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正原是村裡的一名轎夫。
他出生後不久，母親就過世了。他的父親趙永貴是個酒鬼，每天靠挖樹根得來的一點錢，差不多都被他換成了酒，喝到了肚子里。趙德正五歲那一年，父親在吐了滿滿一缽頭鮮血之後，趴在桌上死了。村裡那些有見識的人湊在祠堂里一合計，就由趙錫光做主，把他們家兩間破磚房變賣了。大部分錢用來還債，剩下幾文銅板，連棺材都置辦不起。最後，他們好說歹說，從更生的父親手裡買下了一個舊衣櫥，把中間的槅板去掉後，將趙永貴的屍體斜塞了進去，草草安葬了。村裡人覺得幫人應該幫到底。過了頭七，他們就派人把趙德正送到了江北的高橋，讓他去投靠開豆腐店的舅舅。沒想到，不到一個月，趙德正又從江北回來了。多半是他娘舅嫌他累贅，不肯收留他。
這麼一個瘦骨嶙峋的孩子，連褲子都沒有，成天在村子裡晃蕩，時間一長也不是事。幾個好心人又來找趙錫光，讓他出面拿個主意。那時，趙錫光因小老婆馮金寶剛生了一個死胎，心緒正惡，就對來人蹙眉道：「俗話說，救急不救窮。他們家的事，我已替他料理停當。他嫡親的娘舅不要他上門，我有什麼辦法？隨他去吧！」村裡人只得轉過身來去找趙孟舒。孟舒略一思索，就對來人建議說，不妨把這孩子安頓在祠堂里。看守祠堂的三老倌，八十多歲了，也正缺個幫手。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老人們因記掛著這個沒爹沒媽的小可憐，家裡有了好吃的，總要勻出一點往祠堂里送。到了颳風下雪的冬天，村裡窮人家的孩子也不一定個個都有棉褲穿，趙德正倒是一樣都不缺，雖然是舊的，卻也足以禦寒。
大概是因為吃百家飯長大的緣故，德正成年後反而比一般孩子長得敦實健壯。他是村裡僅有的兩個能把碌碡舉過頭頂的人之一（另一個就是赫赫有名的小武松）。他平常除了給人抬轎之外，偶爾也會在鄰近各村給人打短工。有時，也會幫人抬棺材。趙德正平常不愛說話，但性情剛烈。不論哪家有事請他幫忙，他總是隨叫隨到，分文不取，村裡人倒也心安理得。每個人心裡的盤算都是一樣的：既然眾人合力將這個孤兒撫養成人，如今已經到了他回報村人的時候了，讓他賣點力氣，理所應當。
轉眼間就到了一九五〇年初。村裡來了土改工作隊。他們召集全村的男女老幼到祠堂開大會，推選農會主任。鄰村為爭當農會主任而打破頭的事時有所聞，但在我們村，情況恰好相反。大會一連開了三天，就是無人願意出頭擔任農會主任一職。工作隊的幹部們分頭上門，挨家挨戶地調查研究、說服動員，最終仍然一籌莫展。到了後來，就連村民大會都開不起來了，勉強到會的幾個婦女照例是蔫頭巴腦，一聲不吭。工作隊在村裡呆了三個月，連個農會主任都選不出來，他們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情況逐級上報，一直報到縣裡的主要負責人嚴政委那裡。嚴政委也不敢怠慢，二話不說，乘坐一輛吉普車，親自來到我們村一探究竟。
據說，嚴政委是從徐蚌戰場的死人堆里爬出來的，腦子裡還有一枚彈片沒有取出來，什麼世面沒見過？他在村裡東轉轉，西逛逛，見到人就拉住他們聊家常，不到半天的工夫，心裡就有了底。
第二天早上，又開村民大會。村裡的男男女女都想看看縣裡的大官長什麼樣，也不用敲鑼，都早早地趕到祠堂里，聽他講話。嚴政委倒也沒有多餘的套話，一開口就單刀直入。他說：
「儒里趙村之所以三個月還選不出一個農會主任，是有人暗中搗鬼。有人暗中搗鬼，是因為他自己想當這個農會主任。這些人從舊社會過來，總是用老眼光來打量我們共產黨人。他們認為，只要給我們出個難題，讓我們出個洋相，給我們一點難堪，我們的事情就辦不成了！事情辦不成了，我們就會回過頭去求他。三請四邀，三顧茅廬，還要用八抬大轎去請他出山，來維持地方（嚴政委說到這裡，坐在前排的幾個小年輕，都不約而同地回過頭來瞅著馮金寶。馮金寶則低聲罵道：『日你媽的爛屌芯子！看什麼看？我臉上也沒寫著字。』）。好嘛，你不是要跟我們唱對台戲嗎？我們就跟你唱一唱。你不是想讓我們上門去求你當這個農會主任嗎？我們偏不讓你當！也罷，今天我們大夥聚在一起，先不選什麼農會主任。選什麼呢？就選村裡最窮的人。你們村裡誰最窮，就讓他來當這個農會主任。本來嘛，新社會就是要讓窮人當家做主，天經地義。誰最窮，誰就來當這個家，做這個主。」
