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圖書館是一個兩層樓的灰磚建築，隱沒在一片翠綠的杉樹林中，緊挨著職工食堂和工會俱樂部。牆磚寬厚、陳舊且結實，長著毛絨絨的碧綠苔蘚。在炎炎烈日之中，只要你一走進這座建築，就會立刻感到一縷迎面撲來的陰涼，令人郁燥頓除，神清氣爽。
沈祖英告訴我，這座圖書館建成的時間頂多也就十年。當年，廠里要修建一條通往江邊碼頭的專用鐵路，被一座巍峨的團城擋住了去路，主事的人說了聲「挖」，築路工人就在城牆上扒開了一個大豁口。厂部的領導覺得舊牆磚幾乎完好無損，丟掉了有些可惜，就用這些城磚蓋了這座圖書館。雖然經過了數百年的風吹日晒，這些城磚敲上去仍然噹噹作響，儼然金鐵之鳴，「這樣的磚頭，我們廠連一塊也造不出來。」
祖英說，幾百年來，南京城頭旗幟變幻，屢攻屢陷。每一塊城磚，都吸飽了兵士們的鮮血，那些瘋長的綠苔，正是兵士們的魂魄，「沒人的時候，你稍稍凝神屏息，就會聽到房子里刀劍相叩，喊打喊殺的嗡嗡聲。」沈祖英在向我說這番話的時候，我已經發現這個人有一個天生的弱點：膽小，且聯想豐富。
我剛去圖書館上班的那陣子，正值盛夏，幾乎每天午後都會下暴雨。當狂風從屋頂上呼呼地刮過，空曠的房子里的確回蕩著一陣陣尖利的囂鳴。不過，那聲音聽上去，倒不像刀劍相叩的廝殺和叫喊，更像是一聲聲滿含幽怨的嘆息。
按照廠里的規定，圖書館在周末照常開放，只是在每周三的下午，有半天的閉館休息時間。祖英負責樓上兩萬多冊圖書的借閱和編目，而我則在樓下照看報紙和期刊閱覽室。除了一些退休職工時常來閱覽室翻看報紙和電影畫報外，很少有工人來這裡借書。為了給自己找點事做，打發難熬的清閑，祖英每天都會把家裡的衣服拿到單位來洗。等到她把那些衣服洗了又洗，一件件抖開撫平，掛在晾衣繩上，差不多就要花去大半個上午。到了下午，照例是收衣服、燙衣服、疊衣服，沈祖英總有辦法讓自己一天到晚忙個不停。
沈祖英洗衣服的水房就在走廊的盡頭。嚴格來說，那個水房只是一個天井——地上鋪著青磚，水池的上方裝有防雨的塑料頂棚，西南兩邊的磚牆上各有一扇人字形瓦片搭成的花窗。水房裡還有一隻燒開水用的煤球爐。
兩棵高大的棗樹篩下一地的濃蔭。
在祖英不洗衣服的中午，我也會搬一張摺疊椅，躺在滿眼翠綠的天井裡，嗅著衣服上淡淡的肥皂味，隨便找一本書來看。看累了，就把目光投向窗外的野地。透過那些鼠耳狀的棗樹葉，我注意到，在遠處的一片收割後的麥田裡，矗立著一座古老的磚塔。一座磚塔孤零零地聳立在麥地里，的確有些奇怪。磚塔後面，是一個月牙形的荷花塘（雪蘭剛來的那些天，我曾帶她去磚塔下轉了轉。可雪蘭當時心緒不佳，對滿塘的荷花和四周幽深古樸的景緻無動於衷）。再往前，就是邗橋鎮了。祖英的家也在那裡。
我到達邗橋已經一個多月了。母親那邊沒有任何消息。
有一天，閱覽室來了一個人。這人看上去五十來歲，梳著齊耳短髮，穿著一件白色的確良襯衣。她一邊翻閱著雜誌，一邊偷偷地透過鼻樑上方的眼鏡，不時地覷我一眼。可她一旦發現我也在打量她，臉色就突然變得很嚴肅，迅速把目光移向別處，裝出沒有看我的樣子。
我一連試了幾次，每次都是這樣。
我腦子裡突然閃過一個荒唐的念頭：這人會不會就是我的母親？她把自己裝扮成一個讀者的樣子，悄悄地溜進閱覽室，會不會是為了在暗中觀察我，留意我的一舉一動？
我正亂七八糟地想著這些事，沈祖英雙手蘸滿肥皂沫，從水房裡悄悄來到我身邊，朝我遞了個眼色，小聲地叮囑我，讓我給那個女人倒一杯涼開水，送過去。除了這個女人之外，當時的閱覽室里還有另外的七八個人。沈祖英為什麼單單讓我給她一個人送涼白開呢？我心裡犯起了嘀咕，但還是決定照她的話去做。當我把水杯端到她跟前，她連頭也沒抬，不冷不熱地說了句「謝謝」，仍舊在翻看雜誌。我正要走開，忽然聽見她向對面坐著的一個老頭悄聲道：
「村裡的青壯年都被敵人抓走了……」
那老頭把手裡的報紙一抖，抬頭看了那個女人一眼，笑了一下，立刻朗聲道：
「崔大嫂下落不明！」
隨後，老頭起身走開了。他獨自走到窗邊一個靜僻的角落裡，背轉身坐了下來，蹺起二郎腿，繼續看報。
