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的最後一天，希特勒收到了一封令他心神不寧的信。這封信是「你們黨的一個老黨員、一個狂熱的黨員」寫的。寫信人指出，在著名的占星學家埃爾斯伯特·埃伯汀太太所著的年鑒里，載有一條令人吃驚的預言。「一個出生於1889年4月20日的行動家，」書中說，「由於行動過於不謹慎小心，可能會出現人身危險，並非常可能觸發一場無法控制的危機。」星象表明，此人確需認真加以對付；在未來戰鬥中，他註定要扮演「元首的角色」；他也註定要「為日耳曼民族犧牲自己」。
她雖然未指名道姓，很明顯，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但她提出了警告，就是說，如果在近期行動過於魯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個占星學家威廉·烏爾夫（多年後，他成了希姆萊的秘密警察的占星顧問）也對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運佔了一卦，並特別指出了具體日期。他的預言也是凶多吉少：在1923年11月8日至9日，如對某事「採取暴力，必產生災難性結局」。
這些預言，許多人均認真地看待。幾個德國精神病醫生和心理學家業已考慮「心理占星術」問題。不久前，Ｏ.Ａ.Ｈ.施密茨博士——瑞士精神病醫生Ｃ.Ｇ.容格的熱心門徒——指出，占星學或許就是心理學所需要的。但是，希特勒對埃伯汀的預言的評語是：「女人和星象究竟與我何關？」
不管是否相信占星術，希特勒確實相信，他自己的命運終將引導他走向勝利；並且，如同赫侖納·漢夫施坦格爾所注意到的，除肯定的聲音外，其餘他一概不聽。在收到埃伯汀的占星警告的同一天，他意外地聽到了這樣的聲音，那是在瓦格納的老家，白萊特的萬弗里德別墅里——他正在該處拜訪瓦格納的86歲的遺孀科西瑪。瓦格納的兒子齊格菲的英國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納對希特勒及其國社黨早已佩服得五體投地。她熱烈地歡迎他前來；她的6歲的女兒弗萊德萊茵覺得，穿著巴伐利亞皮短褲、厚厚的毛襪、紅藍花格襯衣、鼓鼓囊囊的藍短外套的希特勒很是有趣可笑。「他的頰骨高高凸起，臉色灰白，眼睛藍得不自然。看上去，他好像半飢半飽似的，但又有別的什麼，是一種狂熱的光澤。」
希特勒很不自然，在音樂室和書房裡羞怯地、笨拙地來回走動。他躡手躡腳地走動，好像置身於教堂似的。後來，在花園裡，他向瓦格納一家談起自己的未來計畫時，「他說得有板有眼，聲音也越來越深沉。後來，我們圍成一個小圈，像著迷的小鳥聽音樂似的，但他說的話我們連一個字都沒有聽進去」。他走後，瓦格納太太說，「你們不覺得他註定要成為德國的救星嗎？」齊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來，希特勒明顯地是個「騙子」，也是個暴發戶。
希特勒來到街道的另一邊，拜訪業已癱瘓在輪椅里的、年邁的豪斯頓·司徒·張伯倫。張伯倫是一位英國海軍上將的兒子，是看到德國的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才被吸引到德國來的。他天賦異稟，過於神經質。人們普遍認為，他是他所處時代的最優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格納的崇拜者，與瓦格納的女兒愛娃結了婚。這個英國種族主義預言家對希特勒之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至在當晚「他睡的時間更長，睡得更香」——自1914年8月受打擊以來最甜最香的一覺。幾天後，在寫給希特勒的信中，他說：「只此一擊，我的靈魂之狀況業已改觀。在最需要的時刻，德國產生了希特勒——這正是德國活力之證明。」
張伯倫的這一番話，肯定加深了希特勒之自我感覺，即他是掌握命運的人。約一個星期後，希特勒與羅森堡和漢夫施坦格爾夫婦坐車在巴伐利亞的山間賓士時，由於公路被籠罩在大霧中，他們的紅色「麥塞蒂斯」開進了溝里。回慕尼黑時，一路上誰也沒有開口說話。後來，他對赫侖納說，「我注意到在這次失誤中，你一點兒也沒有害怕。我知道我們是不會受傷的。傷害不了我的事故決不會就這一次。我會安全脫險，成功地實現我的計畫的。」
