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全世界感到驚奇的是，希特勒一死，國家社會主義也突然地、絕對地結束了。在失去了唯一的、真正的領袖後，它就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在那些瘋狂的追隨者中，沒有人想將希特勒的遠征繼續下去；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阿爾卑斯山堡壘」，到頭來也不過是幻想而已。原看來是20世紀最強大、最可怕的政治力量一夜之間便煙消雲散了。自拿破崙逝世以來，沒有哪個政權隨著領導人之死如此乾淨利落地被剷除。
即使在死後，德國元首仍是一個神秘人物，使人們喋喋不休地爭議。即使他的屍體已在冒煙，地堡內還謠言四起，說「希特勒青年團」的領導人阿克斯曼，已將一部分骨灰裝進一個盒子，按指示在柏林城外安葬。聽到元首自殺的消息，有些德國人拒不相信。例如，菲格萊因的父母就曾對美國的一名反間諜情報人員說，他們的兒子派人送來一封信，說他和希特勒「均在阿根廷，一切都很好」。斯大林也有過懷疑，他對哈里·霍普金斯說過，他覺得希特勒之死是「可疑的」，希特勒肯定已出逃，與鮑曼一起在某處隱姓埋名。直至1968年，蘇聯的歷史學家還是持這種說法。1968年，蘇聯一位新聞記者，列夫·貝濟孟斯基，出版了一本書。該書透露，俄國人確曾於1945年5月4日在地堡外發現了阿道夫·希特勒和愛娃的屍體。作為證據，貝濟孟斯基還將蘇聯紅軍法醫委員會的驗屍報告收入書內。該報告稱，在希特勒嘴裡發現有毒藥瓶的玻璃碎片——頭上沒有子彈洞。換言之，蘇聯人含沙射影地說，希特勒死得像個懦夫。報告還說，他只有一個睾丸——這個結論被一些歷史心理學家一再引用，儘管3個曾對希特勒進行體格檢查的醫生都稱他正常。蘇聯很久之後才披露這一情況，人們不禁產生懷疑。這份詳細的報告雖然有5位病理學家和法醫簽名證實，但它只有希特勒的屍體照片作為依據。貝濟孟斯基本人也承認，遺骸已被「完全燒化，骨灰被撒在空中」。
對此懷疑的人們不明白，明知希特勒的屍體已被發現，斯大林為何要在1945年散布希特勒已出逃的謠言。對貝濟孟斯基的解釋，他們一點兒也不信服。貝濟孟斯基說：「首先，當局決定不公布驗屍的結果，而是將之『留用』，以防有人聲稱『元首已為奇蹟所救』。其次，為了排除錯誤的可能性或故意欺騙，他們已決定繼續進行調查。」這兩種理由，沒有一種能解釋為何要等待23年（才公布），更不能解釋屍體如何毀滅。屍體的假牙照片一直存檔，有案可查；1972年，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牙科法醫專家雷達·索格納斯醫生髮現，這些牙與1943年用Ｘ光拍照的希特勒的頭殼照片所示的牙齒完全吻合。在愛丁堡召開的第六屆國際法學會議上，索格納斯醫生說，這個鐵證證明，希特勒已死無疑，蘇聯人所驗之屍確系希特勒之屍。但是，希特勒未開槍自殺的證據又在哪裡？「證明」無子彈洞的頭骨已被毀。另外，地堡內的目擊者，誰也未去注意，希特勒的嘴唇是否因服食氰氨而變了顏色；而發現的毒瓶又只有一個。
戈培爾之死就沒有什麼神秘了。5月1日，在試圖與蘇聯談判失敗後，他對他的副官昆德·施瓦格曼說：「一切都完了。」他把一幅銀框的希特勒的照片交給施瓦格曼，與他道了別。戈培爾夫人把6個孩子從床上弄醒。「孩子們，不要怕，」她說，「醫生要給你們每人打一針，就是給孩子們和士兵們打的那種針。」一個名叫昆茲的牙醫給每個孩子注射了一支嗎啡令他們昏昏欲睡後，戈培爾夫人親手在每個孩子口中放了一個盛有氰化鉀的藥瓶（已敲碎）。
地堡內的其他人，正在聽取如何出逃的最後指示。他們被分成6組。晚9時，第一組將朝最近的一個地鐵進口處跑去，沿著地鐵鐵軌，步行至弗萊德里希大街站，然後從地鐵出來，越過施普雷河，往西或西北走去，直至找到西方盟軍或鄧尼茨為止。其餘5組的路線相同，但要相隔一段時間出發。有些人被俘獲，死者卻寥寥無幾。真是奇蹟。
