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六十歲的時候，我就不願意別人說今年得給你過個大壽了；很丟人的，怎麼就到六十了呢？生日那天，家人和朋友們已經在飯店訂了宴席，就是不去，一個人躲在書房裡喘息。其實逃避時間正是衰老的表現，我都覺得可笑了。於是，在母親的遺像前叩頭。感念著母親給我的生命，說我並不是害怕衰老，只是不耐煩宴席上長久吃喝和順嘴而出的祝詞，況且我現在還茁壯。六十年里並沒有做成一兩件事情，還是留著八十九十時再慶賀吧。我又在佛前焚香，佛總是在轉化我，把一隻蛹變成了彩蝶，把一顆籽變出了大樹，今年頭髮又掉了許多，露骨的牙也壞了兩顆，那就快賜給我力量吧，我母親在晚年時常夢見撿了一籃雞蛋，我企望著讓帶燈活靈活現於紙上吧。補償性地使我完成又一部作品。
整個夏天，我都在為帶燈忙活。我是多麼喜歡夏天啊，幾十年來，我的每一部長篇作品幾乎都是在冬天裡醞釀，在夏天裡完滿，別人在腦子昏昏，脾氣變壞，熱得恨不得把皮剝下來涼快，我樂見草木旺盛，蚊蟲飛舞，意氣縱橫地在寫作中歡悅。這一點，我很驕傲，自詡這不是冬蟲夏草嗎，冬天裡眠得像一條蟲，夏天裡卻是綠草，要開出一朵花了。
這一本《帶燈》仍是關於中國農村的，更是當下農村發生著的人事。我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給農村寫的，想想，或許這是我的命，土命，或許是農村選擇了我，似乎聽到了一種聲音：那麼大的地和地里長滿了荒草，讓賈家的兒子去耕犁吧。於是。不寫作的時候我穿著人衣，寫作時我披了牛皮。記得當年父親告訴我，他十多歲在西安考學，考過還沒張榜時流浪街頭，一老人介紹他去一個地方可以有飯吃，到了那個地方，卻是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要送他去延安當兵。我父親的觀念里當兵不好，而且國民黨整天宣傳延安是共產黨的集聚地，共產黨是土匪，他就沒有去。我埋怨父親，你要去了，你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了，我也成高幹子弟了。父親還講，他考上了學又畢業後，在西安教書，那時五袋洋面可以買一小院房的，他差不多要買了，西安開始解放，城裡響了槍聲，他就跑回了老家丹風。我當然又埋怨：唉，你要不跑，我不就是城裡人嗎，又何苦讓我掙扎了十九年後才做了城裡人！當我在農村時，我的境遇糟透了，父親有了歷史問題，母親害病，我又沒力氣，報名參軍當兵呀，體檢的人拿著玻璃棍兒把我身子所有部位都戳著看了，結果沒有當成；第二年又招地質工人，去報了名，當天晚上村支書就在報名冊上把我的名字劃棹了；隔了一年又招養路工，就是拿著杴把公路邊的水渠里鏟沙土墊路面的坑坑窪窪，人家還是不要我；後來想當民辦教師也沒選上，再後一個民辦女教師要生孩子呀，需要個代理的，那次希望最大，我已經去修理了一支鋼筆，卻仍是讓鄰村的另一人掉了包。那段日子，幾次大正午的在犁過的稻田裡犯蒙，不辨了方向，轉來轉去尋不到田埂，村裡人都說那是鬼迷糊了，讓我頂著簸箕，拿桃木條子打著驅鬼。十幾年後提起這些往事，有長者說：這一切都在為你當作家寫農村創造條件呀，如趕羊，所有的岔道都堵了，就讓羊順著一條道兒往溝腦去么！我想也是。
在陝西作家協會的一次會上，我做過這樣的發言：如果陝西還算中國文學的一個重鎮吧，主要是出了一批寫農村題材的作家，這些作家又大多數來自於農村，本身就是農民，後經提拔，戶口轉到了城裡，由業餘寫作變為專業作家的。但是，現在的情況完全變了，農村也不是昔日的農村，如果再走像老一批作家那樣的路子，已沒條件了，應該多鼓勵年輕的作家拓寬思路，寫更廣泛的題材。我這麼說著，但我還得寫農村，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使命，我是被定型了的品種，已經是苜蓿，開著紫色花，無法讓它開出玫瑰。
