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寬同性戀身份的首次暴露，還要追溯到一九六九年的秋末。那天早晨，龍英舉著一把菜刀衝進學校喊打喊殺，成為轟動鄉里的大事。村民們只聽說龍英要殺唐文寬，但並不知道這一瘋狂的舉動背後，究竟藏有怎樣的秘密。趙德正在第一時間就覺察到了事件的嚴重性。當天晚上，他派人將唐文寬叫到了大隊部，由他本人和高定邦、高定國兄弟出面，向唐文寬詢問整個事件的始末（出於對事情結果的敏感和預判，趙德正沒有通知梅芳參加）。
如果說唐文寬一進門就跪在地上自打耳光的行為，已足以讓三個人面面相覷，心驚肉跳，他接下來所供述的那樁醜行，更是讓人目瞪口呆，神魂出竅。三個人你看著我，我看著你，都不約而同地撓起了頭皮。
高定國將唐文寬斥退之後，立即就要給公社黨委打電話，遇事老成的高定邦攔住了他：「先別急，聽聽老趙怎麼說。」
趙德正抽光了煙盒裡的煙，又向定邦討了一支，叼在嘴上，這才道：
「這種醜事，要報上去，文寬的命就保不住了。常言道，人命關天。他一個外鄉人，丟了一條胳膊，投奔到我們村裡來，雖說做出了這等傷天害理的事，但也沒到挨槍子的地步。他這一死倒是一了百了，可小滿還是個孩子，少不得要受些牽扯。若是文寬被抓，拔出蘿蔔帶出泥，這事就包不住。日後讓小滿如何做人？再說，出了這事，我們大隊連續五年的先進集體、連續三年的流動紅旗，統統都得泡湯。兩位將來的政治前途難免不受影響。這事還得好好琢磨，事緩則圓嘛。」
說到將來的政治前途，會計高定國也安靜下來，陷入了沉思。最後，兄弟倆都拍著胸脯向趙德正保證：此事如何處置，全憑趙老哥一句話，「這一回，我們哥倆都聽你的。」
德正道：「得把這件事整個兜住。要是以後鼓了包，漏了水，責任由我一人承擔，與你們兩兄弟不相干。趁著這事還沒有傳揚出去，當務之急，得趕緊想法子，將龍英的那張嘴封上。你們兩個馬上去找龍英和牛皋，做通他們的思想工作，事不宜遲。」
當天深夜，高定邦獨自一人，敲開了龍英家的大門。
思路縝密的高定邦，想得比趙德正還要遠得多。他私下裡許諾龍英說，到了年底，大隊會多分給她家一百斤紅薯，讓她無論如何嚴守秘密。龍英滿心歡喜，一口答應了下來。可高定邦還不放心。他問龍英用什麼法子死守秘密。龍英說：「那還用說！既然高主任發了話，就是上刀山，下油鍋，打死我也不吐露半句實情。」
定邦說：「這不行。俗話說，紙包不住火。你越是遮遮掩掩，人家的胃口反而會被你吊起來，那樣反而壞事。」
龍英仰著臉，朝定邦跟前湊了湊，柔聲細氣地問他：「那我該咋辦呀？」
「告訴他們一個假秘密。」定邦順勢將龍英的肩膀扳了過來，把嘴貼在她耳朵上，囑咐她道：「要是有人問起，你就說，小滿在學校里淘氣，惹惱了唐文寬。那狗日的教訓孩子不知輕重，一腳踢在小滿的小肚子上，小雞巴腫得像臘腸一樣，幾天撒不出尿來。」
龍英也把嘴巴貼在高定邦的耳朵上，微微紅了臉，漾漾地笑道：「你怎麼說，我就怎麼做，絕沒二話。時候還早，高主任再坐坐？」
高定邦因聽見裡屋傳來老牛皋的咳嗽聲，獃獃地僵了一小會兒，硬起頭皮道：
「不坐了。」
第二天一早，社員們在村東的地頭拔黃豆時，新珍和銀娣等幾個好事的婦女都圍著龍英，問這問那，變著法子從她嘴裡套話。龍英的確很有表演天分，一提起小滿，她的淚水就奪眶而出。哭了半天，又將高定邦教給她的那個故事及時拋了出來，害得新珍和銀娣同時摟著她肩膀，好言好語地勸慰她。銀娣說：
「踢一腳，算是硬傷，消了腫就好了。不妨礙將來生兒育女。」
新珍還介紹給她一個偏方：將樟木樹枝放在鍋里煎，將水倒在一隻尿壺裡，在壺口蒙上個毛巾，給小滿熏一熏，「立馬就能見效」。
