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職的第二天晚上，與我同時下崗的一位工友請我去街上的一家小飯館喝酒。說起將來的前途，他極力慫恿我和他一起干出租。這人姓佘，榮炳人，早年跑過運輸。他說，出租這個行業來錢快，自由，沒有那麼多複雜的人際關係需要你去走鋼絲，「如果你也打算在這一行里安身，我負責在三天之內教會你開車。」
我很快就學會了開車。經他指點，我從黑市上買了一張駕照，與邗橋當地一家計程車公司簽了約。
兩年後的一個下雪天的清晨，我開車去南京祿口機場接人。在途經郊外的一座石橋時，為了避讓一輛從河邊松樹林里突然躥出的電動車，計程車瞬間失去了控制。在撞向大橋的水泥橋欄的一剎那，我本能地向左打輪。汽車在雪地里平移了十幾米之後，撞開大橋中間的隔離欄杆，迎面撞上了一輛白色的皇冠。
透過被震碎的前擋風，我看見對面那輛車的頂蓋向上高高翹起，露出了扭曲變形的發動機構件。接下來，就是一段漫長的寂靜，惟有風從車頂上呼呼刮過。在神智尚未陷入混沌之時，我還來得及認真地比較了一下兩種完全不同的後果：
與現在的這個結果相比，如果我剛才聽任汽車撞斷橋欄，從右側翻入河中，就此了結我這丟人現眼的一生，哪一個結果更好？
一輛滿載大白菜的機電船，劈波斬浪，正從橋下穿過。而在左前方的路基上，一個遛狗的中年婦女已決定回頭，向出事地點急速跑來。
三個月後，事故雙方的當事人、單位和保險公司，終於在法院的一間會議室里見了面。我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但由我承擔的十一萬賠償費還是有點嚇人。見我臉色慘白地坐在桌邊一個勁地喝水，主持調解的一位女法官悄悄地把我叫到了門外的走廊里。她往我跟前湊了湊，嫵媚的大眼睛朝我眨了眨，帶著薄荷香味的清新口氣吹在我臉上。她說：
「我們已經發現，你的駕照是偽造的。但我們會假裝沒有發現。大家都不容易。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馬上說：「我懂的，我懂的。」
等到女法官扭著王曼卿似的大屁股回到了會議室之後，她那溫柔的眼神一直默默地注視著我。我被她盯得很不自在，就決定順從她的意願，在協議上簽字。我看見她朝我點點頭，向我投來讚許的微笑，我就知道自己是做對了。皇冠的車主是一個看上去有些威嚴的老頭。簽完字，老頭笑嘻嘻地朝我走過來。儘管他骨折的右手還吊在胸前，但他還是堅持用那隻沒有受傷的手跟我握別。最後，老頭慷慨地向我表示，給個十萬就行了，那一萬的零頭就算了，「大家都不容易嘛！」
我還不知道到哪裡去湊齊這十萬元的賠償款，但心裡既然已經抱定了「就算已經死過一次，不妨再多活幾天看看」這樣的想法，也並不怎樣慌張。當我得知，只要將邗橋新村的那處公寓掛牌出售，所得款項在償付所有的賠償款之後還略有剩餘時，心裡頓時一陣鬆快。
當天晚上，我獨自一人去飯館喝酒。我狠了狠心，決定好好犒勞自己一番。我點了平常最愛吃的魚香肉絲和宮保雞丁，外加一盤炒豬肝，津津有味地喝了半瓶酒。就算眼淚止不住地落在酒盅里，二鍋頭還是他娘的二鍋頭，喝上去還是那麼的帶勁，我那山窮水盡的日子，也還過得下去。
賠償的事有了眉目，我的心裡就踏實多了。趁著房屋尚未最終交割，我準備去麻煩一下我的老朋友趙同彬，看看能不能在他的公司里找點事做。我父親在世的時候，曾為同彬看過相。他讓我把同彬當成一輩子的朋友來交往，言下之意，到了危急時刻，這個人還是靠得住的。我給他打了一天的電話，他的手機都在關機狀態，心裡就有點犯嘀咕。
我決定直接去一趟南京。
在玄武區「同泰花園」的一個雙拼別墅前，我見到了同彬的父親長生。他正在院子里的紫藤花架下打瞌睡。長生七十多歲了，有點輕微的老年痴呆，但氣色卻很好。他說裝修這一行在南京是越來越難了，早在一年前，同彬已把主要的業務都移到了山西。他們夫婦倆，現在有一多半時間都待在那邊。可具體在什麼地方，他也不清楚。他說新珍去菜場了，一會就回來。她對兒子的情況比較熟悉。老人掙扎著起身，要拉我進屋去泡茶。我按住了他。我說，我來南京辦事，順道過來看看，沒什麼事情。既然同彬不在，下次再來會他。
我在走出小區大門的時候，看到新珍拎著一兜土豆和番茄，戴著一塊鄉下人的舊方巾，正從菜場的大鐵門裡出來。我一時沒想好跟她見了面該說些什麼，就閃到了門房邊一個垃圾桶的背後，沒再與她搭話。
