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冬將摩托車推進院門，停在了一棵棗樹下。他的妻子夏桂秋正在廊下剝著蠶豆，招呼我進屋吃飯。春琴換了一身水藍色的新褂子，勻了臉，盤了髮髻，正在灶下燒火。看到我進門，春琴沖我笑了一下，問我要不要把身上淋濕的衣服換下來。可她也就這麼一說，過後就忘了。倒是桂秋聽見婆婆的這句話，趕緊去裡屋找出了一件龍冬的夾克，不由分說，幫我把衣服換了下來，將濕衣服拿到灶下去烘烤。
老家拆遷後，安置房的水電還沒有通。春琴和兒子、兒媳，從新珍表姐的手裡租下了一處小院，算作過渡。這處幽僻的宅院，應當就是琴師趙孟舒自盡前最後的造訪之地。至於說新珍的表姐（還有糧管所的羅站長）又搬到了哪裡，我就不知道了。
在朱方鎮的這三四天中，春琴一次也沒有向我提起她的弟弟春生。她不提，我也不便貿然動問。在我小時候，隱約就聽到村裡流傳著這樣一個俚語：像春琴家那樣倒霉。他們家原先有六口人，日子雖說不算富裕，也是中上人家。她的祖父、父親和最疼愛她的哥哥，居然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先後死去，且死得不明不白。她本人在十五歲那一年，嫁給了四十齣頭的趙德正。後來她母親也去世了。唯一的弟弟去了千里之外的貴州。
現在，這個弟弟也不在了。
一天晚上，龍冬在陪我喝酒時，眼裡淚光閃爍，偷偷地對我道：「我真擔心她跨不過這道坎。你回來一趟，打個岔，謝天謝地，這事總算過去了。如果單位沒什麼要緊的事，不妨在家多待兩天，陪她說說話。」
可我的看法與龍冬完全不同。
我知道，春琴表面上的平靜之下，其實暗藏著一種遠比悲傷可怕得多的東西，那就是厭倦。那是一種預先接受了最後的結果（死亡），硬起心腸，決意在這世界上再耽擱幾天的麻木和呆鈍。而這正是我所擔心的。她的眼睛盯著你的時候其實並不在看你。她在聽人說話的時候，其實是在走神。她在對你微笑的時候依然眉頭緊蹙。她在跟你說話時言不由衷。彷彿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一切都與她全然無關。
這天中午吃飯的時候，夏桂秋不時地往我杯中斟酒。她跟著龍冬叫我舅舅。這個來自皮村的姑娘，表面上看，有說有笑，一點也不像春琴向我抱怨的那樣兇悍。她一連兩次借故與婆婆搭話，臉上帶著笑（甚至，她在第二次與婆婆說話時，還伸手捋了捋她的胳膊）。可春琴一直陰沉著臉，只當聽不見，對兒媳的真情假意，完全不予理睬。桂秋訕訕地瞥了我一眼，有點下不來台，又不便當場發作，臉色陡然間也變得很難看。稍後，她心緒煩亂地往嘴裡扒飯時，不小心咬破了嘴唇。看著餐巾紙上殷紅的血點，我暗暗有些擔心，桂秋勉強咽下去的這口惡氣，遲早會變著法子發泄出來。
等到吃完午飯，春琴去廚房洗碗的這個當口，夏桂秋笑吟吟地將一條熱毛巾遞給我擦臉，隨後揚聲道：
「吹。一天到晚就知道吹！什麼特級飛行員嘍，什麼特訓大隊長嘍，今天三等功，明天二等功，好像天底下再也找不出第二個這樣的寶貨。等到那飛機從半天空往下一掉，轟的一聲，騰起一片火來，連屍骨都化成了煙，被風颳得沒影了。這下好了，不吹了，歇了屄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還口口聲聲威脅我，讓她弟弟回來收拾我，來呀，你怎麼不讓他來收拾我的屄。」
桂秋在說這番話時，故意提高了嗓門，以便讓婆婆在廚房裡可以聽到。碗碟在搪瓷盆里的碰撞和刮捎聲突然停了下來，廚房裡一片靜寂。
短短半分鐘的停頓過後，春琴仍接著洗碗。