晚8時45分，肯普卡前往戈培爾居室道別。孩子們已經死了。戈培爾太太鎮靜地請肯普卡向她的兒子哈拉爾德問好，並告訴他她是如何死的。戈培爾夫婦手挽著手出了房門。戈培爾泰然自若，對瑙曼的忠誠與諒解表示感謝；瑪格達只向他伸出一隻手。瑙曼吻了她的手。戈培爾諷刺地說，他們要走到花園裡去，省得朋友們去抬他們。與瑙曼握別後，戈培爾伴著他的夫人——她一言不發，臉色慘白——朝出口處走去，消失在陡峭的樓梯上。接著便傳來一聲槍響。又是一槍。施瓦格曼和戈培爾夫婦的司機連忙奔上樓梯，發現戈培爾夫婦已倒卧在地上。一個黨衛軍衛兵目不轉睛地盯著他們——是他開槍射殺他們的。他和後來的兩人在屍體上澆四瓶汽油，點著了火。他們未觀察焚燒效果如何，便回地堡去了（他們原是被令要毀屍滅跡的）。他們把最後一瓶汽油傾瀉在會議室里，點著了火。
馬丁·鮑曼的命運比他的主子的更有爭議。人們一般認為，他在逃離柏林途中死於非命，但已撤銷機密的英美兩國的情報資料表明，他可能已逃亡至義大利的波爾薩諾；他的妻子帶著9個孩子，從貝希特斯加登逃出來後，就在那裡等候。在之後的27年中，對鮑曼的露面，報上時有報道，特別是在阿根廷。1972年底，美國作家拉狄斯拉斯·法拉戈宣稱，他有確鑿證據，證明鮑曼仍活著，是在南美。這個消息轟動了一陣。數天後，又是一陣轟動。德國當局宣布，他們在元首的地堡附近發現了鮑曼的屍體。曾驗明希特勒的屍體的索格納斯醫生，要求檢查頭骨，以便與牙齒相對證。開始時，由於他未獲准，人們便更懷疑這是一具假屍。後來，及至1973年秋，索格納斯才獲准去檢查頭骨和在頭骨出土3個月後發現的門牙和額骨架。索格納斯醫生返回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後，便著手準備法醫分析報告。1974年9月，他向在倫敦召開的「國際牙醫聯盟世界大會」提交了他的材料。他的結論是，這個頭殼確是鮑曼的。希特勒之最忠實的奴僕之謎終於真相大白。
一直到最後，海因里希·希姆萊都希望能與盟國做出某種安排，但又小心翼翼，生怕出一點差錯。希特勒死後，他逃至北方，要求元首的繼位人委任他為德國新政權的第二號人物。鄧尼茨卻說：「這是不可能的。我沒有工作給你做。」在絕望中，希姆萊向施維林·馮·克羅西克求教。「請告訴我，我會變成什麼人？」他問這位新外交部長。「你或別人會發生什麼情況，本人一點兒興趣也沒有，」他憤怒地回答說，「我感興趣的是我們的使命，不是我們個人的命運。」克羅西克給他提供兩條出路：自殺，或隱姓埋名，「不過，我若是你，我就開車去找蒙哥馬利，說『我來了，我是黨衛軍首領希姆萊，準備替我手下的人承擔責任』。」
當晚，希姆萊只對親友們簡短地說，有一個新的重要任務未完成，只能讓幾個人與他一起前往。他刮掉鬍子，往一隻眼上貼了一塊布片，改名換姓——同行共9人，包括他的武裝黨衛軍的首席副官維爾納·格洛特曼在內——躲藏起來了。當格洛特曼發現他的主子有個氰氨藥瓶並準備在必要時使用它時，他指責希姆萊企圖走捷徑逃避責任——這條道路又是不對他的追隨者開放的。他說，作為帝國長官，你希姆萊的責任不但是要替下級官兵的行動承擔責任，而且要明確宣布，武裝黨衛軍、黨衛軍保安隊以及集中營的衛隊是屬完全不同的組織的。希姆萊躊躇了。「在我服毒後，」他說，「你們這些青年軍官要將發生在德國的事情告訴全世界——我幹了什麼和我沒幹什麼。」兩個星期後，希姆萊被英軍俘獲。有位醫生在進行常規檢查時，發現他嘴裡有東西，待他伸手去取時，希姆萊咬破了藥瓶，立時死於非命。自殺事件仍時有發生，但數量卻比估計的要小，尤其是在政府人員中。只有位叫羅伯特·雷伊的，在紐倫堡等候審判時自殺。
在紐倫堡，最頑固的囚犯顯然是戈林。他來到監獄時，身上帶著一大包巴拉多辛丸，每天服用40丸之多。然而，到他出庭做證時，他已完全戒掉了服毒的習慣，體重減了40%，只有153磅。在法庭上，他幾乎單槍匹馬地為他的元首辯護。與其他許多被告不同，他從不把責任推給別人，或拿希特勒做擋箭牌。他負責領導犯人，咄咄逼人地發號施令，採取統一策略進行辯護。回到牢房後，他熱情地搓著手，稱自己為最佳球隊隊長，還吹噓說，他會令原告和聽眾激烈相爭的。若被告中有人反對或軟弱下去，元氣得以恢複的戈林便會進行恐嚇，把他們罵得不敢吭聲。「看到德國人向敵人出賣靈魂，令我作嘔！」在一次進午餐時，他這樣說，還以拳擊桌。「他媽的，」他又說，「我只希望大家有勇氣把我們的辯護詞歸結為簡單的五個字：舔我的屁股！」在22名主要被告中，只有3人（沙希特、巴本和弗里茨徹）被判無罪，8人被判長期徒刑，其餘被判處死刑。1946年1月15日晚10時45分，戈林用一瓶氰氨欺騙了絞刑劊子手。兩小時後，處決開始了。第一個走絞刑架那十三級台階的是里賓特洛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