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七四年冬天，高家兄弟就已反目成仇。為了平息日甚一日的閑言碎語，高定邦一賭氣，就依了馬老大的攛掇，與野田裡的一個寡婦匆匆忙忙結了婚。但謠言並未就此歇絕。兩年後，高定國與梅芳離了婚。知青小付調到朱方中心小學任副校長，夫妻二人在朱方鎮上找了個房子住了下來，從此很少在村裡露面。村子裡有人議論說，如果高定國早一點離婚，或者說，高定邦晚一點和寡婦結婚的話，梅芳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投向大伯子的懷抱。當初，高定邦單身的時候，村裡人編出瞎話說，兄弟倆合娶了一個老婆。如今呢，梅芳一個人落了單，與哥嫂同在一個屋檐下，村裡人又說，高定邦等於是娶了兩個老婆——前半夜和寡婦睡，後半夜與梅芳睡，「過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翻過來，覆過去，閑話一樣有的說。
一天晚上，高定邦去野田裡岳丈家喝酒。在回家的路上，他醉醺醺地走到便通庵附近，往金鞭灣里撒了一泡尿，心中忽然就生出一個念頭來：金鞭灣的水直通長江，如果在便通庵建一個排灌站，把長江水調入新田，再在新田裡開挖一條河渠，取之不竭的長江水將會沿著水渠注入全大隊的每一寸良田。他讓弟媳梅芳幫忙，連夜給公社起草了一份報告。新上任的公社書記陳公泰正在四處抓典型、樹標兵，也很想鬧出點動靜來，當即就拍了板。他親自出面，和野田裡所屬的東升公社協商，不到一年，就在便通庵旁修了一個排灌站。剩下的事情就變得極其簡單了——高定邦只需在村莊與便通庵之間，開挖一條兩三米寬的人工渠就可以了。他對陳公泰誇下海口說，半年之內，就請陳書記來村裡為新修的水渠剪綵。
可是這一次，高定邦對形勢做出了錯誤的判斷。
他在祠堂里召集了社員大會，到場的人寥寥無幾。定邦又讓銀娣和新珍去各家動員，所有的人都笑臉相迎，滿口答應，可到了開工的那一天，除了大隊和生產隊的十幾位幹部之外，只來了三個人：老鴨子、春琴和王曼卿。
那時，年老色衰的王曼卿傍上了她生命中最後一位相好趙柏生，兩人搭夥在菱塘養鴨子。王曼卿只幹了半天活，下午就溜了號，去菱塘邊照料她的鴨子去了。
這天下午，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將開渠的人驅趕到了便通庵中。高定邦坐在一張小板凳上，望著屋檐的雨簾發愣。小武松潘乾貴走到他身邊，挨著他蹲了下來，遞給他一支煙。小武松說：
「時代不同了。如今田地都分到了各家各戶，所謂的大集體早已名存實亡。除了我們這幾個老杆子，你說說你還能指揮得動誰？你要修這條日屄的水渠，目的無非是為了防旱排澇，多打糧食，這是好心。大家都看在眼裡，不用說。可你想一想，就算是年年風調雨順，村子裡也沒人願意種地了。種地不賺錢，弄不好還他娘的賠錢，邪門啊！我們大隊的地，差不多有一半都撂了荒。每個人做夢都想辦個廠子，做點生意，一夜發家。就連王曼卿那等貨色，也都知道從鴨屁眼裡往外摳錢。我勸你不如趁早收手，別再干這吃力不討好的事了。我的話先說到這裡，你琢磨琢磨。」
那時，高定邦正憋了一肚子火沒處發呢，小武松的一番話，句句都戳到了他的痛處。定邦心煩意亂地站了起來，鐵青著臉，對小武松道：「如果你不想跟我再打一架的話，就請你滾遠點吧！」小武松也不願示弱，他把頭抵到定邦的胸前，挑釁似的笑道：「老哥，別那麼不識相。如果我們再打一架，你掂量掂量，誰會贏？」說完，沒等雨停，就一把拽過他老婆銀娣，回家去了。小武松夫婦這一走，幹部們很快也溜走了一大半。第二天來新田的工地上幹活的，就只剩下了四個人：高定邦、梅芳、春琴和新珍。
沒過兩天，新珍從公社的衛生院弄來了一張「腰椎間盤突出」的證明，向定邦告了假。春琴本來就和梅芳不對付，新珍在的時候，她還有個人可以說說話，新珍這一走，春琴總覺得哪兒有些彆扭。她在村中遇見了回娘家探親的趙金花。金花說：「人家大伯子和弟媳婦正打得熱火朝天，你一個寡婦人家，硬要攪在裡邊，礙手礙腳，有意思嗎？」經她這一頓搶白，春琴一生氣，也就不去了。
當高定邦與梅芳在新田裡挖溝的時候，村裡的幾個二流子就聚在更生家的山牆邊，端著飯碗一邊吃一邊看他們的笑話。這個說，「男女搭配，幹活不累。」那個說，「累了有什麼要緊？親個嘴，加點油，接著干，渾身是勁。」這些話傳到梅芳的耳中，她就哭著離開了。
