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亞歐說起取消機票推遲旅行，他愕然：「為什麼？」
我無法講出原因，只能重複說：「我現在沒有度假的心情。」
他沉下臉，再沒說什麼，徑直出門。
我知道他從來沒有太多耐心，肯親自安排度假，已經算放下身段。他大概覺得我這次出爾反爾，仍舊是為那條簡訊耿耿於懷，卻又礙於教養不肯公然吵鬧，於是變相懲罰他，簡直是矯情得不可救藥。
我想，至少我得找出父親是誰，才能有一個像樣的解釋。
我唯一的線索就是那兩個紙箱里的東西。
我媽媽生前沒怎麼在我們面前流露她感性的一面，她的遺物同樣沒有多少感情|色彩。她保留著讀書時做的筆記，後來又寫了厚厚十來本工作筆記，談的全是日常行醫與教學，卻沒有留下現成的生活日記來告訴我一切。
我花了兩天時間，將一大堆零零散散的東西全倒出來，試圖拼湊媽媽的一生。
1971年，她年僅十七歲，作為知識青年下放到了省內一個叫清崗的地方，在那裡一待就將近六年，1977年初返回省城，與從另一個地方複員的父親領取結婚證，父親進了一家國企，而媽媽生下我之後，考進了醫學院學習。
相冊內有他們班級的合照，排成四排，第一排女生蹲著，所有人都衣著簡樸，神情莊重。不像我讀書的時候，同學年齡全都相仿，經由高考而來。她的同學中有三四個已經明顯步入中年，另外幾個看著也至少有二十六七歲，臉上寫著閱歷，想來結婚成家對他們來講並不罕見。媽媽混在其中，並不像一個孩子的母親，仍顯得學生氣十足。
畢業紀念冊上的留言非常正式，看不出端倪；媽媽保留的信件竟然都是與她專業有關的公務往來；另有一些私人往來的明信片，不過是簡單的相互寒暄、通報近況。
在一大堆與某學術雜誌的往來信件里，我終於找到唯一一封私人信件，蓋著清崗的郵戳，地址是手寫的，收信人是我媽媽，寄信人的名字叫梅雪萍。
我記得這個名字。
媽媽住院時，我拿到又一次的CT結果，與醫生交談之後，知道癌細胞已經轉移擴散，疼痛感會越來越強烈。我心情沉重，拖著步子返回病房，看到媽媽病床前坐著一個阿姨，而媽媽眼裡含著淚水。她性格堅強，從不曾在訪客和我們面前流露悲觀情緒，我吃驚地在門口站定。
只聽媽媽說：「雪萍，你見過他嗎？」
那個阿姨說：「是的，那年我哥哥生了孩子，我回家看望，偶然遇上了他，後來我們一直有聯繫，不過也只是通個電話，相互問候而已。」
「他也住在省城？」
「不，他只是來探親。」
「那，他……還好吧？」
「每個人評判好與不好的標準不同，我覺得他是平靜的。」
媽媽的聲音微帶顫抖：「不，他肯定恨著我。我……」
我愕然，只見那位阿姨握住了媽媽的手，打斷了她：「燕子，有些事我們必須放下。」
媽媽叫嚴小燕，在我童年時，爸爸似乎還叫她小燕，中年過後，他甚至直接叫她老嚴，我曾和子東竊竊私語議論，如此稱呼老婆，真是老幹部腔十足。這還是我初次聽到有人用這個昵稱來稱呼她，只見她猛然搖頭，面孔一瞬間扭曲了，我嚇了一跳，連忙進去：「媽媽，是不是又痛得厲害了？」
那位阿姨說：「怪我不好，讓你媽媽激動了，你是可可吧，來，幫你媽媽倒點水。」
我依言倒了一杯水過來，媽媽已經調整平穩呼吸，跟我介紹說：「可可，這位是梅雪萍阿姨，當年我們在一個地方插隊。她特意坐三個多小時的長途車趕到省城來看我。」
「謝謝梅姨。」
