡的繁華。是醫學院，護理系。實習時第一次穿上護士服就引來一片驚呼，那是互聯網開始蓬勃的時候，因此我擁有了一個網名：「魔鬼身材的白衣天使」。要畢業了，天使也得蓬頭垢面地準備絕無勝算的考研，一臉諂笑地準備註定碰壁的求職，目光凄楚地準備理所當然的失戀。我很幸運地把這三種滋味一一品嘗。身心疲憊的時候，奶奶打來電話說：「回家吧。」於是我知道，除了家，沒有多少地方能心甘情願地接納我——不管我自認為自己有多了不起。
要知足。我告訴自己。白衣天使不是誰都能做的。在這個糟糕的城市裡——空氣永遠污濁，天空永遠沉悶，冬季永遠荒涼，春季永遠漫天黃沙，一個生病的人在這樣一個地方遇上你，魔鬼身材的白衣天使，笑容燦爛（我是說如果我心情好的話），你極有可能成為他或她記憶中的奇蹟——如果他或她心裡還殘存一點夢想。所以，我對自己說，你過得不錯。想想人才交流中心的人山人海，想想因為自己和愛人都下崗了才來我們家做鐘點工的劉阿姨，尤其是，想想你每天面對的那些孩子們。
終於說到我的工作了。我照料一些患白血病的孩子們。一些浪漫或自以為浪漫的人會說：「見證那麼多的生離死別——這工作有些類似神父牧師什麼的——不過好像不適合神經纖細的人吧。」我告訴你，這揣測善意得有點偽善。我也曾經這樣揣測過，第一天上班的時候，我對著鏡子左照右照，自認為比《珍珠港》的女主角還要正點。「從現在起，」我對自己說，「你就是命運送給那些受盡苦難的孩子們的，唯一的善意。」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矯情。當你一天已經工作了十五小時，你聽見危重病房裡爆發出一陣呼天搶地的號啕，憑你神經再纖細也會重重地皺一下眉，心裡想：「靠。」——因為這意味著你的下班時間又有可能推遲。沒錯，又一個還沒綻放就凋落的小傢伙。可是你累了，你的身體和大腦都在卑微地要求一個熱水澡和一場睡眠。我們，這群被稱為「白衣天使」的人們，對生命的敏感和尊重——因為見得太多所以麻木——比一般人要低上起碼五個百分點。
病房裡的空氣二十年來都是一樣的味道和質感。剛才在二樓的時候我碰上早已退休的老院長。很多年前他是爺爺奶奶的大學同學。他驚喜地說：「哎呀你已經長成大姑娘了，你就在這兒上班？好好好。」我懷疑他是否真的知道我是誰——他三年前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果然他說：「你媽的身體現在還好吧？告訴她要鍛煉。」我笑容可掬地說我一定轉告。然後看見楊佩站在樓梯口沖我擠眉弄眼。
「你大小姐還真有愛心，」她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取笑我，「跟那麼個老糊塗聊得津津有味，夠閑的。我可快累死了。你知道嗎？昨天晚上那個皮皮發病危通知了，折騰了一夜。我骨頭架子都散了。」「病危？」我說，「昨天我看著還好好的。怎麼樣了？」「沒死。」她把化妝盒放進坤包里，「救過來了，人都醒了，不過我看他媽是快瘋了。」她拍拍我的肩膀，「寶貝兒我走了，回頭小鄭來了你讓她把堡獅龍的優惠卡還我。」
她走了以後的這間休息室還真是安靜。我從柜子里拿出我的白衣。它曾經是雪白的，現在已經變成了象牙白。不知不覺間，我穿了三年。我照例把該給的葯送到每一床。那些父母往往像孩子一樣沖我脆弱地一笑，倒是躺在床上的那些孩子，才七八歲甚至更小眼神就已漠然到一種境界。我走到皮皮跟前，他在輸液，閉著眼睛。他媽媽，那個說是三十歲看上去足有五十的農村女人拘謹地跟我打招呼。「皮皮，」她說，「叫阿姨呀。」「別，」我打斷了她，「讓孩子睡吧。」「他不睡，」她有些緊張地笑笑，「剛才他還說他不瞌睡呢。」這時候皮皮睜開了眼睛，他是個眉清目秀的小男孩。「阿姨好。」他說。「皮皮，」我俯下身子，「今天天氣特別好，阿姨幫你拉開窗帘吧。」——我跟孩子們說話的語氣一向被楊佩批判為「矯揉造作」。他輕輕地笑了笑，「不用。太陽晃眼呢。」然後又閉上了眼睛。
我走出去，現在我要到樓梯對面的另一間病房。皮皮他們那間是給十歲以下的孩子的，我現在要去的這間住著十到十四歲的孩子們。我比較喜歡來這一間，因為這兒住了兩個活寶：龍威和袁亮亮，都是十三歲，一對相逢恨晚的難兄難弟。常常交流黃色笑話，也常常互相嘲諷對方做骨髓穿刺的時候表現得像個娘們兒。
「美女你好。」他們每天都這樣跟我打招呼。
「美女，」龍威指指袁亮亮，「他剛才居然說你長得像舒淇，我十分氣憤，怎麼能拿你跟拍三級片的相提並論呢。打他！」
「小點聲。」我笑著，「省得陳大夫聽見了又罵你們。」
「已經罵過了。」龍威說，「你來之前就罵了。也不知道今天怎麼了，大清早的。」
「準是昨天晚上跟他老婆不和諧。」袁亮亮壞笑。陳大夫就在這時無聲無息地出現在病房門口，非常戲劇性。「小宋，」他說，「葉主任叫你。」
我出來的時候他跟我說：「我真不明白這兩個孩子，哪點兒像得癌症的？」
這有什麼奇怪的。我在心裡說，日子再艱難，人也找得到快樂。這跟勇敢和樂觀什麼的不搭界，這是本能。我倒是真希望他們倆能在這住久一點，這樣工作就沒那麼辛苦——每一天都是千篇一律的，一樣的步驟，一樣的程序，一樣地從早忙到晚，說不定再過兩年，連說話用的詞都懶得換了。日子倒是好打發，很快，已是晚上十點。
這個星期是楊佩的夜班，不過她大小姐遲到是家常便飯。我先去看了看皮皮，他睡得很好，不止他，整整一病房的孩子都已經睡著了，他們睡著的臉龐沒有白天那麼早熟。我再轉到隔壁的加護病房，去給那個叫方圓的小姑娘量體溫。她是個敏感的孩子。當然，這裡的孩子都很敏感，但她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