坦率地說，我當時被他們之間的對話弄糊塗了，心裡想，像唐文寬那樣喜歡說怪話的人，原來哪兒都有啊。我悄悄地來到水房，把這件怪事和祖英說了說。她在搓衣板上使勁地搓著一條燈芯絨褲子，不吭聲，只是笑。等到她把那條褲子在臉盆里投乾淨，讓我幫她擰乾，這才甩了甩手上的水，小聲對我說：「那人是個瘋子。你要留點神，千萬別去招惹她。要是她發作起來，那可不是鬧著玩的。」
說起來，人的意念有時候十分可笑。你要是對某個事情動了念頭，即便你明明知道這個念頭是錯的、荒唐的，但要消除它在心裡留下的印記卻絕非易事。你大概還記得，在我小時候，是以王曼卿的樣子來想像母親的。自從我在圖書館見到那個瘋子之後，就開始以這個瘋子的形象，來想像母親年老後的樣子。毫無辦法。後來，我知道她就是孫耀庭的前妻，知道這人姓秦，知道她在文革時期，作為南京戲劇界的一代名伶，曾一度頭角崢嶸，風光無限，但這個瘋子，仍然會盤踞在我的記憶里繼續扮演母親的形象——夜半時分，當我大汗淋漓地從夢中醒來，在黑暗中試圖要挽留住母親那正在消退的虛幻面容時，每次拼合出來的，總是那個瘋子的形象。
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到兩個月之後。
八月末的一天中午，廠辦宣傳科的小於來圖書館找我。他笑嘻嘻地通知我，下班後去一趟廠長辦公室，孫耀庭有要緊的事要跟我談。
那時，我已經預感到，孫耀庭終於要跟我談母親的事了。
經過整整一個下午的反覆思量，我在心裡已經做出了一個決定：假如母親提出來要和我見面，我不應該立刻答應。到了這個時候，怎麼也得端一端架子。她晾了我足足二十一年。二十一年音信全無。我也應該晾她一晾。假如她一招手，我就像只哈巴狗似的，搖著尾巴沖她跑過去，也許反而會被她瞧不起。當然，如果她再三哀求，我最後還是會讓步的。因此，你大概可以想見，當孫耀庭在辦公室里跟我一見面，就直截了當地告訴我母親去世的消息時，我當時首先感到的並不是晴天霹靂的悲傷，而是一種痛徹肺腑的羞慚和難以置信。
孫耀庭給我泡了一杯茶，剛剛在對面的椅子上坐定，就用一種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訴我，我母親已經走了。就在五一勞動節的第二天。她被人推入手術室之後一直昏迷。事實上，她的喉管被切開後，又在監護室挺了兩個多月。
孫耀庭說，他之所以拖那麼久，才將這個事情告訴我，也是為我好。他擔心我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猛然得知這個消息，人會受不了。他還說，母親過世之後，他也曾考慮過，要不要派人去鄉下報個信，但後來還是決定放棄。一來是路遠，二來，自從首長得了老年痴呆症之後，部隊的那戶人家一下子擁來了很多陌生的親戚，都不太好打交道。他們自己弄了一個簡單的遺體告別儀式，就在殯儀館，沒有通知任何人。
「這麼說，我母親已經不在了？」我眼巴巴地望著孫廠長。
「是的，不在了。」
孫耀庭說，我母親去世時，留給我一堆遺物，被裝在一個大紙箱里，擱在她南京的家中，已經很久了，「過幾天我讓小於給你送過去。」
我問他母親死後葬在哪裡，能不能帶我去她的墳前看看。孫耀庭想了想，嘆道：「沒有墳。你母親去世後留下遺囑，讓人把她的骨灰撒入揚子江中。至於他們撒沒撒，我就不清楚了。」
我記得，那會兒天已經差不多黑了，可孫耀庭並沒有開燈。他大概覺得，談論這種事，待在黑暗中，我們彼此都會更自在一些。頭頂上方吊著的一個搖搖欲墜的電風扇，晃晃悠悠地轉動著，發出「吱吱」的刮捎聲。熱風吹在我臉上。屋子外面起了一層薄霧。
「我聽說，你在鄉下有一個老婆？」孫耀庭點了一支煙，問我道，「去年，部隊的人回來說，你是單身啊，哪裡來的老婆？」
「那時還沒有，後來就有了。」
「人死如燈滅。你媽媽的事，我們就先不說了。」孫廠長像是下了一個很大的決心，提高嗓門對我道，「這樣吧，我給你放一個禮拜的假，你回一趟老家，休息兩天，把老婆接來。你媽不在了，你的事我來管。老婆的事也管。她什麼時候來廠，我什麼時候給她安排工作。一直想請你吃個飯，總抽不出時間，忙啊！你看這樣好不好，等你把愛人接過來，我就在南京為你們接風。」
宣傳科的小於將母親的遺物送到家中時，我正在圖書館上班。箱子是雪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