媽媽是北京人，當年沒有像她一同來插隊的同學那樣返回原籍，而是留在省城漢江市讀書、工作、定居，這是我頭一次見到她知青時代的老友。梅姨看上去比病前的媽媽要蒼老得多，衣著簡樸，不事修飾，不過神態中自有一種安寧鎮定的氣度。她微微一笑，站了起來：「我要去取葯，再趕末班車回去，燕子，你好好休息。」
媽媽神情複雜，欲言又止，點了點頭：「你住得太遠，我不留你。可可，幫我送一下梅姨。」
我陪梅姨出來，到電梯邊，她站定，輕聲說：「可可，不要難過。」
我怔住，隨即眼淚撲簌簌落了下來：「梅姨，我媽媽是不是已經知道她的病情了？」
「她自己就是醫生，很清楚你們對她隱瞞的是什麼。放心，在這方面，她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可那是我的母親，她再怎麼達觀，我也沒辦法因此做到鬆一口氣。梅姨當然清楚我的感受，她留下電話和地址，囑咐我好好照顧媽媽，有事立刻通知她。我點頭答應，並沒有探究她們過去的生活。
一個月後，媽媽病逝。我給梅姨打了電話，她趕來出席了追悼會。她握著我的手，對我和弟弟說：「節哀。上次我過來，你媽媽對我說過，她之所以拒絕進一步放療，就是希望走得從容，讓兒女在回憶里保留她健康時的樣子。」
追悼會結束後，她便悄然離開。
這封信寫於1983年8月，算一算，當時我六歲。我抽出發黃的信紙，信是用純藍墨水寫就的，竟然沒怎麼褪色，字跡纖細而工整。看到開頭母親的名字，我的鼻子便已經有些發酸。
燕子：
接到你的來信，我很意外，又很開心。我確實是方圓上百里留下的最後一個知青，但我留下的原因很複雜，並不像你看到的那篇報道里寫的那樣無私奉獻，大概記者覺得必須把我拔高一下，宣傳起來才更有意義吧。
我已經結婚，兒子今年五歲，理論上說，我可以帶著丈夫和兒子返回省城，熬上幾年，他們的戶口也許可以解決。可是我回去探親，感覺我出生的地方對我而言已經變得十分陌生，我丈夫更是無所適從，根本無法適應城市。我的哥哥姐姐對我很好，但他們是工薪階層，從居住條件到經濟收入都並不寬裕，無法接納三口之家。我能找到的最好職業也不過是去街道小廠做一名工人。思前想後，我只好選擇放棄城市。我唯一不放心的是父母年事已高，身體都不算好，好在哥哥姐姐可以照顧他們，幫我盡孝。
每個人都在找自己在生活中合適的位置，至少在這裡，還有很多人是需要我的。
清崗這個地方也慢慢有了變化，外出打工的年輕人開始多了起來，我想生活總歸是在向一個好的方向前進。
我和過去的同學聯繫不多，畢竟插隊這種經歷太過艱苦，大家好不容易擺脫，需要更長一段時間才有回顧與懷舊的情緒。
很抱歉，我並不知道何原平的下落，據我所知，他與所有同學都斷絕了聯繫。他家離我家不遠，去年我回城探親時，探訪了他的父母，他們說跟他沒有聯繫，完全不願意提起他。也不能怪他們，他們和我父母一樣，都是好人，一生謹慎老實地生活，視名譽臉面大過生命，無法接受發生在何原平身上的事情。
看了你的來信，我心情很複雜。不管怎麼說，請不要那樣激烈地批評自己，燕子，我不能替何原平說諒解，也不認為我有資格評價你的行為，那種身不由己的年代，我們每個人都有被扭曲的時刻。
事已至此，你不要再拿往事折磨自己。我現在相信人都有自己的命運，我們必須向前看，放下心頭的負擔，才能繼續生活下去。
雪萍
我的目光牢牢定在三個字上面：何原平。
這和媽媽在病房中對梅姨提到的那個「他」應該是同一個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