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德國的反猶道路是曲折的。1933年首次對猶太人的限制並未產生多大的效果，好像元首是有意拿其原則去作妥協似的。這是否是一個用合理的方法即用那些只希望將猶太人控制住而不是將其迫害的人能夠接受的方法，去解決猶太人問題的一個嘗試？此後，黨內的種族主義激進分子和政府以及民事部門中的溫和派之間便發生了鬥爭，這一鬥爭於1935年夏季達到了高潮。此時，溫和派採取的是攻勢，公開反對繼續虐待猶太人，理由是對商業不利。反對猶太人的「不法行為」必須結束——帝國銀行總裁沙希特對一群有影響力的人物這樣說（這群人物包括內政部長弗里克、財政部長施維林·馮·克羅西克，司法部長古爾特納和教育部長羅斯特）。否則，他警告說，他便無法完成重振經濟的任務。例如，聯合保險公司在埃及的猶太代理人，由於不斷受到驚擾而辭職，把市場丟給了英國人。許多大猶太進口商都取消了訂貨。一個國家想在經濟上取得成功而又不允許猶太人經商，這種想法是荒唐可笑的。沙希特並不反對公開掛出「不要猶太人」的牌子，因為這種招牌甚至在美國也有，但他堅決反對施特萊徹之流掛出的諸如「誰買猶太人的貨，誰就是人民的敵人」的路牌。這群有影響力的人一致認為，「野蠻的單獨行動」必須停止，讓猶太問題通過法律解決。
幾個星期後，元首本人便採取了第一個立法步驟。在紐倫堡大會上，元首頒布了《保護日耳曼血統和榮譽法》，把一系列鎮壓措施合法化。官方的天主教的《聖職者報刊》立刻將這些措施合法化，認為這些措施「是保護日耳曼人民的質量的無可爭辯的」措施。這樣連施特萊徹也覺得滿意，因為猶太問題正在通過德國的最好的法律系統「一件一件地」獲得解決。「我們不把窗戶砸碎，也不把猶太人砸碎，」他吹噓說，「誰要是單獨進行那種行動，誰就是國家的敵人，是個挑釁者，甚至是個猶太人。」
紐倫堡法律是希特勒用來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比較溫和的「可能接受的」方法，還是說，他在等待時機，實現其滅絕猶太人的夢想？不管屬於哪種情況，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方法，至少在目前，已從黨內移至法律。結果，納粹黨內的激進的種族主義者怨聲載道，對猶太人的仇恨越來越深。此後，由於希特勒執行發展計畫，他們的行動有所收斂。但是，3年後，1938年，他們的仇恨終於爆發了。在慕尼黑、紐倫堡和多特蒙德，猶太教堂被搗毀，一個蹂躪猶太人的浪潮席捲了全國。「在庫爾戶斯坦達姆，」柏林來的外交官兼記者貝拉·弗朗姆寫道，「全城貼滿了漫畫和塗滿了亂七八糟的口號。門上、窗戶上和牆壁上全用防水的油彩塗上了『猶太人』一詞。在窮苦的猶太人開設小商店的地區，我們發現，情況更糟。衝鋒隊把該地糟蹋得不成樣子。那裡到處都懸掛著猶太人被斬首、被弔死、被施重刑、被斷肢的血腥的圖畫，其說明詞下流至極，不堪入目。窗戶被砸碎，在人行道上，在下水溝里，到處扔著從這些可憐的小商店裡掠奪的財物。」
1938年11月7日，一名叫赫爾切爾·格林茲本的猶太青年在巴黎槍殺了德國外交部的一名小官，這件事為反猶浪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格林茲本的父母已被驅逐至波蘭；他潛入使館的目的原是要刺殺大使，卻碰上了恩斯特·馮·賴特領事。賴特本人是反猶主義者的仇敵，受到蓋世太保的調查。然而，原擬打在他上司身上的子彈卻打在他身上。
「當猶太人並不犯罪，」格林茲本哭著對警察說，「我不是一條狗。我有權利活著。在這個地球上，猶太民族也有權存在。不管我走到哪裡，我都被人像追逐野獸似的追逐著。」
11月9日下午，賴特與世長辭。當時，希特勒正在慕尼黑市政廳參加黨的幹部會議。賴特的死訊傳到了希特勒耳中。他離開了會議室，與戈培爾交談了片刻，然後便踏上了他的專列。戈培爾回到會議室後宣布，賴特之死在庫爾赫森和馬格德堡安赫爾特地區激起了反猶的騷亂。他說，元首已決定，若騷亂自發地遍及全國，不必加以阻止。
黨的領導人把這一指示理解為，既要組織示威遊行，又要弄得好像與己無關。然而，衝鋒隊頭子盧澤如果不是誤解了戈培爾的意思就是不相信希特勒曾授他這一指揮權。他將在場的隊長集合起來，令他們不準參與任何反猶行動。在衝鋒隊的官員們傳達盧澤的指示（在某些地區被置之不理）的同時，黨的領導人也用電話向各省傳達了與此相矛盾的指示。
