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鱉、花大姐、臭大姐、百腳、金天牛、斑點天牛、壁虎、蜥蜴、螳螂、蟈蟈、蟋蟀、潮濕蟲、鼻涕蟲、放屁蟲、蜜蜂、馬蜂、灰蛾、蟑螂、毛毛蟲、螞蚱、獨角牛、蠅虎、蜘蛛、蠍子……
有多少種蟲子，沈祖英就會發出多少種恐怖的叫喊聲。
每年仲春至冬初的這段漫長的日子裡，數不清的小蟲會從門縫鑽到圖書館裡來，有時候也會順著爬牆虎直接進入二樓的書庫。每當祖英發出凄厲而誇張的尖叫時，我就知道，她如果不是看見了蟲子，那也一定是發現了蟲子的屍體。久而久之，我往往能夠通過她尖叫聲的高、低、緩、急，大致判斷出這些小動物的種類和大小。
不過，這事也不能一概而論。
有時候，她發現了壁虎、蜈蚣，甚至烙鐵頭一類醜陋而兇猛的動物時，聲音反而會小得多，甚至有些像耳語。據說，她擔心自己的大喊大叫會惹怒這些動物，進而向她發起致命的攻擊。通常，我一聽到她的叫聲，就會立即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務，尋聲趕到她身邊。她那驚恐萬狀的臉上，滿是討好、央求的溫柔神情，重現少婦般的嬌羞以及少女般楚楚可憐的無助。
在我與她共事的十幾年裡，我也曾成功地教會她去辨識一種可愛的小昆蟲，幫助她擺脫對昆蟲的恐懼。那是一種在我們這一帶非常常見的甲蟲。有人叫它跳水蟲，也有人叫它磕頭蟲。這是一種體型漂亮的硬殼蟲，身體扁瘦、油黑，爬起來動作誇張，身手敏捷，性情十分淘氣。如果你想讓它安靜一會兒，只消把它的身體翻過來，讓它仰面躺著就可以了。表面上，它溫順地躺在桌面上想心事，細長的小腳在胡亂蹬踢，實際上卻在暗中運氣。用不了多久，它脖子一梗，胸前的兩截硬甲兀然挺立，隨著「啵」的一聲，身體飛速彈起一二十公分，並在空中完成轉體，落下來的時候爬得更快，頗有一種「豈能奈我何」的輕蔑。
沈祖英很快就迷上了它。沒事的時候，她也會在二樓的辦公桌上逗它玩。有一回，我正在樓下睡中覺，忽然被祖英推醒了。她笑嘻嘻地告訴我，她剛剛捉住了一隻個頭很大的跳水蟲，但任憑你怎麼讓它四腳朝天，它總是懶洋洋的，不肯彈跳。她讓我上樓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跟著祖英來到二樓的窗前，看見那隻蟲子被她罩在一隻玻璃茶杯里，繞著倒扣的杯沿爬得正歡。為了防止沈祖英發出尖叫，我用杯底將它按死，並撕下一塊報紙，將它的屍體包好扔進紙簍里之後，這才告訴她，她剛才捉住的可不是什麼跳水蟲，而是一隻黑翅蟑螂。祖英嚇得面無人色，差點昏厥過去。她一把抱住我的胳膊，命令我即刻把紙簍中的垃圾拿到樓下去扔掉，扔得越遠越好。至於那隻玻璃杯，「你拿去水房洗一洗，自己留著用好了，不用還我了。」
正是因為那些昆蟲和小動物的存在，在工會圖書館工作的那些年中，我和沈祖英始終維持著一種輕鬆、自然而親切的關係。但我內心也十分清楚，祖英並不是一個很好打交道的人。即便是她在對我最好的時候，我仍能感覺到我們之間那段無形的距離。若是碰上下雨天，圖書館沒什麼人來，我閑極無聊，也會上樓去找她聊天。我們之間的談話，就像鐘擺一樣，只能在一定的刻度之內來回擺動，有太多的話題我都無法觸碰。不過，就算我說了什麼不該說的話，問了什麼不該問的事，祖英也從來不會生氣，更無疾言厲色，通常只是淡淡一笑，不置可否而已。
有一天下午，我捧著一本金庸的小說，偷偷地躲在一個牆角里讀得天昏地暗。沈祖英手裡拿著一把雞毛撣子，拂拭書架上的灰塵，悄悄地走近我身邊，遠遠朝我的書上瞄一眼，居然就知道我正在讀《書劍恩仇錄》。她煞有介事地教訓我說：「把大好的光陰浪費在一個三流的作家身上，實在是可惜。」我有點賭氣似的反問道：「如果連金庸這樣天下聞名的大作家都是三流的，那還有什麼樣的作家可以被稱為是一流的呢？」祖英隨手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看都不看，就朝我扔了過來。
我接住一看，居然是《奧德賽》。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我把這本《奧德賽》帶回到邗橋新村的房子里，一連讀了兩遍，怎麼也沒覺得它有什麼好。剩下來的只是這樣一個疑問：一個有資格推薦荷馬史詩的人，想必絕非等閑之輩吧？
