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各位朋友：
在中國，一個作家的劇本，能被北京市人民藝術劇院搬上舞台，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為此，我要感謝張和平院長，感謝任鳴導演，感謝劇組的全體演職員。
儘管我是寫小說出身，但對話劇，一直有著深深的迷戀。我最早變成鉛字的是小說，但真正的處女作，卻是一部名為《離婚》的話劇。那是1978年，我在山東黃縣當兵時的作品。那時我在電視上看了一部名叫《於無聲處》的話劇，又讀了曹禺、郭沫若的劇本，便寫了那樣一部帶著明顯模仿痕迹的劇本。此劇本被我投寄到很多刊物，均遭退稿，一怒之下，便將其投擲到火爐一焚了之。
1999年，與朋友王樹增合作了一部 名叫《霸王別姬》的話劇，曾由空政話劇團搬上舞台，在人藝小劇場演出過。也曾到慕尼黑參加過歐洲戲劇節，到埃及參加過非洲戲劇節。2004年，我跟隨這個劇組到馬來西亞、新加坡演出，感受到了海外觀眾的熱情，也感受到了話劇藝術的獨特的魅力。
《我們的荊軻》是我的第二部話劇。
我曾經揚言要寫三部歷史題材的話劇，但第三部遲遲沒能動筆，但我想，總有一天我會把它寫出來。
我覺得，小說家寫話劇，應該是本色行當。因為話劇與小說關係密切，每一部優秀的小說里，其實都包藏著一部話劇。
《我們的荊軻》取材於《史記·刺客列傳》，人物和史實基本上忠實於原著，但對人物行為的動機卻做了大膽的推度。我想這是允許的，也是必需的。
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所有的歷史劇，都應該是當代劇。如果一部歷史題材的戲劇，不能引發觀眾和讀者對當下生活乃至自身命運的聯想與思考，這樣的歷史劇是沒有現實意義的。
當然，更重要的是，任何題材的戲劇最終要實現的目的，與小說家的終極目的一樣，還是要塑造出典型人物。這樣的人物是獨特的又是普遍的，是陌生的又是熟悉的，這樣的人物是所有人，也是我們自己。
沈從文先生曾教導他的學生汪曾祺先生，「要貼著人物寫」，其實，不僅小說家要貼著人物寫，劇作家也應貼著人物寫，演員也應貼著人物演。我希望劇組的每個人都應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依據劇本但不拘泥於劇本，爭取能將《我們的荊軻》變成所有觀眾的荊軻。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