正像高定邦所預料的那樣，他信口胡編的這個故事，日後就成為了解釋這樁奇聞的標準版本。事情很快就平息下來。不過，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唐文寬本人都一直生活在提心弔膽的恐懼中。他整日整夜睡不著覺，在夢中反覆出現的畫面只有兩個：其一，公安幹警拎著手銬，突然出現在學校的操場上；其二，他在刑場上被五花大綁執行槍決的時候，突然想撒尿。
唐文寬有事沒事總愛到大隊部門前來東張西望，查看動靜。只有當他看見趙德正穩穩噹噹地向他點頭微笑時，心中的那種瀕臨崩潰的悸動不安才會暫時平復。他越是渴望如釋重負的感覺，就越加頻繁地去大隊部門口踅探，就這樣惡性循環，難以遏止。可他並不知道，當時的趙德正，也像他一樣，日復一日地生活在莫名的焦慮中。知情不報，或窩藏罪犯，都是天大的責任，不僅有違起碼的組織原則，實際上也觸犯了國家的法律。除此之外，德正的憂慮還有：既然唐文寬有龍陽之癖，你很難保證，這事過去之後，他就不會去動別的孩子的腦筋。又不能無緣無故地將他從教師的崗位上擼下來——除了唐文寬，他到哪兒去找這麼一位什麼都能教的先生？思前想後，疑竇叢生，從此落下一塊心病。平時挨著枕頭就鼾聲如雷的趙德正，竟然也因長期的失眠，不得不去公社的衛生院找荀大夫開安眠藥。
幾年後的一天，當高定國找到唐文寬，將設計捉拿趙德正的計畫向他交底，並命令他配合的時候，唐文寬一口拒絕。
高定國可沒工夫跟他磨嘴皮。他直截了當地對文寬道：
「我與趙德正沒雞巴仇。是公社書記郝建文想弄他。這是嚴肅的政治任務，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按我說的去做，否則的話，後果你是知道的。」
高定國做了一個朝自己的太陽穴開槍的動作，隨後揚長而去。驚魂未定的唐文寬哭喪著臉去和老婆王曼卿商量。曼卿說：「這事明擺著：你不幹，就是個死；幹了，也是個死。你想想看，趙德正落了難，被人抓去一拷問，少不得把你牽出來。既然都是個死，我勸你別干。就是死了，也值個價。」
可唐文寬最終還是選擇了與高定國合作。
聽春琴說，在德正死後，唐文寬一反常態，撲在德正的墳頭號啕大哭。每年清明節，他都會一個人去村東的桑樹地為德正上墳。在趙德正最後的日子裡，唐文寬自覺沒臉去醫院探望他，只有等他死後，通過清明節的祭拜，來默默地表達對死者的尊敬與愧疚。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唐文寬的同性戀身份不再是秘密。那時候，村子裡的人都忙著做生意，辦廠子賺錢，對於一個外鄉人特殊的性取向並不十分在意。應當說，即便到了那個年代，村裡人對於同性戀的知識簡直貧乏得可憐。就連見多識廣的趙同彬，也把男人之間的性行為比喻為「拼刺刀」，就足以說明問題了。
到了一九九八年，隨著我們鄉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在魏家墩被查出，村裡人出於對這種致命病毒的過分恐懼，錯誤地將同性戀與艾滋病划上了等號。唐文寬知道自己在村莊里待不下去了，就和王曼卿商量，變賣房產、轉讓田地，舉家搬到了江都的邵伯，去投奔他的一個表弟去了。
最後送他們去江邊碼頭的，是漁佬柏生。
唐文寬夫婦離開後，留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疑問：平常總愛去找唐文寬下棋的更生，是否也有同性戀的嫌疑？
順便說一句，更生是在孤獨和屈辱中離世的。唐文寬走後，原本一直躲在暗處的更生，終於被人推到了前台，成了骯髒、變態和猥瑣的象徵，受盡了村人的冷遇和家人白眼。更生死後，兒子永勝獨自一人將他的遺體送去殯儀館火化，家裡眾多的親戚無一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