新田的工地上終於只剩下了定邦一人。
春琴的家就在新田的邊上。她從窗戶里看見高定邦揮鋤開渠的身影，心裡就有點著急。她知道定邦是在跟自己鬥氣，知道他跟當年的丈夫趙德正一樣，作繭自縛，畫地為牢，掉在自己挖好的坑裡出不來了。她把兒子龍冬叫到跟前，央求他「好歹給定邦叔叔去做個伴，搭把手」。龍冬倒是很聽話，他二話沒說，扛起一把鐵鍬就出了門。可他還沒走到新田，就被龍英的兒子小滿截住，幾個人去祠堂打牌去了。
高定邦沒撐多久。他在吐了幾口鮮血之後，終於暈倒，被人送到了公社的衛生院。當天晚上，高定邦在病床上醒來，發現除了哭哭啼啼的老婆和眼巴巴望著自己的兒子之外，病房的椅子上還坐著一個人。等到眼前那影影綽綽、重重疊疊的影子終於在瞳孔中聚上了焦，定邦才認出來，那人正是我的堂哥趙禮平。禮平告訴他，他已經墊付了全部的醫藥費，並從鎮江的江濱醫院請來了一位專治胃出血的內科主任，「你安心養病。至於新田的那條河渠，你也不用操心，我來替你挖！」
高定邦一聽禮平要替他修渠，不由得笑了，「你來挖？你會變戲法？」
禮平道：「這你就不用管了。蟹有蟹路，蝦有蝦路，我自有辦法。」
定邦瞥了一眼堆滿床頭櫃的水果和補品（還有一束鮮花），在確定自己不是在做夢之後，再次笑了起來：
「趙董事長，這麼大的人情，我高某人可還不起啊！」
「高書記客氣了。」禮平不緊不慢地笑道，「要說人情呢，高書記求我的時候少，我求高書記的時候多。過去如此，將來恐怕還是如此。你好好養病。我們來日方長。來日方長。」說完，禮平站起身來，朝定邦拱了拱手，弓著身子，倒退著離開了病房。
大約半個月之後，大病初癒的高定邦在老婆的攙扶下，沿著剛剛竣工的河渠堤岸漫步的時候，不由得百感交集。他聽人說，趙禮平出錢，不知從哪裡弄來了幾百個安徽民工，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把水渠修得又寬又直。高定邦望著河渠兩岸新栽的整齊的塔松，禁不住悲從中來，老淚縱橫。小武松說得沒錯，時代在變，撬動時代變革的那個無形的力量也在變。在親眼看到金錢的神奇魔力之後，他的心裡十分清楚，如果說所謂的時代是一本大書的話，自己的那一頁，不知不覺中已經被人翻過去了。
老婆看見定邦哭，也跟著他哭。兩人哭了半天，老婆道： 「老高啊，自打我跟你成了家，還從來沒見你這麼高興過呢。」
高定邦吃驚地回過頭，望著老婆瘦小的身軀，心中悲憫難忍，不知道該對她說什麼。最後，他噙著熱淚，對老婆笑了笑，道：「高興。高興。」
這年秋天，高定邦辭去了大隊書記一職。他的職務由我原先的小舅子斜眼暫時代理。
但事情還沒完。
一年初春，來自福建的一位蔣姓老闆，酒足飯飽之後，由趙禮平陪著，在村裡村外轉悠了一整天。據說，蔣老闆對我們村一帶的風水讚不絕口。他站在便通庵的那處破廟前，手在空中胡亂地划了一個大圈，要把這一帶的土地「全都吃下來」。禮平問他怎麼個吃法。蔣老闆說：「這好辦，我們各出一半的錢，把這塊地方盤下來。至於將來做什麼，再說。只要有地，我不怕它長不出花花綠綠的票子來。我在朱方鎮找地方建造安置房，項目報批和全部的拆遷，你來負責。」
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
等到了第二年夏末，朱方鎮的安置房已悄然封頂，可禮平這邊的拆遷仍然一籌莫展。他咬咬牙，將原先許諾給村民的拆遷補償費提高了一倍，村民們照樣不理不睬。禮平一著急，就把剛剛在刑警大隊升任大隊長的高定國叫到了跟前，責令他找來些虎狼梟獍，動用「非常手段」，給那些冥頑不化的村民們一點顏色瞧瞧，「出了事，我擔著。」
高定國哭喪著臉道：「人好辦，你要多少，我給你叫多少。可都是本鄉本土的鄉親，低頭不見抬頭見，下不去手啊！」
最後，新上任的村長小斜眼想出了一個主意。他的斜眼緊盯著高定國，實際上卻是在跟趙禮平說話：「當年高定邦不是在新田修了一條水渠嗎？他娘的，一次也沒用過，如今正好派用場。乾脆，我們來他個水淹七軍！」
趙禮平一動不動地望著小斜眼，雖說兩個人的眼神怎麼也對不上，但他還是笑了。
那時的金鞭灣早已被附近的化工廠污染，濃稠的黑水順著高定邦下令開挖的水渠倒灌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