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貫徹其新思想初期的努力是由他的代理人作的。在新近競選中失敗後，在柏林，約瑟夫·戈培爾正全力以赴，力求使黨重獲青春。1928年夏，他一連為《進攻報》寫了幾篇文章，企圖討好投票贊成左派的工人。他用共產黨的語言攻擊說，資本主義的工人「已不再是活人，不再是創造者。他們已變成了機器，變成了號碼，變成了沒有知覺或目標的工廠里的機器人」。只有國家社會主義才能給他們帶來尊嚴，使他們的生活有意義。在短得出奇的時間內，戈培爾就取代了格里戈爾在北方作為招募工人的主要人物的地位。這樣一來，很明顯，便給元首除掉了一名政治對手。希特勒對戈培爾此舉非常高興，批准了他的社會主義路線，將《進攻報》改為雙周刊，還讓編輯當了黨的宣傳部長。
在政治上，希特勒有時能諒解人。如果先前的對手有悔改之意，元首便有可能獎賞他。這是他將債務變為資產的方法。在粉碎了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改變國家社會主義的企圖後，希特勒讓他負責黨的重建工作；而斯特拉塞爾成功地集中了治理權，成了納粹黨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由於他和戈培爾的努力，到年底，黨員人數增至十萬左右。
為了鞏固在北方取得的成果，希特勒於1928年11月16日來到了柏林，並在體育館就民族和國家的復興問題發表演說。由於赤色分子可能擾亂會場，希特勒加強了對自己的防衛。他的衛隊由經過挑選的青年組成。這些青年年齡在18歲至20歲，個個誓死保衛元首。他們稱自己為黨衛軍，簡稱為「ＳＳ」。聽眾約有1萬人，大部分人從未聽過希特勒演講。開始時，他的話並未產生多大反響。問題出在新擴音系統上。例如，站在後廳的英國記者塞夫頓·德爾默就聽不清希特勒在說些什麼。德爾默只聽見，希特勒在勸德國人勿吃柑子。在寫下了「狂想分子」四字後，他便離開了大廳。由於擴音器的噪音太刺耳，希特勒只好將麥克風關掉，大聲演講。幾分鐘後，他平息了赤色搗亂分子的喊叫，完全掌握了會場，控制了廣大聽眾。「誰要是在德國人民面前揮舞拳頭，我們就強迫他當我們的兄弟。」他說。接著，他又提起了民族墮落這個妖怪。「偉大國家的民族劣化已經開始了。文化和風俗習慣——不僅是血統——的黑人化正在大步發展。世界已被平民化。個人的價值正在下降；群眾意識已明顯地戰勝偉大領袖的思想。只要人數多就是新上帝。」
希特勒覺得喉嚨發緊。一個多小時來，他的聲音都是逼出來的。他覺得自己已筋疲力盡，「眼看就要倒下」，便連忙結束演講，「我們反對數字的主義，也反對群眾的狂語。我們要讓優秀的人物去掌管政府。投票對有些人是毫無意義的，這樣的人在我們中就有10萬。只有領袖一人的權威才有意義。這10萬人也明白，民主本身就是欺騙。」這是一次對於物質的勝利。「希特勒演講時，」戈培爾在評論這次演講中說，「他的話有如磁鐵一般的效果，一切反抗都垮了。人們只能成為他的朋友或敵人……他的力量之秘密在於：他對運動，也是對德國的狂熱的忠貞信賴。」
一個月後，在柏林大學與學生的一次座談會上，美國記者路易斯·羅茲納也目擊了同樣的現象。「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是，他是個完美的演員。當攝影機鏡頭對準他時，他裝作沒有看見似的，認真地與和他形影不離的魯道夫·赫斯交談；隨著攝影機繼續轉動，他便煞有介事地動筆揮寫，好像在寫演講提綱似的。演技真是出色。」羅茲納注意到，希特勒的年輕的追隨者們，一個個聽得如痴如醉。「我離開會場時，心裡在想，這個人的演講絕不是完美無缺的，他既誇口說大話，又慷慨激昂，還捶胸頓足，可他如何能使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如此著迷？我想，這麼多人中，總有人能發現他的邏輯上的明顯缺憾的。」
這些著迷的青年知識分子中有一個叫埃爾伯特·施佩爾，此人是工學院的助教。他原是不太想參加的，無奈學生們一再敦促，只好前來。他原以為希特勒會身穿軍裝，臂戴卐字章的。「可是呢，他穿的是一套藍西服，顯出一副紳士派頭。他的一切都說明，他既通情達理又謙遜可親。」使施佩爾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演講有點不太流暢，他也有點膽怯，好像在講歷史課一樣。「在我看來，他有些吸引人的地方；尤其是他的反對派的宣傳曾使我相信，他是個歇斯底里的煽動家，是個演講起來又喊又叫，還指手畫腳的狂熱的軍人。聽眾的掌聲並未誘使他頭腦發熱。」希特勒的膽怯消失後，他的演講變得既吸引人又具有說服力。與眾人一樣，他覺得周身熱乎乎的，完全給迷住了。「任何懷疑和保留都被一掃而光。」