開始時，黨衛隊並未參與搗毀商店和焚燒猶太教堂的行動。在得悉戈培爾下令集體屠殺猶太人後，希姆萊還令其手下不得過分搶掠，之後，便口述了一份備忘錄：「這份命令是以宣傳部的名義下達的。我本人懷疑，長期以來就對權力夢寐以求的戈培爾，為爭權，並出於頭腦空虛，在國外政治局勢嚴重的情況下，發起了這一行動。」這一譴責之詞也許只供存檔使用。幾小時前，希姆萊本人曾在為黨衛隊將領們作的秘密報告中猛烈地攻擊猶太人。他說，猶太人一心想將德國毀滅，因此，必須用「空前未有的殘酷手段」將他們逐出帝國。德國在這場反猶的全面戰鬥中若不能取勝，「真正的條頓人便不會有藏身之地，人人都會被餓死或殺死」。
如果說希姆萊是反對正在席捲全國的恐怖主義的話，那麼，他的主要助手卻在盡全力火上澆油。深夜過後不久，海德里希便向黨衛隊保安處和警局各總部及分部發出電話傳真指示，令他們與黨和黨衛隊領導人合作，「組織示威遊行」。「目前監獄能容納多少人」，便逮捕多少猶太人，特別是有錢者，「眼下只抓年紀不太大的、健康的猶太人。一旦將他們逮捕，便需與適當的集中營聯繫，儘快將他們關進集中營」。
對德國猶太人而言，這是個絕望的夜晚——警察成了破壞和毆打的袖手旁觀的見證人。柏林警察局副局長發現一名警察在一個被洗劫一空的鞋店前哭泣——原來，他的職責是維持秩序，但事與願違，他一籌莫展。按官方的統計，814家商店、171個家庭被搗毀；191所猶太教堂被焚毀；36名猶太人死於非命，36人受重傷。但，海德里希本人也承認，這些數字「肯定被大大縮小了」。
奧托·托利許斯致電《紐約時報》說，他剛目擊一場「三十年戰爭」以來德國從未出現過的毀滅浪潮。「幾乎在每一個城市，從一早開始，便出現了燒殺搶掠，持續了整整一天。眾多的人群，但往往是沉默不語的人群，在袖手旁觀；警察只在指揮交通，並『保護他們』大規模地逮捕猶太人。」
國外立刻對此做出了反應。這次暴行也得到了一個難忘的名字——因窗戶大量被砸而得名——「水晶之夜」。德國遭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被稱為野蠻的國家。眾多的德國人同意此說；黨的許多官員與希姆萊一起，譴責戈培爾的暴行。經濟部長的夫人豐克太太聽見自己的丈夫在電話里罵戈培爾：「你是不是瘋了，戈培爾？把事情搞得如此亂七八糟！做德國人真是羞恥！我們在國外的威信掃地了。我日日夜夜在為國家保存財富，你卻隨心所欲地往窗外扔。此事如不立即結束，你會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
戈林當面向元首抱怨說，這些事件使他無法完成他的任務。「為『四年計畫』，」他後來證實說，「我儘力將經濟力量最大限度地集中起來。在向全國作的多次演講中，我要求全國人民將每個牙膏瓶、每一個銹釘、每一塊廢料都收集起來使用。現在，一個不負責這方面工作的人，一方面毀壞了如此眾多有經濟價值的東西，另一方面又在經濟生活中闖出如此多的亂子，從而打亂了我的本就困難的計畫。這是不能容忍的！」據戈林說，希特勒聽了此話後，「他為戈培爾開脫，但總的看來，他也同意，這些事是不該發生的，日後不允許它們再發生。」
希特勒已在給人以這種印象，即他本人對「水晶之夜」一無所知，他自己也在抱怨。「太可怕了，」他對特魯斯特太太說，「他們把一切都給我毀了，好像象群進了瓷器店一樣……比這還要糟糕得多。我原抱有偉大的希望，要與法國達成諒解的。而現在……」但是，被從倫敦召回慕尼黑參加一次特別記者招待會的弗里茨·赫塞說，在「水晶之夜」開始行動之際，他曾聽希特勒親口說過與此相反的話。在晚餐中間，當元首在吹噓他如何在慕尼黑恫嚇住了英法兩國時，有個副官在戈培爾耳邊嘀咕了幾句。他轉身對元首也嘀咕了幾句。開始時，赫塞聽不清他們在說什麼。後來，同桌的人都不作聲，他才聽清。原來，宣傳部長是在向元首解釋他和衝鋒隊在幾個小時後就要發動的一次襲擊猶太人的店鋪和教堂的大規模行動。赫塞回憶說，毫無疑問，元首是批准了這一行動的。「希特勒高興得尖聲笑了起來，興奮得拍了一下大腿。」（普魯士財政部長約翰內斯·波比茨也從戈林口中聽到過類似的說法。當波比茨說「水晶之夜」的肇事人應受到懲罰時，德國元帥衝口說道：「親愛的波比茨，你是否也想懲罰元首？」）
次日，赫塞拜訪了里賓特洛甫。對於未被請去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