同彬後來到邗橋來找過我一次。那時，邗橋新村的公寓已經易主，我去了距離邗橋四十公里外的一個名叫龍潭的地方，在一家建築工地打零工。中午回到宿舍，看見床上的手機上有八九個未接電話，都是同彬打來的。我沒給他回電。
我在龍潭只呆了七個月。我倒也不是嫌錢少（老闆所許諾的工資，事實上只能領到一半），而是夏日將近，天氣漸熱，十幾個人擠在簡易的石棉瓦板房裡，那股腥臊味實在讓人受不了。經人介紹，我去了上會，幫人照看魚場。有一個安徽人在那裡包了一塊湖面養魚。那年初冬，附近的化工廠向湖裡偷排污水。我早上一覺醒來，就看見湖面上白花花一片。層層疊疊的死魚與吐著白穗子的蘆葦盪連接在一起，初一看，還以為湖上下了一夜的大雪呢。我隨後就離開了那裡，輾轉來到了新豐鎮，在那裡的中心小學做勤雜工。
慢慢地，我就發現了一個規律：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人帶路似的，我每搬一次家，就會離老家更近一些。所以說，從表面上看，我只不過是在頻繁地變更工作，漂泊無著，而實際上，卻是以一種我暫時還不明所以的方式，踏上了重返故鄉之路。
我最後的落腳點是青龍山的採石場。如果你的記性足夠好，應該還能記得，在我小時候，我父親曾來這裡開礦煉鐵。我在採石場的傳達室當了一名看門人。這個地方，離我的老家朱方鎮，只有十八華里。
我嬸子的骨灰落葬那天，我曾回過一次朱方鎮，給她老人家運去了一塊大青石做墓碑。辦完這件事後，我按照龍英告訴我的地址，去探望春琴。那時，她已經搬到了平昌花園小區的一個單元樓里。
夏桂秋為我開了門。她沒再喊我舅舅。她只是愣了一下，隨後笑道：「噢，我當是誰呢！」她正和另外三個人在客廳里打麻將。兩個女的，一個老頭，我都不認識。隨後，夏桂秋望了我一眼，補了一句：「她在北屋看電視。」
我進了春琴的屋，看見床頭的電視機上罩著一個紅色的燈芯絨布套，屋裡空無一人。夏桂秋一邊打牌，一邊轉過身來對我說：「興許是她嫌我們吵了，下樓兜圈子去了。」我問她龍冬去了哪裡，夏桂秋正忙著吃碰，沒再搭理我。我在客廳里勉強呆了半小時，在嘩啦嘩啦的洗牌聲中如坐針氈，出了一身汗。起身告辭時，正趕上一副牌結束。夏桂秋歪過身子，看了看下家老頭的牌，笑道：
「看你神氣活現、咋咋呼呼的樣子，我還當你摸了一手好牌呢，原來是個相公！以後少在我面前裝蒜！」
由於她在說這番話時，忽然冷冷地瞥了我一眼，我不免有些多心。下樓的時候，我把她的那句話仔細地琢磨了一下，有些疑心她是在指桑罵槐，心裡挺不是滋味。
回到採石場，我就給龍冬打了個電話。電話倒是通了，只是無人接聽，第二次撥過去，隨即就傳來了「嘟嘟」的忙音。
當天晚上，我躺在傳達室的床上，在淅淅瀝瀝的雨聲中想著春琴的處境，翻來覆去總也睡不著。不知為什麼，我有一種不太好的預感。我為春琴擔憂，回過頭來想想自己，也實在好不到哪裡去。過了年，我虛歲就滿五十了。都說人到了五十歲，就開始走下坡路了。可回顧我的一生，既然從來沒有上過坡，也就說不上什麼下坡路了。不過，如果把人的一生看成是一場演出的話，每個人都有下場的時候。不論你是犬羊之形，還是虎豹之身，不管你是蒲柳之姿，還是松柏之質，都有零落凋謝、草草收場的一天。到了這把年紀，我也該準備下場啦！正像梅芳當年說過的一樣，到了該放下的時候，就是放不下，也得撒手。故鄉就在十八華里之外，我已經回不去了，青龍山這個地方，眼看著就將成為我人生的最後一站。其實也挺好。雖說是荒山野嶺，人跡罕逢，但我一想到我那死去多年的父親曾經在這裡開過礦，心裡總覺得這裡的一草一木都親切有味，能在這樣一個地方終老，也還算湊合吧。這樣想著，天快亮時，我總算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第二年盛夏的一天，我記得是中午十二點鐘剛過的光景，我正在傳達室里看午間新聞，一個身材短小、皮膚黝黑的姑娘來到了傳達室的門前。我正要上前問她找誰，那姑娘一把摘下頭上的草帽，笑著對我說：「伯伯你忘性大。你又不認識我了？我是蘆花呀。」
原來是蘆花，永勝的二女兒，在朱方集團旗下的造紙廠當清潔工。在我嬸子骨灰下葬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