黨的效能如果不高，希特勒本人的方法也是不會有效果的。從表面上看，1929年紐倫堡黨代會證明黨已恢複元氣，也是獻身於元首及其理想的感情上的證據，但是，在工作會議上，黨的組織卻需要撐持。那年秋末，希特勒用吸收大學生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加入黨的官僚機構的辦法，取悅德國的中產階級，成功地建立了一個職能機構。在允許戈培爾和格里戈爾將工人爭取過來的同時，他將主要精力集中在老軍人和資本家商人身上。因為他明白，沒有這些人的支持，他是永遠不能上台的。他的第一招是很富於戲劇性的——他公開與極端民族主義的老軍人們，即鋼盔團和右派的德國國家人民黨的主席，德國電影和報紙大王艾爾弗雷德·胡根貝格聯合，反對接受美國人寬宏大量的戰爭賠款新方案（「青年計畫」）。從表面上看，希特勒這一著棋是自殺性的，因為他可能失去所有左派的新追隨者，但他相信，他能制伏對方，而且他又指望在即將到來的關於「青年計畫」的全國公民投票中能取得成功，以證明其判斷之正確。
與此同時，他和黨都在享受與工業界「聯姻」所帶來的經濟好處。希特勒在布里恩納大街購置了一座三層樓房——「巴洛宮」，作為黨的全國總部；9月初，他從那間苦行僧式的房子遷至伊薩爾河彼岸慕尼黑最時髦的街區。房子共有9間，整整佔了二樓一層樓，地址是普令斯雷根坦廣場16號。他還將提埃希大街的房東賴徹特太太和她的母親達希斯太太帶了過來。
他姐姐安吉拉留在貝希特斯加登看管房子（現已成為他的財產），但她卻允許女兒吉莉（已21歲）在阿道夫舅舅的新住地住宿——她在慕尼黑學醫。他對吉莉的感情未變，但關係已變了。一方面，他在扮演舅舅的角色；另一方面，他卻在公開追求她——但小心謹慎。偶爾，人們可以看見兩人公開出沒在劇院或他最喜歡的赫克餐館——傍晚他常在此處開會。
據漢夫施坦格爾說，他對吉莉是如此迷戀，以至「常常圍著她的屁股轉，眼中含著痴情，裝出熱戀的樣子」。她常誘使他與她一起上街購物。他向霍夫曼供稱，他討厭「吉莉又試帽子又試鞋，一捆一捆地挑選料子，還認認真真地與女售貨員聊天，一聊就是半個多鐘頭，然後，覺得沒她中意的，便空手步出店門」。希特勒明知每次購物必然會發生此種情況——但「每次都像一頭溫順的羔羊跟著她」。
與此同時，希特勒又是一位嚴格的舅父。他將這位生性活潑愛動的姑娘的社交活動局限於飯館、啤酒館內；偶爾也讓她上劇場。在她的苦苦哀求下，即使讓她參加懺悔節舞會，條件也是苛刻的：必須由梅克思·阿曼和霍夫曼陪同，且必須按指示於晚11時前回來。霍夫曼警告說，這些限制使她極不高興，但元首卻回答說，他有責任對外甥女嚴加看管。「我愛吉莉，我可與她結婚。」可是，他又決心終身不娶。他說，吉莉認為是限制，其實是明智之舉。「我決心不讓她落入投機者或騙子之手。」
在兩性問題上，希特勒是失意的。這大概可由他企圖與海因里希·霍夫曼的17歲的女兒接吻遭到拒絕來證明。一天，希特勒發現只有亨利埃特一人在家。據她說，他態度認真地問她：「吻我好嗎？」通常，希特勒稱她「您」，今天卻用了「你」（「我喜歡他，他總是那樣體貼我。我向父親要點什麼時，例如要錢買網球，或要出去滑雪，他總能幫助我。……不過，要吻他？」）。她客氣地拒絕了。沉默片刻後，希特勒用鞭子往手上一抽，便緩緩地走開了。
更有意思的，倒是希特勒與另一位17歲姑娘的約會。她叫愛娃·勃勞恩，在霍夫曼的照相館裡工作。她父親是個教員，母親是修女。與吉莉一樣，她也是個現代女郎，活潑可愛，像個運動員，喜歡爵士樂甚於歌劇，喜愛美國音樂喜劇甚於愷撒和韋迭金特的舞劇。與吉莉不同的是，她有點發胖，而且有一頭美髮。「她是班裡的搗亂分子，說真的，人人都怕她，」馮·海德納貝小姐（一位教師）回憶說，「但她很聰明，一下子便能抓住課程的要點，又善於獨立思考。」
他們是在10月初的一個星期五下午認識的。黃昏，愛娃仍在照相館裡整理照片。當時，她站在梯子上，從櫃頂上取相片夾之類。「就在那時，」她後來對妹妹說，「老闆進來了。同行的還有一位男人，那人的鬍子很是可笑。他穿著一件淺色的英國式大衣，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