嚴政委的這番講話，是由父親後來繪聲繪色地告訴我的。他說他記得一字不差，恐怕有點吹牛。但村裡其他人的轉述，也大致差不多。嚴政委剛講完話，紅頭聾子朱金順就第一個站了起來，嚷嚷說：「若要論我們村裡最窮的人，那就是趙德正了。根本不用選，這個人，窮得叮噹響，打小沒爹沒娘，可以說上無片瓦，下無寸地，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他這一嚷，祠堂里傳來了一陣鬨笑。
嚴政委倒是不笑，他和工作隊的幾個人嚴肅地商量了一陣，果真就招呼德正站起來「亮亮相」。可惜，德正那天不在現場。他送一個會彈琴的和尚回鎮江的金山寺去了。據說，那天傍晚，趙德正從鎮江回來，聽說自己被選為農會主任，嚇得腿都軟了，半天不敢進村。
確定了農會主任的人選之後，接下來就是民主評議。嚴政委讓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隨心所欲地發表意見。村裡人大概一時半會還沒從巨大的疑惑和震驚中回過神來，一個個都低著頭，沒人吭氣。嚴政委見無人反對，正要宣布散會，一個年輕婦女突然紅著臉站了起來（我嬸子拉了她好幾把，愣是沒把她拉住），大喇喇地說：
「我不同意！」
嚴政委仔細地打量了她半天，隨後就笑了。他問她為什麼不同意，語調突然變得十分和藹。那位婦女高揚著脖子，大大方方地說了趙德正不能當農會主任的幾條理由，而嚴政委則耐心地逐條加以解釋。她說，趙德正不識字。嚴政委就說，不識字沒關係，可以慢慢學嘛！沒有人生來就是識字的；她說，趙德正是個悶屁蟲，要是上台作報告，保險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嚴政委說，我小時候也不會說話，見了人就躲，沒關係嘛，只要他不是啞巴，鍛煉鍛煉就好了；她說，趙德正出身微賤，靠村裡人的施捨長大，現在反過來了，讓他在全村人面前吆五喝六，發號施令，有點不太合適。這抬轎子的管著坐轎子的，自古以來沒這規矩！嚴政委說，那好，我們今天就來破一破這規矩！她還說了些別的，嚴政委笑呵呵地都給她逐條駁了回去。
最後，這個婦女看上去有點惱火，她扯著嗓子對嚴政委喊道：「照你這麼說，這個農會主任，我也能當！」
祠堂里又是一陣鬨笑。
嚴政委也笑了起來，「我看也沒什麼不可以。」
三天後，鄉長郝建文帶著幾個鄉幹部，來村裡正式宣布對趙德正的任命，那名婦女也同時被增補為農會副主任。他倆很快就被送到鄉里，在基層幹部學習班培訓了兩個月。在這之後，趙德正換上了一身新衣新帽回到了村裡，像模像樣地當起了農會主任。而那位婦女卻被抽調到縣裡繼續學習去了。一年後，她改任鄉里的婦女主任。鄉里就臨時安排剛剛從部隊複員回來的高定邦，與德正搭班子，當了他的副手。
五十多年後，我在蚊聲如雷的炎炎夏日寫下上述這段文字時，內心感到了一種難言的痛楚。唉，世事變幻，鬼神不測，不說也罷。我相信，聰明的讀者讀到這裡，多半已經猜到了其中的原由了吧。關於這件事的種種曲折，我們不久以後就會談到。
趙德正當上農會主任後，村裡人不得不用全新的眼光來打量這個孤兒。他們說，趙德正天生就是做官的料。你看他一米八的身板，臉色陰沉地往台上一站，確實有一點不怒自威的氣派。他平時不愛說話，反而成了他最大的優點——因為只要他金口一開，往往就是命令，容不得你去跟他討價還價。念報紙和讀文件一類的事，他是不屑於乾的，全由高定邦代勞。他做起報告來雖說髒話連篇（據他自己說，若不帶髒字，他連一句話也說不上來），居然也能條分縷析，把事情說得頭頭是道，一二三四五，點點不漏。連郝鄉長都誇他「這狗日的，話糙理不糙」。後來，德正入了黨，他的官職由農會主任變成了指導員和教導員，再後來人民公社成立，他就成了我們大隊第一任支部書記。
可德正也有一樣不好：他習慣把自己的副手高定邦當家奴一般使喚。開始，定邦還能隱忍，再往後，就有點面和心不和。特別是當農會的另一名骨幹梅芳嫁給了他弟弟高定國之後，三個人「連起黨來」，開始公然與趙德正作對。到了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高定邦撇開趙德正，成立了一個軍事化的組織，名為「青年突擊營」，高定邦自任營長。他們有一句響亮的口號，成天掛在嘴邊，村裡人人皆知，叫做：「背起包，跟我跑！」
後來，村子裡有傳言說，梅芳實際上同時嫁給了兄弟倆。她前半夜與定國睡，後半夜則由哥哥定邦享用。這多半是村裡人閑極無聊而編出來的瞎話，根本不足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