就算天底下的婆媳都是天敵，就算多年的積怨與爭鬥壓在心裡不吐不快，春生剛死，桂秋竟然能說出這麼一番話，已經不能用「惡毒」或「令人髮指」來形容了。直到這時，我才忽然想明白，當初龍冬與夏桂秋談戀愛時，春琴為何要不顧性命地加以阻攔。當然，春琴成天掛在嘴上的那句「遲早我要死在她手上」，也絕非是一時氣話。
本來，我昨晚已經答應龍冬在朱方鎮再住兩天，到了這時，我只得暗暗在心裡編造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以便在當天下午就返回邗橋。奇怪的是，不論是桂秋、龍冬，還是春琴，都沒再流露出任何挽留的意思。
我和春琴沿著雜亂而潮濕的街道往前走。我記得當年春琴送我去南京時，走的是同一條路。面目全非的街道，已無任何遺存可以讓我去辨認過去的歲月。二十四年的光陰，彈指而過，不知所終，讓回憶變得既遲鈍，又令人心悸。在經過一家水果攤時，春琴忽然站住了。她問我，知不知道一種名叫海洛因的東西。海洛因與趙錫光偷偷種在院里的鴉片相比，到底哪個更毒？我不知道她為什麼要這樣問，正想著如何跟她解釋，春琴已經轉過身去，向水果攤的老闆詢問蘆柑的價格了。她要給我買點蘆柑，讓我帶在路上吃，對我的勸阻完全不予理會。
老闆斜靠在一個木椅上看電視。他懶洋洋地看了春琴一眼，說了一個價格。春琴還了價，老闆就不耐煩地朝她揮了揮手，決定不再搭理她。春琴猶猶豫豫地往前走了幾步，還是站住了。她又回過身去，再次來到了那家水果攤前。她撩起那件水藍色褂子的下擺，斜著身子，從夾襖的側兜里往外拿錢。那些花花綠綠、幣值不一、疊得整整齊齊的碎票子，被她包在一面皺巴巴的手帕里。老闆把稱好的蘆柑扔給她，帶著一種嫌惡的神情，從她手裡接過錢，看也不看，一把丟在了放錢的硬紙盒裡，仍舊轉過身去，瞧著電視機的熒屏，咧開嘴笑。
當年朱方汽車站所在的那個小山坡，已經被推平了。售票處的小屋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中石化的一座加油站。
我和春琴在路邊的站牌下等車。
我終於有機會認真地問她，春生到底是怎麼死的。那時，春琴已不願意再提這個話頭。她的嘴唇不住地顫抖，欲言又止，最後終於忍住了，沒有掉淚。過了好一會兒，她才嘆了口氣對我道：
「怎麼死的？還不是叫人家給咒死了。說不定哪一天，連我也要叫她給謀害了。死了也好，我讓她。」
春琴口中的這個她，指的是誰，不言而喻。
我明知道她們婆媳間的恩怨已勢同水火，難以化解，還是說了一大堆連我自己也不相信的話來安慰她。大概是看見一輛擠滿了人的中巴車搖搖晃晃地開了過來，春琴把手裡的那袋蘆柑遞給我，勉強朝我笑了笑，讓我不用擔心她，「到了實在熬不過去的那一天，大不了我就到南京來投奔你。」
她這麼說，不過是一句玩笑話。但「投奔」二字，聽上去還是讓人有些驚心。
我回到邗橋之後，塑鋼廠正式宣布倒閉。清算後的資產、地皮以及巨大的債務，都一同轉給了南京的一家房地產公司。
我拿著買斷工齡的六萬塊錢，提前辦理了退休。
半年後，我從一場車禍中死裡逃生。我在醫院的病床上蘇醒過來，面對大夫「如何通知家屬」的嚴厲質詢時，想來想去，這個所謂的「家屬」，只能是春琴。但我沒有提供她的聯繫方式。我強忍著麻藥失效後劇烈的疼痛，對大夫笑了笑，道：「我的情況稍微有點特殊。怎麼說呢，我既是病人，同時也是他的家屬。」
大夫離開後，我忽然想起春琴「大不了我就來南京投奔你」那句話，不由得滿眼落淚。
那時，我已經意識到，我和春琴，在終於走投無路、對糟糕的命運仍抱有一絲不切實際的幻想的時候，都把投奔對方作為自己不假思索的選擇。可問題在於，兩個選擇，不僅方向相反，而且互為矛盾。
我再次見到春琴，已經是五年之後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