我只知道她老家在天津，父親曾是天津一家紗廠的老闆。至於說她因何流落到江南，在邗橋磚瓦廠當一名圖書管理員，則不得而知。儘管她的家就在邗橋鎮，奇怪的是，在我們共事的這些年中，她從未請我去他們家做客，也從未向我提及她的任何一位家庭成員。同彬說，祖英應該沒有結過婚（否則的話，五十多歲的人，不可能保持如此完美的身材），不知真假。我想，祖英一直刻意避免談起她的身世，或許並不是因為她的過往經歷有什麼難言之隱，而是在她看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理想狀態，本應如此之淡。她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起過，每個人都是海上的孤立小島（這個比喻來自《奧德賽》），可以互相瞭望，但卻無法互相替代。這是因為，「每個人都在奔自己的前程，也在奔自己的死亡。」從她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俗諺中，我們可以隱約窺見她對生活的基本看法：
朝騎鸞鳳到碧落
暮見桑田生白波
一九九四年冬，我偶然聽說，祖英要在年底前退休，心中不由得七上八下，惘然若失。年末時，我接到了龍冬打來的一個電話，說他打算在來年的正月初二結婚。新娘姓夏，是皮村人。春琴對這門親事橫加阻攔，至今還不肯與他的未婚妻見面，成天躺在床上哭，「家裡鬧成了一鍋粥」。龍冬問我能不能提前幾天回鄉，幫他張羅一下婚事。我向廠里請了假，提前一周返回了鄉下，沒來得及趕上工會為祖英安排的茶話會。
等到我從鄉下回來，圖書館早已人去樓空。正當我以為再也見不到她時，祖英卻笑嘻嘻地來了。那是上班後的第三天，正好是元宵節。她手裡拎著一隻竹籃，上面蓋著一塊毛巾。一進門，她就囑咐我去水房裡生爐子，等水燒開了，她來下湯糰。那天中午，當我們兩個人坐在空蕩蕩的閱覽室里，吃著熱氣騰騰的湯糰時，我忽然記起來，十多年來，我還是第一次與她在一個桌上吃飯。
沈祖英是一個一絲不苟的人。即便她來看我這件無需解釋的小事，她也一定要讓它條分縷析，明明白白。她來看我，是因為一事未了——她還沒有正式向我告別（「你回家去了嘛！」），而不辭而別對她來說是不能接受的。她之所以會帶湯糰來，是因為當天恰好是元宵節，而我單身一人，「恐怕早已忘了元宵是什麼味了」。
在那個靜謐的午後，祖英一直都是高高興興的，但「輕鬆」兩個字，在她的言談中被重複得太多，反而有點讓人生疑。爐子上的水已經燒開好一會兒了。水蒸氣頂著鋁蓋，發出「噗噗」的滋水聲。她坐著沒動，我也沒動。閱覽室里光線暗淡，就我們兩個人。透過玻璃窗，可以看見屋外艷陽高照，繽紛的陽光把樹林里尚未融化的積雪襯得晶瑩剔透。在遠處的什麼地方，年節將盡的鞭炮聲靜靜地傳來，聽上去更覺落寞和傷感。
我問她退休後打算做些什麼，祖英笑著反問道：「還能做什麼？」隨後，她嘆了口氣，引用了黃庭堅的兩句詩，來說明她退休後的心境。
見我半天沒說話，她隨即就起身告辭。
除了沈祖英之外，還很少有什麼女人讓我產生過如此深的依戀之感。我喜歡她乾乾淨淨的樣子，喜歡她的膽小和恬靜，喜歡她臉上那種充滿揶揄卻欲言又止的神情，喜歡她身上讓人無法接近的深切的悲傷。
祖英離開後，我一個人在桌前坐了一會兒。太陽快要落山時，我來到了二樓，在書架上找到了一本《黃庭堅集》，很快就查到了沈祖英剛剛引用過的那首《登快閣》：
痴兒了卻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見過沈祖英，也沒有聽到過關於她的一丁點消息。我有一種無法說明的感覺：這個世界上或許存在著兩個沈祖英。我所見到的這一個，不過是另一個的陰影而已——那麼，那個處在明亮的陽光中，果敢、輕率、稚拙、任性而充滿活力的沈祖英，又會是什麼樣子呢？
當她的形象在我的記憶中變得越來越模糊時，我能記住的，就是她跟我說過的一兩句話，一兩個手勢。樓上再也不會傳來發現昆蟲的尖叫；夏天的中午，每當我在躺椅上睡覺時，也不會有人在我身上蓋上一件工作服；當那個發了瘋的京劇演員來圖書館看書時，再也不會有人悄悄地走到我身後，用胳膊輕輕推我一下，用半開玩笑的語氣對我說：「快看，你媽媽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