以通貨膨脹為偽裝面目出現的命運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於希特勒及其向柏林進軍的計畫。到10月初，戰前的1馬克已值當時的6014300馬克。一個雞蛋的價格約值1913年的3000萬個。許多城市和工商企業都自行印製「緊急貨幣」以應付支出。帝國銀行無法拒絕接受這種緊急貨幣，或以與他們的貨幣等值處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貨幣成了大笑話：去年12月印的平面額為1000馬克的紙幣，現在給打上了10億馬克的紅印；巴伐利亞州銀行幾個星期前發行的平面額5億馬克的鈔票，現被蓋上了200億馬克。這200億馬克，假定當時能兌換800美元，但是，待這張帶天文學數字的、不怎麼漂亮的鈔票的持有者來到兌換處時，它只值一個零頭了——假定有人願將硬通貨兌換給他的話。人們瘋狂了。他們不敢持有鈔票一小時。要是錯過一輛去銀行的電車，一個人的月薪便可能減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個年輕跑堂對美國記者歐內斯特·海明威說，他省下了足夠購買一座旅館的錢。現在呢，卻連四瓶香檳酒都買不了。「德國將貨幣貶值，為的是要欺騙盟國，」跑堂說，「不過，我能從中得到什麼呢？」
通貨膨脹的重擔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鈔票支付的人們身上——工人和老年人。工人們已處於飢餓的邊緣，而老人們則在一夜之間成了窮光蛋。靠養老金過活的人們，以及靠債券或人壽保險之利息維持生計的人們，已成了赤貧。用保值的黃金購買的股票現在卻用鈔票支付，而鈔票一過手便又馬上貶值。
唯一感到高興的，大概只有債務纏身的人們，因為他們可用毫無價值的廢紙去償還債務。但是，最大的受益者還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機倒把者以及能把握時機的外國人——他們用低得可笑的價格購買珠寶首飾和產業。只要花上幾百美元，大型產業和大廈便成了這些貪婪的傢伙的財產。傳家寶換來的也只夠一家人維持數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是無法令人相信的：有個婦女，將一籃子鈔票遺忘在街上。片刻後她回來時發現，鈔票被倒入污水溝，籃子卻被人偷走了；一個每星期工資達20億馬克的工人，只能買馬鈴薯給家人度日。基本食物的供應中斷後，向來守法的德國人到田裡掠搶馬鈴薯的事件比比皆是（這時期最尖銳的電影並不是由德國人拍攝的，而是由美國的Ｄ.Ｗ.格里菲斯攝製。這部電影其名叫《生活難道不美好？》，由尼爾·漢密爾頓和卡洛爾·德姆斯特扮演未來就靠一小塊土豆地的德國夫婦。高潮是這樣的：這對夫婦於深夜偷偷地將土豆收起，將自己像馬似的套在車上，驅車穿過森林時，路遇一群土匪，土豆被洗劫一空。當時最好的德國電影是《沒有歡樂的街道》，由首先擔任主要角色的格麗泰·嘉寶扮演維也納一資產階級家庭的女兒。由於股票市場操縱者興風作浪，這家人被搞得窮困不堪，只好忍飢挨餓。電影中有人們在肉鋪前整夜排隊買肉的真實鏡頭。影片是以瘋狂的人們進攻靠苦難發財的屠夫結束的）。
自1月以來，希特勒吸收了約3.5萬名新黨員。到10月中旬，希特勒更加相信，人民已做好了進行另一次革命的準備。「當我的狂想和對整個德國人民的熱愛要我這樣做的時候，」希特勒對紐倫堡的聽眾說，「我只能採取行動。」演講時，他從未這樣動過感情。「你真無法想像，這個人開始演講時，聽眾有多安靜。」那年10月，一個熾熱的追隨者在她的家書中寫道，「全體聽眾好像不能呼吸似的。有時候，我幾乎覺得，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無條件的信任，希特勒使用了符咒。」另一個入迷的聽眾離希特勒之近，幾乎看清了他如何唾沫橫飛。「對我們說來，此人是個旋風式的苦行僧。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們胸中的火焰。他不是用辯論的方法，因為這種方法在煽起仇恨的演講中是不靈的，而是用狂熱地高聲喊叫的方法，但主要的還是震耳欲聾的重複和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感染力的節奏。這種方法能強有力地鼓動人心，且具有原始的、野蠻的效果，他學會了。」
在巴伐利亞，這種煽動性演講所帶來的壓力，使馮·卡爾無法執行其公務，儘管他有獨裁的權力。雖然上司要他遏制希特勒的暴力，但巴伐利亞的許多領導人都向他施加壓力，要他溫和地對待希特勒。巴伐利亞人的脾氣原是民族主義的和保守的，對希特勒之粗暴行徑和激憤言論，雖然許多人表示遺憾，但他們也與他一樣，夢想德國強大和恢複青春。「一些原是受人尊敬的感情，卻誤將人們引上納粹的歧途，」巴伐利亞民主黨一個自由派黨員說，「這些人原也想真誠地為國為民服務。」出於這個原因，巴伐利亞警方人士雖然滿腔怒火，卻未怎麼干預希特勒的暴力。巴伐利亞的陸軍司令奧托·馮·洛索夫將軍，在柏林來令要制裁希特勒並封閉其報紙時，抗拒了這一要求。由於洛索夫繼續違令，遂被解職，但這一行動激怒了巴伐利亞政府，他反而被政府任命就任巴伐利亞州國防軍司令。
次日，全巴伐利亞駐軍集體違令，幾乎等同於叛亂。他們向巴伐利亞政府宣誓與魏瑪共和