幾十年的習慣了，只要沒有重要的會，家事又走得開，我就會邀二三朋友去農村跑動，說不清的一種牽掛，是那裡的人，還是那裡的山水？在那裡不需要穿正裝，用不著應酬，路度得在一根繩索上，我願意到哪兒腳就到哪兒，飯時了隨便去個農戶懇求給做一頓飯，天黑了見著旅館就敲門。一年一年地去，農村裡的年輕人越來越少，男的女的，聰明的和蠢笨的差不多都要進城去，他們很少有在城裡真正討上好日子，但只要還混得每日能吃兩碗麵條，他們就在城裡漂呀，死也要做那裡的鬼。而農村的四季，轉換亦不那麼冷暖分明了，牲口消失，農具減少，房舍破敗，鄰里陌生，一切顏色都褪了，山是殘山水是剩水，只有狗的叫聲如雷，我仍是要往農村裡跑，真的如蝴蝶是花的鬼魂總去土丘的草叢。就在前年，我去陝西南部，走了七八個縣城和十幾個村鎮，又去關中平原北部一帶，再去了一趟甘肅的定西。收穫總是大的。當然這並不是指創作而言，如果純粹為了創作而跑動那就顯得小氣而不自在。春天的到來哪裡僅僅見麥苗拔節，地氣涌動，萬物復甦，土裡有各種各樣顏色呈現了草木花卉和莊稼。就在不久，我結識了山區一位鄉鎮幹部，她是不知從哪兒獲得了我的手機號，先是給我發簡訊，我以為她是一位業餘作者，給她復了信。她卻接二連三地又給我發信。要是平常，我簡直要煩了，但她寫的簡訊極好，這讓我驚訝不已，我竟盼著她的信來，並決定山高路遠地去看看她和生她養她的地方。我真的是去了，就在大山深處，她是個鄉政府幹部，具體在綜治辦工作。如果草木是大山靈性的外泄，她就該是崖頭的一株靈芝，太聰慧了，她並不是文學青年，沒有讀更多的書，沒有人能與她交流形成的文學環境，綜治辦的工作又繁忙潑煩，但她的文學感覺和文筆是那麼好，令我相信了天才。在那深山的日子裡，她是個滔滔不絕的傾訴者。我是個忠實的傾聽人，使我了解了另一樣的生活和工作。她又領著我走村串寨，去給那特困戶辦低保。也去堵截和訓斥上訪人，她能拽著牛尾巴上山，還要採到山花了，把一朵別在頭上，買土蜂蜜，摘山果子，她跑累了，說你坐在這兒看風景吧，我去打個盹，她跑到一草窩裡蜷身而卧就睡著了，我遠遠地看著她，她那衫子上的花的圖案里花全活了，從身子上長上來在風中搖曳鮮艷。從她那兒的深山裡回來不久，我又回了一趟我的老家，老家正在修了一條鐵路又修高速公路。還有一座大的工廠被引進落戶，而也發生了一場為在河裡淘沙惹起的特大惡性群毆事件，死亡和傷殘了好多人，這些人我都認識，自然我會走動雙方家族協助處理著遺留問題。在村口路旁與眾人議論起來就感慨萬千，唏噓不已。事情遠還沒有結束，那個在大深山裡的鄉政府女幹部，我們已經是朋友了，她每天都給我發信，每次信都是幾百字或上千字，說她的工作和生活，說她的追求和嚮往，她似乎什麼都不避諱，歡樂、悲傷、憤怒、苦悶，如我在老家的那個侄女，給你嘎嘎嘎地抖著身子笑得沒死沒活了，又破口大罵那走路偷吃路邊禾苗的牛和那長著黃瓜嘴就是不肯吃食的豬。她竟然定期給我寄東西，比如五味子果，鮮茵陳、核桃、蜂蜜，還有一包又一包鄉政府下發給村寨的文件、通知、報表、工作規劃、上訪材料、救災名冊、領導講稿。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里還夾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誤而所寫的檢查草稿。
當我在看電視里的西安天氣預報時，不知不覺地也關心了那個深山地區的天氣預報，就是從那時，我衝動了寫《帶燈》。
在寫《帶燈》過程，也是我整理我自己的過程。不能說我對農村不熟悉，我認為已經太熟悉，即便在西安的街道看到兩旁的樹和一些小區門前的豎著的石頭，我一眼便認得哪棵樹是西安原生的哪棵樹是從農村移栽的，哪塊石頭是關中河道里的哪塊石頭來自陝南的溝峪。可我通過寫《帶燈》進一步了解了中國農村，尤其深入了鄉鎮政府，知道著那裡的生存狀態和生存者的精神狀態。我的心情不好。可以說社會基層有太多的問題，就如書中的帶燈所說。它像陳年的蜘蛛網，動哪兒都落灰塵。這些問題不是各級組織不知道，都知道，都在努力解決，可有些能解決了有些無法解決，有些無法解決了就學貓刨土掩屎，或者見怪不怪，熟視無睹，自己把自己眼睛閉上了什麼都沒有發生吧，結果一邊解決著一邊又大量積壓，體制的問題，道德的問題，法制的問題。信仰的問題，政治生態問題和環境生態問題，一顆麻疹出來了去搔，逗得一片麻疹出來，搔破了全成了麻子。這種想法令一些朋友嘲笑，說你幹啥的就是幹啥的。自己賣著蒸饃卻管別人蓋樓。我說：不能女媧補天，也得杞人憂天么，或許我是共產黨員吧。那年四川大地震後十多天里，我睡在床上總覺得床動，走在路上總覺得路面發軟，害怕著地震，卻又盼望餘震快來，惶惶不可終日。
正因為社會基層的問題太多，你才尊重了在鄉鎮政府工作的人，上邊的任何政策、條令、任務、指示全集中在他們那兒要完成，完不成就受責挨訓被罰，各個系統的上級部門都說他們要抓的事情重要，文件、通知雪片似的飛來，他們只有兩隻手呀，兩隻手僅十個指頭。而他們又能解決什麼呢，手裡只有風油精，頭疼了抹一點，腳疼了也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